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戏之都》一文中，写到北平中华书局周支山在丰泽园请饭，邀请了钱歌川与“新从法国归来”的程砚秋。查程砚秋在1932年1月14日赴欧考察，直至1933年的4月7日才归国。因此，在1932年春天，程砚秋是断不能与钱歌川在北平共餐的。

查看钱歌川文字，发现“1932年说”，《引言》并非孤例。他在《易君左与黄四娘》一文与《苦瓜散人自述》一书中，均把初履北平的时间定在了1932年。后者是钱歌川自传，“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脱稿于纽约侨居时年八十又三”。“1932年说”既为本人所写，且多次强调，因此，很容易被人采信。陈子善在《钱歌川与他的散文》中即沿用此一说法，谓：“直到1932年，钱歌川北上，在盛成、阎宗临等友人陪同下饱览故都风光”云。

倘若不是1932年，那又会是哪一年呢？钱歌川虽然多处坚持了“1932年说”，但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上述提及的三处，都是钱氏在1980年代的回忆，换言之，是他晚年的记忆。

如此，既已初步否定了“1932年说”，但仍尚需找出另外的具体年份才算圆满。还是回到《悼学仪》一文中继续寻找。学仪者，黄学仪也。为钱歌川同学、朋友黄卓（原名学武、字公度）之妹。黄学仪、黄卓有胞姐黄学略，是易君左的妻子。能诗词，署名“花蹊”，此名脱典于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蹊”句。故钱歌川《易君左与黄四娘》文，以“黄四娘”称黄学略。此文亦提及与黄学仪、黄卓兄妹的北平相会。从作者行文的沉郁，读者隐约能感觉作者对于北平之旅似有更深一层的意味。

先查《钱歌川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前面有编者杜学忠的长篇《序言》，涉及钱氏北平之旅处，亦持“1932年说”。书中收《悼学仪》一文，说：“第二次我和学仪相见是在北平，时间是廿五年春天，我附骥某学术团体到北平去开会，初去住在公度家里，学仪那时也是在北平，住在她哥哥那里，没有找到相当的职业。”说的是同一件事，此处又出现“1936年说”了。好在此文后，编者备注了文章出处，为钱著《偷闲絮语》。

《偷闲絮语》是钱歌川在抗战时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散文集。经查该书1943年12月渝二版与1946年8月上海版两个版本，在相关处，均白纸黑字写着“廿五年”即1936年。但我并未就此打消疑惑，作者写《悼学仪》时期，距北平之旅并不算遥远，按理不应出现太大的记忆误差。另，正常推理作者写作此文时间，当比《偷闲絮语》出版更早。

作者《悼学仪》缘起就写：“廿八年四月十六日我由昆明乘中航机飞抵重庆，公度扶病到机场来接我，三年不见，见面第一句他就说：‘今日在这最坏的地方见面，而要给你报告一个最坏的消息，妹妹死了！’我一惊之下，半晌说不出话来。”所以，在此情况下，钱歌川不会拖了很久才写《悼学仪》一文，在结集之前先发表应是大概率的事情。

果然，经过并不麻烦的搜寻，查到《悼学仪》一文发表在1939年9月20日上海出版的《人世间》杂志上。再查原文，又有“意外”之得！即《人世间》所刊原文与收入《偷闲絮语》基本一样，惟一不同的，是时间：“第二次我和学仪相见是在北平。时间是二十三年春天，我附骥某学术团体到北平去开会。”

自此，钱歌川在自己的文字中，对北平之旅的时间，出现了“1932年说”、“1936年说”与“1934年说”三种。“1936年说”仅出现在《偷闲絮语》中，因有更早的《人世间》版本比对，故很有可能是出版时误植。但此书再版数次，仍有此明显错误而未加纠正，对于编辑出身的钱歌川来说，似有点匪夷所思。以至于“1936年说”的谬误流传，一直延续到收入此文的《钱歌川文集》（1988年）与更后出版的《钱歌川散文选集》（1992年）中。

“1932年说”因与盛成、阎宗临、程砚秋等人活动轨迹不相符合得以否定，“1936年说”也因采信作者更原始的文本而加以排除。因此，我们可以试着论证“1934年说”的合理性。

钱歌川在《钱歌川文集》写的“引言”说，这组文章在《新中华》发表后，“意外受到读者称许”。查《新中华》杂志，收入《北平夜话》的10篇文章，均发表于1934年。第一篇《吃过了吗》，发表于7月25日出版的《新中华》（第二卷第十四期）上。最后一篇《春风青冢》发表在12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二十三期上。

再查《北平夜话》一书，1935年3月由中华书局初版。书中收入在《新中华》发表的10篇散文。卷首有《献呈之辞》诗一首，云：“先生新自北平还，絮话游踪每夜阑。十日谈完成一卷，如今送把你先看。”落款是“民国念三年嘉平月歌川代笔”，点明结集时间是1934年12月。所以，倘若作者真是在1932年春游览了北平，文章却发表于1934年7月之后，是断然不能说是“新”的。至于作者亲自操刀自作“献辞”却戏称“代笔”，盖因此组文章发表及结集均以“味橄”为笔名。

钱歌川晚年著有《苦瓜散人自述》一书，读后发现提及北平之行共三处，两处是钱本人写的，一处是阎宗临写的，时间表述上是有矛盾的。

第一处在第十章：“民国二十一年我参加了一个学术团体，到北平去开会，藉此到心仪已久的北平去游览一番。很多朋友如黄卓、盛成、阎宗临诸人，都带我到各地去观光，虽则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却比许多在北平住了多年的人，还有逛得多些。”

此处仍是“1932年说”。在此章中，除了再次提及并感谢盛、阎、黄三位友人，还明确提及第一次拜访老乡齐白石就给画了两张画（一张是“小鸡白菜”、一张是应钱氏所请为其祖母贺寿专门画的“彩色大菊花”）。

书中另一处提及北平之行，是在第十六章中：“黄卓……他最喜欢北平，民国二十三年春，我参加了一个学术团体，前往北平开会时，就是住在他家里。”这里，同一件事，时间却调整为1934年了。

第三处也是在十六章中，是阎宗临的表述。钱歌川游历欧洲时，与阎重逢，阎在钱氏纪念册上题诗留念，除写了一首五言四句短诗外，另有跋言，云：“民国二十三春，遇歌川于故都，相携漫游，访问景物，每忆及不知所以地有种恋恋之情……”这是另一当事人的记录，钱与阎的故都之会是在1934年。

《苦瓜散人自述》（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于钱歌川身后，是书无编后记交待出版由来。作者书中互相矛盾的笔误处，编辑未能勘出。此书最后有《钱歌川著作生平简表》，未署名。其中“1932年”条下，有“赴北平开会，返沪后将所见所闻写成随笔小品在《新中华》杂志发表，以笔名‘味橄’结集出版《北平夜话》。”似是而非，当然是错的。《简表》不知作者为谁，如此，板子轻轻地该打在何人掌心？！

所以，关于钱歌川初履北平的时间，可以明确定格在1934年。钱氏北平之行的散文基本写实，在大部分文章中，盛成的形影、言谈呼之欲出，正好得以填补该年春盛成行迹的空白。至于钱歌川北平初履年份缘何在其行文中有多处不一，究竟是记忆有误，抑或仅仅是笔误，则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