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官吏徇私舞弊，陈大文不容忽视，立即上奏嘉庆帝。嘉庆十年（1805）正月，距离当初案发已经过去了两年，嘉庆帝将郑泰革职拿问。紧接着，安徽省的最高长官们如巡抚、按察使等统统换了一遍，而陈大文也调任左都御史，两江总督由铁保接任。这些安排颠覆了案件审理，也将讼师刘儒恒推向了前台。

铁保到任后，张家也递了一纸诉状，自称家世清白，通奸之事乃刘儒恒捏造。新任总督意见很明确，要翻前任的案，负责审案的官员也收了张家8000两银子，于是很快案子被认定为“烘板中毒”（即今夫所谓煤气中毒）。“捏造诬控”的主角刘儒恒被铁保严令审问。

或许，如果没有刘儒恒接下来的操作，寿州命案就会以这种方式结案。但是，刘儒恒早已定下了自保计划。在被关押之后，同年十月，其子刘荣光踏上了赴京控诉的路。而后续案情的发展和反复，也全由刘儒恒在推动着。

其实刘荣光京控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倘若刘儒恒被按“讼棍例”（清代严惩讼师的律例）定罪，迎接他的将是发配烟瘴之地充军的重罚。果然，嘉庆十一年八月十四日，铁保上奏给皇帝的“结案报告”对此案的定性，就是“讼棍诬奸毙命重案”。

就在铁保即将上奏时，刘儒恒派遣家人第二次赴京。此时刘荣光正被羁押在刑部审问，这一次派出的人是刘儒恒的妻子汪氏。时间差不多正好，九月初一嘉庆帝批复铁保奏书，九月初九汪氏到达都察院，同一天，嘉庆帝任命因不徇私情而有“初老虎”之称的内阁学士初彭龄为安徽巡抚。这一人事调动，再次改变了案件方向。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理，初彭龄终于查明了真相：张大有与弟媳——张大勋之妻胡氏通奸，张伦也与胡氏成奸，进而张大有用砒霜作饼下毒谋杀。事后，张家不服，赴京翻控意图“反攻倒算”，在嘉庆帝派出钦差秘密查访后，确认此案无误，终于落锤。

审判结果是这样的：张大有斩立决；郑泰和几个妄断官员发往伊犁流放；李东阳杖一百、流三千里；铁保革职留任。刘儒恒呢？按理说，正是他的不懈推动，案情才最终水落石出。然而对他的判决并不公正：边远充军。罪在何处？前面提到，刘儒恒代写词状称，郑泰通过苏三给了李东阳5000两银子封口费，而事实却是500两，因此刘儒恒“所控系属全虚”。按法律规定，“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充军例”，被判发配边远之地充军。

刘儒恒发配的地方是福建福安，十年后，嘉庆二十二年 （1817）六月，刘儒恒向州府控诉鸦片通行、钱粮重耗、教匪不办等事，被官吏刑讯逼供以致身死狱中。在自书遗命呈状中，刘儒恒写道：“犯所控如虚，愿加死罪，所控得实，亦甘认千古犯义之罪，为告官者戒。但恳皇上天恩，俯准怜犯之妻媳子孙十一口，皆无辜赤子，回无归费，住难活生，救民水火之中，实皇上如天之德，不忍一夫失所之恩也。战傈悚惶，哀哀上叩。”

他的恳切言辞能感染后世阅读这份档案的人们，却对官员毫无作用。刘儒恒被审结为自缢身死，所控为虚，其子刘则存边远充军，汪氏在押解途中病故。再后来，刘儒恒当初控诉的官员因侵吞钱粮被查抄家产。只是此时真相和正义再也和已死的刘儒恒无关、无益了。

在钢丝上跳舞，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讼师刘儒恒之死是一桩悲剧，却也是个必然。纵观明清两代尤其是康乾盛世之后讼师群体的命运，就会发现刘儒恒之死只是大时代的一个缩影。在古代，有讼师参与的案件，官员的第一印象就是讼师有问题。有时即使讼师推动案件正常发展，仍旧逃不过统治者有悖情理的打压。

清代康乾盛世，人口暴增，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量民事经济纠纷。严重到了什么地步？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时任湖南宁远县知县的汪辉祖在放告（古时州县衙门定期允许告状）的时候，每天都要收到200余份词状；嘉庆二十一年（1816），同样是这个县，在这一年之内收到了约9600份词状，而这个县户口数目为23366户，几乎每一家都有官司缠身；道光年间，山东邱县（今河北邱县）代理知县张琦，一个月之内就收到诉状2000余份……

人们健讼的热情如大川沸腾，无有止息。所谓“开门两件事，刑名和钱谷”，司法赋税两肩挑，这是州县官员最主要的职责。然而，仅仅刑名一项就可以逼得州县官们被迫化身为工作狂魔，更别说上面还有上司的“绩效”考核压着呢。

官员们的压力已然如此之大，你讼师还在背后推波助澜，嫌事儿不够多，那就怪不得被视为眼中钉以及背锅侠了——地方官员往往将积案归咎于民众依赖不择手段的讼师来获取胜诉。嘉庆九年（1804），江西巡抚上交了一份关于积案情况的月报，称衙门内积压的案件里有许多都是南昌府的讼师在指使。不料，上级官员虽然认同这一说法，但同时也指出，狡诈的讼师能够兴讼助讼，就是你地方官员的失职。

确实，在清代越来越多的重要案件如京控、越诉中，不乏有讼师操纵的情况。审理过程中，讼师介入法律，侵蚀地方官的司法职能，更是一大弊端。讼师多出身生员，具有一定威望动员士人，常用抛置、张贴“揭帖”的形式，动用舆论，言说官府之长短、词讼之是非、书差之弊端，甚至有的讼师一句金口玉言便有如官员的堂批了，小小县官尽在其掌握之中。一言以蔽之，讼师的行为对法律秩序造成不小的冲击。

因此，历朝历代都少不了在立法上对讼师进行打压。而清代更是不断更新立法，对讼师严惩不贷。《大清律例》中就有一些专有名词，比如“讼棍”“教唆词讼”。所谓讼棍，就是对讼师的恶称，跟流浪恶棍似的，讼棍犯事儿要比照“光棍例”——等同于诈骗之匪徒。“教唆词讼”就厉害了，《大清律例·诉讼·教唆词讼》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刘儒恒就属于这种情况，减死罪一等，就是流刑的最高级别，烟瘴充军。

讼师和官员的跷跷板

《清稗类钞》中记有一个案子，某人素以不孝著称，一日殴打其父，致牙齿脱落，父亲便向官陈诉。为了逃脱刑罚，这个人就请了讼师廖某出谋划策，廖某在他晚上来取呈词时，趁机咬掉了他的一个手指。然后说，打官司时就说是你父亲咬你手指头，你出于自卫要拿出手指，才不幸打落了父亲的牙齿。果然，县官不再追究他的责任。

精通法律，能言善辩，讼师混的就是这口饭；而州县官却是相反，他们大多不谙法律，这也不难理解，毕竟科举考试中并没有律法这一项。这就像是个跷跷板，以法律为支点，两端分别坐着讼师和州县官，几乎不会处于平衡的位置。

公堂之上，官员经常被讼师诘问得灰头土脸，那么官员们就要在堂下扳回局势。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压缩讼师的活动空间。既然讼师主要任务就是代写词状，那么，政府推出官方认证的“官代书”来取代讼师，不就可以将讼师消弭于无形吗?!雍正七年，就定有考取官代书的律例。

官府每年都设立关于官代书的考核，通过之后，就会颁发官方印章，也就是“戳记”，用于盖在代写的词状上面，当做证明。戳记上方是“正堂某”的字样，是颁发戳记的州县官，右边写“官给代书”，左边“某某戳记”是讼师的名字，在中间还有行书连绵体的官箴语，比如“公生明”之类劝诫的话，用于防伪。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官代书和讼师无非是是否合法的区别，本质仍是一样的。如果官代书本人也惯弄刀笔，那么他们和讼棍又有什么差异？所谓“民间词讼，非因讼师教唆，即由代书架捏”。倘若官代书和讼师串通作弊，狼狈为奸，官员照样没有办法。

来源 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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