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大多都注意到戴笠的狠毒与残酷，却没有注意到他在成功之前也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前半生历程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就是恰逢革命年代，他即有投机者的理想，又有革命者的献身精神。

戴笠在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后，他常常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北伐期间，北伐军与奉军在津浦路沿线展开激烈交战，戴笠为了收集情报，常常一个人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地奔走在前线，为北伐军收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1929年10月，蒋桂战争期间，蒋军唐生智在前线与冯玉祥秘密联络，突然宣布倒蒋。

戴笠在前线得知唐生智倒蒋后，他化名为江汉清，以军事记者的名义在潼关一线收集情报，经过一番调查后，他孤身求见唐生智部宪兵营营长周伟龙（黄埔四期生），对周伟龙进行一番言辞激烈的策反劝说。

不久，周伟龙联络唐生智部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旅旅长徐庭瑶又投靠了蒋介石，蒋军从周伟龙处得到可靠情报，洞悉敌情，在驻马店一役中避实就虚，里应外合，使唐军瓦解。

戴笠作为情报人员，连续为蒋介石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军事情报后，终于获得了蒋介石的青睐，1932年4月1日，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在南京正式成立，戴笠正式作为特务头子开始了神秘的一生。

抗战时期，戴笠已经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会战之时，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站，并竭力组建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又亲自乘车从上海赶往南京，面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

那时，南京到上海的铁路已不通，汽车在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下，也只能灭灯行驶，这一段路走的惊心动魄，犹如身临鬼门关，戴笠却时常犯险，胆量超人。

我们不知道的是，戴笠组建的军统，所任用的特务人员并不是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那种流氓混混，戴笠对军统招收的人员有着严格的要求，他曾经屡次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

抗战期间，戴笠指示各沦陷区特工组织加强对汉奸的暗杀行动，他称：“国难严重若此，汉奸又如此横行，非流血无以表现大中华民族杀敌锄奸之精神”。

在戴笠的指示下，军统先后诱捕韩复榘，暗杀王克敏（未成功，时任汪伪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暗杀周凤岐（伪浙江省长），河内刺汪（汪精卫），击毙张啸林，刀劈傅筱庵（伪上海市长）。

1940年11月，戴笠派军统特工麻克敌将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男爵刺杀于北平，一时震惊中外。

1941年12月初，戴笠领导的军统提前破译了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并提前通知了美方，但未受美国的重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方震惊，这也是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要亲自会见戴笠的缘由。

军统特工的这些杰作，令日军对军统的掌门人戴笠深为忌恨，人头悬赏金额甚至超过了在敌后与日军血战的八路军将领。

据戴笠的心腹沈醉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军统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五千余，抗战时期的军统人员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这一不为人知的事实可以说明戴笠及其领导下的军统为了抗战也是付出了大量的鲜血。

在抗战时期，戴笠还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针尖不能两头尖为训，规定战时军统的特工不许结婚，以免受家室所累，不能专心于情报工作。

1946年3月17日，戴笠折戟于南京西郊的岱山，戴笠一死，令蒋介石万分遗憾，他后来甚至发出感叹：“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民主人士章士钊亦为戴笠作出一副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