集食者偏向于采用后勤式策略，可以预期会产生更多类型的考古遗址。除了驻地和地点之外，还有野外营地、哨所和贮存点。在这一系统中，驻地及地点的特征变化主要与后勤组织的程度相关。

随后，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什么因素决定着两种策略在生计栖居系统中的角色？可以认为，后勤式策略是对区域关键资源非均质分布的直接反应。进一步推论，随着气候挑战的增加（ET增加），关键资源的需求种类也会增加，对食物存储的依赖也会随增加（因为生长季的缩短）。这些特征都是相互关联的，往往随着生长季长度的地域差异而变化。因此，假定其他情况相同，随着生长季的缩短，生计系统中的后勤式策略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外，无论是觅食者还是集食者，在有任何限制“正常”驻地移动的情况下，他们都将会更倾向于采用后勤式生计策略。我们或可认为这种倾向与农业的出现有关。

现在，我可以把我先前关于影响驻地间组合多样性因素的讨论，与本文中关于考古记录多样性的论点结合起来了，后者主要指不同环境中狩猎采集群体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生计栖居行为。前文讨论中指出，考虑到组合是事件差异的反应，随着太阳辐射或降雨量的季节差别凸显，驻地间遗存的组合差异性将会加剧。这是在假设组合的分辨率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强后勤依赖和降低驻地流动性将会被青睐。这种情况会导致这些地点遗存分辨率的降低，这又会降低大致在相同季节或同一系统中驻地间的组合差异性。当然，也会增加一个连续占据遗址组合的内容复杂性和规模。

这种看起来相悖的结果实际上源自季节性在驻地式移动和后勤式移动所扮演角色的不同。例如，在某些环境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夏季或生长季的居住地流动性较高；而在冬季的流动性较低，同时后勤流动性增加。从区域上来看，这会导致丰富的组合多样性的产生。我们也可以预期冬季村落的组合之间会有轻微的量上的差异（在上述例子中），它们很可能与流动的夏季驻地在分类上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夏季驻地的变化很大，包含 “嘈音”。如果对冬季和夏季驻地进行比较，显然冬季驻地组合内的类型“更清晰”、“噪音”较小，组合内部的多样性却更突出。夏季驻地间的差异性较大，但内部的复杂性却较低。

这里的重点是，不应将“后勤移动”和“驻地移动”的视为两种对立的模式（尽管各自确有不同趋势），而应将其视为在不同环境中不同抉择，有时还存在混合。这种混合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多样性，带来非常令人困惑的考古现象。

接下来讨论关于特殊用途遗址的问题。前文提及，后勤策略会产生新的遗址类型：野外营地、站点和贮藏点，且随着后勤策略的增强，地点的特性和可见度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预见遗址间多样性与环境的规律性变化：随着生长季的缩短，特殊用途遗址的数量和功能会增加。除了这种数量上的变化，考虑到后勤策略所寻求的资源“目标”的专业性更强，我们可以预期特殊用途遗址的重复利用会增加；而随着后勤需求的增加，某些特定区域内产生大量的考古堆积（更详细讨论参见：Binford 1978b:488-495）。

最后一点涉及到本文没有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即不同环境背景下狩猎采集者的长期土地利用策略。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短期意义上的组织性和策略性差异。这里的“短期”实质上指的是年度周期意义的。我认为，有很多环境因素形塑了狩猎采集者的短期流动性和土地利用策略。我并不认为，狩猎采集者除非被迫，否则他们会为生计安全一直驻留在一个地方。我一直怀疑所谓的“伊甸园”原则，即环境中会有一个地方如此“美好”丰裕，没有必要迁移。这种观点完全站不住脚，简直不值得生态学家一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所讨论的基于短期视角的策略不足以理解生计栖居系统中丰富的多样性。倘若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狩猎采集者生计栖居行为的理论，尚需从更广的地理视野、更长的时间单位中，对诸多因素做更详细考量。这对理解考古遗址而言，任重道远。

排版：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