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
选自《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作者徐泓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转自哲学王公众号 ID: zhexueking
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毁誉互见，瑕瑜不能相掩，是向来一般史家的共通看法。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存目四·太岳集》有云：
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万历十年六月丙午条，在为张居正立传时也说：
居正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斲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也。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然而由于张居正“勇于任事”、“嫌怨不避”、“毁誉利害不恤”，因此他死后“持公议者少，惟升沉进退之际，挟旧怨以图报复者为数较多”（孟森《明代史》语）。尤其张居正曾禁书院，与晚明讲学风气相忤，致犯众怒，如东林领袖人物顾宪成即以梅之焕“致思”论张居正，谓“其言可痛”。于是晚明贬张居正者众，而褒之者寡。即如王世贞，虽“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来首辅传》后，还是批评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至于明清之际，万斯同还认为张居正的功业“虽曰瑕不掩瑜，而瑕实甚矣”，因为张居正“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凌上无礼”，失去为人臣应该“以敬为上”之道，“大节一失，余无足观”。况且他的改革措施，得罪了整个官僚系统，“设施举措又多未厌众心”，是以招祸，把他当作“奸人之雄”，而持否定之评价。而被谷应泰袭用于《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曰”的《明史纪事》作者蒋棻更进一步持全盘否定态度，竟痛斥张居正是“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说他“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甚至将万历中的“矿税之祸”，也说成是“居正之贻患”。
但是在晚明值国家危亡之际，也有不少士人反而感念张居正的功勋及其振衰起敝的任事作风，不再说他不合法制及自居宰相之失，如天启年间举人陈治纪即引时人的评语云：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邹元标也说：
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迨明亡之后，明遗民鉴于明亡惨痛教训，对张居正的评价更加肯定。如查继佐《罪惟录》即将张居正列入《经济诸臣列传》，一再强调他“功在社稷”，论列其“用人行政”“撙节理财”之功，及“数年间法纪大张，弊亦尽剔”，“五千余里，几无烽火”之效，并说明张居正勇于任事，不任姑息，是“善百世者不顾一时，制万物者不姑息一事”，决非一般“竖儒所能解”。而清廷官修《明史》也赞扬张居正，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清代后期，国家衰乱之势已萌，有识之士遂表扬张居正，以为改革之榜样。道光朝曾任两江总督、从事两淮盐政改革著有声名的陶澍，就为此将绝版久亡之《江陵全集》，嘱人重校付梓，特撰《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云：
选自《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作者徐泓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转自哲学王公众号 ID: zhexueking
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毁誉互见，瑕瑜不能相掩，是向来一般史家的共通看法。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存目四·太岳集》有云：
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万历十年六月丙午条，在为张居正立传时也说：
居正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斲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也。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然而由于张居正“勇于任事”、“嫌怨不避”、“毁誉利害不恤”，因此他死后“持公议者少，惟升沉进退之际，挟旧怨以图报复者为数较多”（孟森《明代史》语）。尤其张居正曾禁书院，与晚明讲学风气相忤，致犯众怒，如东林领袖人物顾宪成即以梅之焕“致思”论张居正，谓“其言可痛”。于是晚明贬张居正者众，而褒之者寡。即如王世贞，虽“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来首辅传》后，还是批评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至于明清之际，万斯同还认为张居正的功业“虽曰瑕不掩瑜，而瑕实甚矣”，因为张居正“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凌上无礼”，失去为人臣应该“以敬为上”之道，“大节一失，余无足观”。况且他的改革措施，得罪了整个官僚系统，“设施举措又多未厌众心”，是以招祸，把他当作“奸人之雄”，而持否定之评价。而被谷应泰袭用于《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曰”的《明史纪事》作者蒋棻更进一步持全盘否定态度，竟痛斥张居正是“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说他“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甚至将万历中的“矿税之祸”，也说成是“居正之贻患”。
但是在晚明值国家危亡之际，也有不少士人反而感念张居正的功勋及其振衰起敝的任事作风，不再说他不合法制及自居宰相之失，如天启年间举人陈治纪即引时人的评语云：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邹元标也说：
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迨明亡之后，明遗民鉴于明亡惨痛教训，对张居正的评价更加肯定。如查继佐《罪惟录》即将张居正列入《经济诸臣列传》，一再强调他“功在社稷”，论列其“用人行政”“撙节理财”之功，及“数年间法纪大张，弊亦尽剔”，“五千余里，几无烽火”之效，并说明张居正勇于任事，不任姑息，是“善百世者不顾一时，制万物者不姑息一事”，决非一般“竖儒所能解”。而清廷官修《明史》也赞扬张居正，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清代后期，国家衰乱之势已萌，有识之士遂表扬张居正，以为改革之榜样。道光朝曾任两江总督、从事两淮盐政改革著有声名的陶澍，就为此将绝版久亡之《江陵全集》，嘱人重校付梓，特撰《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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