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刘邦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讨厌儒生及其儒学，儒家学说的地位可想而知。不过，儒家终究是大家，在民间流传很广，儒生们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翻身。到文景时期，已经有所抬头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形势发生根本改变，政治逐步成熟，经济繁荣，国家开始走向专制和中央集权。这个时候再谈黄老学说，显然不合时宜。

这个时候董仲舒被发掘出来，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现在形势变了，百家之言宗旨不同、思想不一，人们干什么都无所适从。应该推行适应政治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不属于儒家学说的，都应该贬黜。

汉武帝一听很有道理，便逐步推行，及至崇尚黄老的窦太后死后，儒家势力全面崛起，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被确立下来。

独尊儒术以后，皇帝推行政治伦理化，朝廷选拔官吏参考儒家，制定法律也用儒家学说解释，儒家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到了隋唐时期，儒家学说作为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就开始确立了。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

这样一来，影响也就深入骨髓了，人们无论识文断句，还是思考问题，儒家思想都在潜移默化发生作用。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也得以形成。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负面作用也很明显。

一方面，在儒家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其他学说隐匿锋芒，甚至断绝消亡，百家思想争鸣不再。

另一方面，一个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社会框架得以构建，这在关键时期影响了我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比如，我们的法治观念先天不足，莫不是“礼治”和“德治”深入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