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商鞅第二：桑弘羊（2）

关于桑弘羊何以进宫，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公元前141 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 ——前87 年）继承帝位。不久便营建茂陵为死后的坟墓，并准备设置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把各地的豪富迁到那里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他随家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被选入宫充当武帝的侍中（亲随），留了下来。

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由于是在皇帝左右办事，因此一般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汉初以来继续实行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奴隶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生活于工商奴隶主家庭的桑弘羊对此不能无所感受。被迫迁徙，对他的震动更大。但是，他到底还年幼，思想没有定型，而担任侍中这样难得的官职，又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希望。他同比他年长几岁的武帝朝夕相处，受到武帝法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新的环境，不断培育着新的思想。他还在侍奉武帝读书的过程中读了很多书籍和朝廷的档案材料，使他逐渐懂得了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历史。他深刻地感到，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等法家的主张和政策是适应形势需要的，只有实行法家路线，才能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随着法家思想在头脑中的牢固树立，终于使桑弘羊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坚定地站到了新兴地主阶级一边。

桑弘羊入宫不久，武帝开始逐渐实施“独尊儒术”的政策，在学习上对经学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桑弘羊也开始研读《五经》，并有很深的造诣。借助在皇宫伴读的有利条件，桑弘羊还得以广泛涉猎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尤其精通法家和管商之学；在史书方面，因为秦汉时隔并不久远，并有着阅读皇家档案的便利条件，桑弘羊的历史知识则显得更为丰富。

刘邦刚当皇帝的时候，天下经过多年战争，物资极度匮乏，皇帝的车驾都备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有时只能乘坐牛车凑合。

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采取募民屯边的政策，选拔将帅守卫边境，训练士卒，并对运输粮食到边塞交给国家的人给以官爵奖励，积蓄抗匈力量。武帝即位初，西汉的经济已进入繁荣时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城乡粮仓都满，国家财政收入年年有积余。京师钱库里的钱长期不用的有好几亿，穿钱的绳索都烂断了。太仓（京师国家粮仓）的陈粮一年积一年，装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以至霉烂不能吃。马匹也繁殖得很多。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从一个方面说明对匈奴侵扰的战略反击时机已经到来。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匈奴又来请“和亲”。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行（接待宾客的官）王恢主战。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韩安国散布失败主义谬论，主和。大臣大多站在韩安国一边。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和亲”。

武帝对主和派的种种谬论非常愤怒。他常常将朝廷上的和战之争情况说给桑弘羊听，征求桑弘羊的意见。桑弘羊坚决主张抗战，他说：“汉朝有匈奴的存在，就像木头里有蛀虫存在一样，又好比一个人生了病，不治它就会使病加重。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国之间也常常订立盟约，但从来没有一个盟约是坚固的，更何况是反复无信的匈奴！只有用武力解决，才能使边境的老百姓得到安宁。”武帝很赞赏桑弘羊的话，更加坚定了抗匈的决心。

保证充足的战费是抗匈战争的一个重大问题。连年战争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支出。除了备战或作战要有充分的粮草、武器、战马供应外，作战胜利后还要对立功的官兵进行赏赐，对归降者进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财政蓄积消耗得很快。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29 年），大农令（主管财政经济的长官）郑当时就已经在考虑扩大财源，决定对商人的车船征税。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建立朔方郡，参加筑城的人有十几万，费用达数千亿钱。元溯六年除战争消耗外．还对有功官兵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一万钱）。经过这次支出，郑当时向武帝提出报告，说财政收入（包括历年积余）已经耗竭，“犹不足以奉战士”。他建议采取用钱买爵及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经议定，设“武功爵”十一级，最低一级值钱十七万，其他各级依次提高，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九级以上专用于奖励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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