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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这个“捐官”制度，依我们现在人来看，非常不好。但在清朝，捐纳制度却有“官多实缺少、明码标价、统一管理”等三个特点，很合理并行之有效。

如：捐的官很多，但绝大多数是候补的，真正的实缺非常少。一个县令，候补的有时多达1000多个。且捐官是明码标价。什么官，多少钱，都是有规定，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更为值得点赞的是，这个制度的管理是统一的。在清朝不是什么官位都可捐纳的，如吏部官不可以捐，吏部是管干部的；礼部的官不能捐，礼部是管教育，管科举考试。就京官来说，尚书、侍郎这一级不能捐，郎中以下可以捐；地方的官员总督、巡抚、布政使这些不能捐，道员、知府、知县以下可以捐，且规定由户部作为捐纳的主管单位，所捐纳钱统一交户部国库，当然，后来也一部分也分到省里边用。这项制度明确规定，开捐的五个方向：军需，打仗需要的；河工，河决口了，治河的；赈灾，大灾荒的；营田开荒，开垦的；海防的，这五项可以捐纳。

清朝捐官凭证

这个制度，其实，最大的特点是在提倡人人平等，童叟无欺的基础上，初捐人员必须要获得参加铨选考试合格者，且收钱之后发给执照作为凭证，才有当官的资格，它是科举制度外的一种补充。由于捐纳有悖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因此，“捐官”被“其始固以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成为一种选拨人才、弥补财政不足的一种制度。

我们文中的主人翁程哲，就是在科举不顺，只考到了“监生”资格的情况下，通过捐纳制度，堂而皇之来崖州做知州的。至于他这个官是几时捐纳的，我想应该是清康熙中后期。因为，《歙县志》上记载，其官位是父亲为其捐纳的。而其父程浚，早在康熙四十六年就病逝了。父亲死前为其捐官，可死后五年，史志上还留下了他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作为“七略书堂”老板，帮助老师王士祯在临终前出版《带经堂》全集的记载。所以，程家捐的这个州同知，也应该是个“候补”的。程哲是雍正二年任崖州知州的，当时的崖州只是一介散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县级市”，归琼州府管辖。程氏家族用六千两银子捐个“州同知”级别的官，且排近八年的队，才候补被放任至中国最偏远地区的“南蛮”之地，海南岛的崖州做个县级市长，可见，清朝捐官制度，还是比较公平的。

清朝纳官凭据

程哲作为著名盐商的“商二代”，他为何要弃商从政，捐个官？

我想，除了大部分盐商，都曾通过捐纳官位来保护家族商业利益外，还主要是受导师王士祯的影响，以传统儒士“修身齐家平天下”理念，来实现自己诗与远方的情怀。

所以，程哲弃商从政，不是如许多商家花钱买官后再通过贪污腐败来收回投资的商业行为；而是以一介儒生怀抱理想，于雍正二年，走马上任到崖州为官四年，且留下了好名声的文人情怀。

二

程哲是在清雍正二年底至七年三月，莅任崖州知州的。而他之前是否在其它地方任过职？有关这位大盐商从政的仕宦履历及在崖州事典，不知为什么，《崖州志》上并没有记载。

但《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中却有详记：“（程哲）初任奉天锦州府宁远州知州，例升知府，改补广东琼州府崖州知州。（在崖州）招抚生黎就化，黎童服教有知诵读者。立唐宋三贤祠祀李德裕、胡铨、赵鼎。政绩夥著。擢户部员外郎，提升两广盐运司，同历潮州府同知，内迁福建司主事，以原官致仕。”看来，这段谱谍所记，不仅弥补了《崖州志》志载不足；而且，让我们得知他的第一份官职，是在一个名宁远的地方当个小知州。

这个小州现今很多人不太知其名，但历史上却赫赫有名。这个古称宁远今名兴城，位于辽西走廊中部，东南濒临渤海现归葫芦岛市代管的县级市，因明朝一代名将袁崇焕，在此抗后金而取得著名的“宁远大捷”而举世闻名。故而，明朝在此设宁远卫，清代撤卫建宁远州。民国二年(1913)改州为县。后因与山西、湖南、甘肃、新疆等省之宁远县重名，乃沿用辽时之名改称兴城县。因此地属“八旗外城，疆域所属”，故清朝在此设儒庙兴科举。至今，该县的文庙中还保留了雍正亲笔题咏：“生民来，未有夫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的楹联。宁远古城与西安古城，荆州古城（今江陵县城）和山四平遥古城同被列为我国迄今保留完整的四座古代城池。

可惜，我无法前去兴城市去寻找，当年任宁远知州程哲政绩，也不知道，这位盐商当年捐纳的钱是否用于此地？但是，从族谱中记载可知，程哲肯定对宁远州的文教做出了贡献，否则，不会升职为知府后又改补出任崖州知州。

宁远古城

或许是一种缘分，崖州历史上也曾管辖过一个名叫宁远的古邑。从中国渤海岸边辽东的宁远州再到南中国海岸崖州的宁远县就任，江南才子程哲，肯定是感慨万千。站在崖州府城墙上，俯瞰脚下宁远河入海处的崖州湾，那一域天之涯、海之角空旷无垠，顿时，让他不得不把诗与远方的理想，拧紧。因为，程哲上任的崖州，不仅是炎荒贫瘠的“南蛮”之地；而且，他刚上任时，正是崖州发大灾之年。

《崖州志》记载：雍正年初“飓风大作，山水暴涨”；雍正三年五月，崖州地震，七月又震。连遭两次地震；震后天旱，兼蝗虫食禾，米价腾贵，“斗米一金，民多饿死”。程哲刚到任，便着手抚黎安民，恢复生产。为了掌握震情旱象，他自备夫马，亲自到州西一百多里的九所、龙鼻、红墓、木棉头、翁公头、老新庄村落和诸黎峒，实地考察，了解民生，所到之处，村民扶老携幼，夹道哀告灾情苦状。然后，他详文禀请上宪，由琼州府海船运谷三百二十担，直接发往旱区，以救饿户；又开官仓，拨出大米二百五十担，专派震区，以恤困民。崖州志上对他的这项救灾政绩记载了：“开仓平粜，民得聊生”且州人感念之“勒碑称颂”。

崖州志程哲简介

有关程哲治理崖州的其它一些政绩，虽然崖州志上记载不多，但崖州民间方志与族谱上却有些点滴零零碎碎的史讯。如，作为州守，他用俸金买田，以赡学校。现归乐东的九所社区的“乐罗社学”，就是用他的俸薪百金首创的。还有他爱贤重才，闻州人颜其亮（今九所镇乐罗村）少负文名，便聘其为乐罗社学第一任教习。州人闻讯，便纷纷送子入学，一时执经者满帐下。还有程哲为官善政清风的案例。如他在任上时，废除儒学、岁贡花红酒席，和岁考生员、童生合用果饼费用。不修补衙门，省下经费，惠政于民。并曰：“官斯士者，民漠疾苦为要。清约自持，清苦如僧。廉明方正，禁革衙门陋规。以物敬之，皆不受。”

还有三亚学者曾撰文说，雍正四年程哲曾巡视藤桥时，曾亲自书写并立下了《藤桥市劝戒客民碑》，词曰：“勿嗜酒而沉醉，勿见色而贪淫；勿因风而晓坐，勿披露而夜行；勿因饥而饱食，勿因渴而多饮；勿因垢而晨沐，勿因倦而昼寝。”落款为：“雍正四年知州程哲立”。

崖州今三亚 宁远河畔

可惜，这块劝善的歌碑我没有见到，但他作歌勒碑劝喻州民的这首打油歌词，却让崖州的妇孺老少爷们都能听懂，彰显了程哲，欲将历史上的危地边陲崖州百姓的“陋习”改革的一种诗和远方的实政情怀行为。故而歙县程氏族谱所载：他在崖州“招抚生黎就化，黎童服教有知诵读者。立唐宋三贤祠祀李德裕、胡铨、赵鼎。政绩夥著。”这些史讯可信。

然而，对黎族开展“王化”教育，为先贤树碑立传、劝善州民，本是历届领导必须的职务行为。作为江南盐商的富二代，纳钱捐官弃商从政，程哲，肯定有与前任有不一样的作为。那就是，他用商人的智慧，为崖州开办盐场，诞产了三亚历史上著名的“贡盐”，也就是海南历史上三大盐场之一“榆亚盐场”，今天“三亚盐场”的前身。

据广东盐务志所载，早在唐代乾元元年（758年），海南岛就有近海老百姓煮海水为盐的记载。岛西的儋州市，至今仍保存着的1200多年前老百姓凿石为槽盛海水晒盐的千年古盐田遗址。岛南的三亚作为盐乡，除了现今崖州学宫厢房内有展览厅可凭证外，还有史志可佐证。据《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乾元元年，宁远、振州等县有盐。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

史志中记载的振州，就是历史上三亚在唐朝时的名称，宁远县是振州所管辖的古邑。唐朝时，振州当地的百姓，就开始了煮海水为盐。到了宋代，官府开始派驻机构和官员对盐户做了正规的管理，故，盐税金，便成了州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明清以后，盐税、渔税与槟榔税成为崖州的三大税金。产盐户跟别的农民、渔民一样，被各种苛捐杂税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加上盐业被官府管控得很死，因此，三亚的盐业一直局限于“煮盐”的小规模生产中，直到清雍正年间，程哲上任来到了崖州才有了巨大的变化。

那时的三亚，只是崖州置下东边三十里外一个码头边上的小渔业与盐村。虽然，有明朝建立起来的海军“榆林基地”，也有各地渔民集居三亚港所形成的一个边陲渔业墟市。但，当时这个渔村的经济结构很单纯，盐工煮海水晒点盐也只是换点日用品，绝大多数村民，还是靠浅海捕鱼收入维持生计。程哲来了后，不仅开始大规模修建盐田，而且引进江淮盐工与盐商老板来投资发展盐业，所产食盐俗称“北黎”盐成为贡品，使“三亚盐”顿时闻名遐迩，成为与与东方、莺歌海齐头并进的海南三大盐场之一。

可惜，这段历史，崖州志没有详记，只散见广东盐务志与其它方志中。

然而，作为海南岛解放后最大盐场之一的三亚榆亚盐场，其场志中却透露出一些信息。虽然场志上只刊载了，盐场从清同治八年己巳年（1869年）始，由广东电白县红花尾人盐商李隆春先到崖州三亚港考察，然后召集州人投资，开辟了润和盐田，后又改造原三亚湾沿海与三亚河两旁的老盐田。这些零散的史志，仍可窥见，雍正年间程哲开发三亚盐场的痕迹。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民国四年（1915年），崖州的盐田从三亚湾逐渐发展到红沙，共建87个盐漏。由于建造质量上乘，生产能力颇高，仅1935年到1938年三亚盐田最高产量就达68万余担。由于，民国四年，琼州盐业开放经营，各路盐商大贾云集，纷纷前来参与盐业运销。据相关资料记载，民国初年，整个海南岛上共有运盐场馆20家，其中，三亚港便占13家。又据《海南自治州概况》一书记载，“当时三亚、榆林、藤桥为产生盐（即日晒盐）区域，保平、九所为产熟盐（煮盐）区域，而营盐业以三亚港为最盛，计有盐田十七区，每区资本大者四五万元，小者七八千元，年产盐达三十余万担”。

崖州府

解放后，榆亚盐场成为原崖县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据场志载：1960年至1970年，崖县(三亚市前身)税收的60%多来自榆亚盐场。1991年之前，三亚河两岸50米内多是盐田，那时榆亚盐场的盐田有9000多亩。今天，三亚著名的景点美丽之冠、鹿回头公园以及三亚市公安局、财政局、时代海岸等所在地，曾经都是榆亚盐场的盐田。

或许，开发三亚盐田，这正是程哲能从崖州一介散州的六品小官，升职为广东盐务运同五品大员的直接原因。

三

程哲是几时候离开崖州的？

崖州志未载，但史志却列出了他的继任者：“严钰，江南含山贡生，雍正七年任”，所以，可以确定，他是在雍正七年赴广州上任的。新任职务为广东盐务司运同。有关“运同”一职，我前面有讲过，这个职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广东盐务局常务副主任，官职仅次于“盐运使”。

盐运使，作为盐务司老大，在清朝属从三品大吏，由皇帝亲自任命，故而有兼“巡盐盐政督御史”之职，属于钦差。而“盐运同”却是主管盐务的实际长官。吏部升迁程哲为此职，我想除了他在崖州的政绩外，最主要还是在于他的家族作为两淮盐商领袖背景的原因。

两淮盐务司是清朝最大的盐务机构，而广东仅次。将程哲调任广东主管盐务，其实，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最主要的是，让他来协调这两家盐务司，在经营地盘上的矛盾。

莺歌海盐场

这个矛盾主要展现在两家盐务司经营边界上一座城市：衡阳！

两淮，自古便是重要的产盐区，而地处两淮中心的扬州，因又是京杭运河始发点，更是重中之重。故，以主宰扬州的微州盐商更为闻名。

程哲的家族，从明末至清初，均是扬州盐商的领袖，程氏一门不仅出过几位两淮盐政史，还一直是徽州驻扬州盐商的会长。在清朝初期，两淮盐务经营地盘一直以“两江”江南道与江南西道为主，与广东盐务经营两广及贵州一带的地盘以衡阳为界。衡阳自古就是一个地理分界线，有“雁不过衡阳”一谚语，故历史上，衡阳就一直是“奥盐”的地盘。但在清康熙年间，作为“淮盐”领袖的程哲父亲程浚，经过各种关系与实力，将衡阳纳入了“淮盐”地盘，导致与广州最近的“奥盐”无法进入衡阳，故而，让广东盐商意见很大。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背景。衡阳，即历史上湖南的衡州，清代是湖广行省辖下的一个府。在中国盐业千年官营的背景下，衡州在清初属粤盐区，处在粤盐区与淮盐区交界之地。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衡州人吃粤盐，盐从广州出发，要绕过逶迤岭南的“五岭”一大圈路，其实是舍近求远。而淮盐从邻近江西运到衡州成本反而更低，故当地人当然更愿意吃淮盐。但是，因为行政管辖与盐区经营范围与考核标准不一，导致两盐区的巨大矛盾。清初期，淮盐区盐税考核只到省一级，而，而粤盐区对官员的盐税考核却是一直到县邑，衡州盐商向粤盐区交的税达不到指标，归胡广管辖的衡阳及下属县官便强行摊派。百姓没钱，就只能强迫乡绅富户买盐或直接交钱。乡绅们自然不服气，于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衡州的盐商和读书人开始奔走呼吁，要求把家乡划到淮盐区，甚至隆冬正月跑到北京，直接向皇帝陈情，事情闹得很大。终于，在两淮盐商领袖程浚的推波助澜下，到了康熙年间，朝廷正式把衡州府从粤盐区划入淮盐区。

衡山

然而，衡州士绅们拼死拼活争取到了吃淮盐的“福利”，老百姓却不领情。没过多久，人们又回过头去，吃起了从广东走私过来的盐。原本没有多少私盐的衡州府辖区内，自此开始私盐泛滥，自然影响了淮盐区的生意。

按照清朝的制度，盐业好坏是直接影响官员政绩的。因淮盐区，盐业考核只到省一级，不影响到衡州下辖县邑官员的业绩，故便有纵容私奥盐进入；而另一边粤盐区的两广官员也有了宽容粤盐走私的动力。由于，粤盐大量进入两淮盐区，影响了后者的盐税收入，这就引起了两地高级官员的尖锐对立。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有好几任两广总督，都坚定地站在两广盐商的背后，努力把盐卖到湖南西南部去，自然就与淮盐区官员与湖广总督及户部，甚至于皇帝之间有了旷日持久、喋喋不休的争吵和磋商的经历。

衡州隶属粤盐区时，在政绩考核压力下，官员对私盐查得很紧，少有私盐案发生。而划归淮盐区后，两大盐区官员开始勾结盐商，纵容私盐入侵。官盐比私盐价格高了几倍。而且到了清中期，从广州运出来的盐可以经由北江、韶关再到衡州，路程缩短了很多，运输成本更低，老百姓当然都去买便宜得多的广东私盐了。这些原因加起来，就造成了衡州府先是民怨沸腾后又私盐泛滥的局面。

程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广东盐务运同使一职。作为具体主管两广盐务的官员，他一方面必须维护两广盐区的利益；而，作为两淮盐商领袖的第二代人，又要面临亲朋好友徽商们的压力。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自然导致两广盐商及官员们的攻击。

现在查不到当时的资料，程哲在处理衡阳走私盐的任何史讯，但可以想象得到程哲的为难。别说，程哲这样的小官吏，就是后来，我们能看到的清道光等年间，两广总督都无法将这个本属于体制问题处理好的史载记录。

因为，查处衡阳走私盐，表面上是老百姓该吃哪里的盐，是地域行政管辖权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市场规律与权力之间的矛盾。《清史稿》就记录了，道光年间大盐枭黄玉林走私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到走私盐是个历史问题。在古代中国大部分朝代，国家都对盐业实行垄断专营，宋代以后，盐税更成了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收入。但，从未有一个朝代能够彻底禁绝私盐问题。清代沿袭历代老规矩，照人口发放的官盐，但这个额度显然是满足不了民众需求的。于是，程哲任职内，允许两广老百姓自己挑40斤以下的盐到行政管辖区内的衡阳等市场上卖，不算走私行为。故，在湖南，虽然卖淮盐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淮盐产地距离衡州很远，相比而言，因北江与西江运道的开通，粤盐产地从韶关进入反而更近，运输成本也更低。所以，粤盐在衡州就更便宜了。

众多的老百姓担着40斤粤盐在湖南卖，自然就有领头人。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史载，走私船上“器械林立”便有了武装贩盐的队伍，自然，就成为官吏斗争的起因。

四

查不到，程哲是几时从广东盐务运同使一职，调任潮州府同知。虽然，这一职务是平级，但从省城放逐到海边一个州府任副职，其实，就是降职。

程哲为何会被降职？

除了因处理衡阳走私盐官场斗争失利外，我想，还跟一件事有关，且有重大关系。这件事，就是雍正年间著名的“文字狱”。也是我在上文所讲过的，清康熙年间庄廷鑨明史案，为何也成为当代著名作家金庸《鹿鼎记》小说的开场首篇的原因。因为，这里面也涉及金庸先祖查升的堂兄查嗣庭在雍正年间所发生的一场文字狱有关。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

金先生的先祖查升有个堂兄查嗣庭，在雍正四年(1726)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出考题时，有“邦畿千里， 维民所止”内容，却被人劾告“维止”二字系雍正去头，故而获罪。虽查嗣庭自杀于狱中，但乃遭戮尸枭首。其子十六岁以上判斩刑，十五岁以下流放，其亲族、弟子多人受株连，史称“查嗣庭试题案”。

本来这个案子与程哲毫无半毛钱关系。但查士标却也是新安(今安徽歙县、休宁)人，流寓江苏扬州与程家有着同乡之谊。查士标虽为官吏，但家富收藏甚丰，本身又是清初著名书法家和诗人与画家，擅画山水，为“新安四家”之一。他在扬州时，曾作《早春岸柳图》一画，为徽商葛人先生祝寿所作，画图上部自题：“葛人先生以黄海胜流，作广陵寓公，方当服政之年，遂坚高隐之志，先生既家世清华，望隆艺苑，承家令子，弥垂声名，兹届初度，同人侑笔之辞不一而足，余忝窃同好，幸托葭莩，辄为点染烟云，用供啸傲，因赘数言，并志所慕云尔。康熙丁卯长至月，同郡同学弟查士标。”后署款：“康熙丁卯长至月，同郡同学弟查士标”。而这个“葛人先生”就是程哲父亲程浚。

扬州

虽然，程浚在康熙四十六年就作古了，但作为“查嗣庭试题案”主犯查士标同学与同乡儿子程哲，自然也被对手作为攻击“把柄”，也就逃脱不了干系。

查士标这副画，当时为程浚所藏，后流转屋民间。民国时又被程氏后裔上海沈阳故宫博物院，并一直存放至今。

程哲是几时离任广州去潮州任职的？我也无法查到具体时期。族谱只说了他“历潮州府同知，内迁福建司主事，以原官致仕”。主事虽为京官，但也只是个六品，相当于现部委的副厅级办事员。也就是说程哲官运不顺是导致他致仕亦辞官归去的原因。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因为，史志记载了清乾隆年初，他又主持“七略堂”书社出版的书籍。因此，可以肯定，程哲是离任广东盐务司运同一职前，又一次来三来视察盐务时，摩崖石刻的。

《崖州志》记载知道，程哲是在雍正十一年题“天涯”两字，应该是在广州任职四年后，又回到了崖州。这就是我为何支持崖州志的记载及郭沫若校正的“天涯”两字的题刻年份为雍正十一年的依据。

雍正十一年，程哲离任崖州知州的四年后又回来。从弃商从政，又将弃政从文，带着一身官场斗争的疲惫，江南歙县才子程哲，站在曾经管辖区域的马岭海边的一块巨磊前，面对湛蓝如洗、海天一色辽阔的南海，心里不由涌起了万分感慨。千言万语涌进笔头，挥笔一就，“天涯”两字，不仅寄托了自己一生的心痕，更是发出了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对人生对社会思考、对世海苍桑感悟的哲学共鸣。

从此，“天涯”石，作为珍藏在钟灵毓秀的古崖州海边，现今天涯海角景区内的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丰碑，已成为华夏文化遗落在珠崖，中国最南端滨海之畔的一块瑰宝奇磊，千秋万代，栩栩生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