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狮子的统治，即最早的统治精英所具备的特点，他们身上第二种剩余物“群体的持续性”占主导地位，这使得他们像狮子一样痴迷于追求稳定的秩序，甚至不惜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暴力诉诸最终的秩序；而狐狸的统治，则是指统治者受第一种剩余物“组合的本能”所激励，像狐狸一样标新立异，好用权术，忽略了对秩序的追求。

最早的统治精英往往是狮子型的，因为夺取权力需要通过暴力攫取。但他们的后代由于自小就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在稳定的秩序下，他们逐渐丧失了对维护秩序这件事的敏感度，从而投身于智力活动，或沉溺于文明和艺术的享受，对统治社会所必须的强力慢慢生疏，只能依赖权术统治社会，这样他们就成了狐狸型统治精英。

狐狸型的统治将瓦解社会的稳定，于是群众中的第二剩余物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和持重者，将以强力卷土重来，代表信念、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的狮子型精英又会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在一段狮子型统治之后，狐狸又会取而代之……如此循环往复，历史的车轮顺着规律的周期不断前进。

用这个理论可以从“天命”和社会现实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解释没有什么学问的农民阶级却在打仗时表现勇猛的问题。相对于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的明朝统治者来说，新生的农民阶级徐达和常遇春无疑是具有狮子型人格特质的精英阶层。

元朝统治经过了近百年积淀，统治者早就从一开始狮子型转变成了狐狸型，殷实富足、典雅庄重的宫廷生活，使得元朝的皇帝越来越疏于打仗，转而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徐达和常遇春一直务农，保留着原始的野性和暴力冲动，他们没有机会颐养心性，是还没有变成狐狸的狮子，武力值强悍。

二、地利之助

凡谈及事物得以存在的原因，必然逃不开分析事物背后的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能够给身处其中的具体人物提供活动的背景、动机和条件等各种因素。可以说，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息息相关，决定了人物的行动轨迹。

如果我们对徐达、常遇春身处的时代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时处于世事动荡的末世。元朝统治者作为异族入侵华夏民族，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改革，试图贬低华夏人民的社会地位，这些举措都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了华夏民族强烈的反抗心理，全国各地的反异族势力纷纷举起起义大旗，一时间山河动乱，人心惶惶。

所谓“生于末世运偏消”，站在元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身处末世的统治者，可谓是气数已尽，在全体中华民族的集体反抗之下，元朝统治必然岌岌可危，属于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旧事物。在时代的大运之下，徐达和常遇春虽然是农民的身份，但却肩负着改朝换代、匡扶正气的的时代责任，他们的战斗力必然势如破竹。

另外农民出身的徐达和常遇春自然熟知平民的心中想法，且具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这些特质都使他们易于成就一番事业。在起义的过程中，底层农民反抗当局具有一些天然的优势。他们熟悉起义当地的各种地貌和武装斗争的击破口，所以有利于在与元军的对抗之中取得优势。

三、人和之兴

一项事业要取得成功，除了需要结合天时、地利的优势之外，还需要具备任何的优势，这就涉及徐达和常遇春的人格禀赋。徐达为人正直刚毅，在年少之时看到元军欺侮贫苦人家就心中十分不满，便偷偷地练习武功，最终养成一身高强的武艺，为朱元璋建立明朝打下了汗马功劳。

常遇春和徐达的成长环境大体相似，他也是武艺高强，且好大喜功、生性残暴、敢作敢为，可以说是非常适合行军打仗的人选，《明史》当中曾用“摧锋陷阵”的字眼，来赞美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可以说，常遇春和徐达都具有极高的战争天赋，他们凭借机缘巧合，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创造了不习兵法却常战常胜的历史奇迹。

四、总结

《红楼梦》探春理家的情节中，薛宝钗曾发表过一番言论，她说：“凡事不用学问提着，就都流入世俗中去了。”如此强调读书认字做学问的重要性。

然而通过常遇春和徐达的故事，却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例外的信息：就算没有学问，只要对生活有体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可以达到和做过学问相类似的效果。不纠结于学问，敢于突破是我们现代人为人处世的一大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