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听到周勃、灌婴等人诋毁陈平的话，刚开始时也很生气，召来陈平责问道：“先生在魏王那里做事不相合，便去楚王那里做事，之后又半道离开。如今你又来追随我，讲信用的人难道就是这样三心二意吗？”

陈平回答说：“我在魏王那里做事，是因为魏王不能采用我的建议，所以我离开他投奔到项羽那里。项羽不能信任人，他所信任、宠爱的，不是项氏宗亲就是妻家的兄弟，即使有奇才也不能被重用，我这才离开项羽。我听说汉王能够用人，所以来归附大王。我空身而来，不接受钱财便没有办事的费用。如果我的计谋确有值得采纳的，希望大王采用；假若没有值得采用的，钱财都还在，请允许我封好送回官府，并请求辞职回家。”

听完陈平这一番话，刘邦意识到自己误信谗言，马上向陈平道歉，并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监督全体将领。

后来，刘邦又采纳陈平离间项羽君臣之计，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听凭他使用，从不过问支出情况。也正因为刘邦“用人不疑”，陈平才能施展才干，成功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为打败项羽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但凡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几乎都“用人不疑”的品质。除了上述提到的燕昭王对乐毅、汉高祖刘邦对陈平之外，汉武帝刘彻对卫青、霍去病，光武帝刘秀对邓禹，唐太宗李世民对李靖，明太祖朱元璋早期对徐达、李善长，明成祖朱棣对郑和等等，都是历史上“用人不疑”的典范。

然而，要真正做到“用人不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做到“用人不疑”，首要的前提是要能“识人”。

春秋霸主齐桓公也是一位“用人不疑”的人。管仲曾差点把他射死，但他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国，放手让管仲厉行改革，终于使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即便后来管仲“富拟于公室”，家里有“三归、反坫”，齐桓公也不以为意，仍然十分信任管仲。

后来，管仲病重，齐桓公问他：“你死后群臣之中谁可做相国？”管仲说：“知臣莫如君。”齐桓公于是问：“易牙这人怎么样？”管仲回答说：“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能任用。”齐桓公又问：“开方这人怎么样？”管仲回答说：“他抛弃双亲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接近。”齐桓公再问：“竖刁这人怎么样？”管仲回答说：“阉割自己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亲信。”

齐桓公最终并没有听从管仲之言，管仲死后，他还是亲近任用易牙、开方和竖刁，导致这三人专权，齐国政坛陷入数十年的混乱，彻底失去了与其他诸侯国争霸的实力。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齐桓公晚年未能识人，把“用人不疑”变成了“用人不擦”。

这是“用人不疑”之难的一方面，是对“人”的判断。“用人不疑”之难的另一方面是对“事”的判断——“人”选对了，但这个“人”所提出的建议，所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对的，这就给“用人不疑”造成了困难。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汉高祖刘邦是一个“用人不疑”的人，对陈平是如此，对郦食其也是如此。

郦食其少年家贫，爱好读书，担任陈留门吏，孤傲不驯。 秦二世元年秋，郦食其得知陈胜和项梁相继起兵，便隐匿不出，静观时局发展。 刘邦攻打陈留时，郦食其率众跟随，献计攻克陈留郡和贡献大批军粮，被封为广野君。随后，郦食其又以三寸之舌游说列国，劝降秦国守将，辅佐刘邦攻破武关，率先攻破咸阳，为刘邦建立灭秦抗楚”统一战线”，灭亡秦朝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汉三年（前204），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处境危急。为了削弱项羽的势力，缓解眼前的压力，郦食其向刘邦提出建议，重新封立原战国时期的韩、赵、魏、燕、齐、楚之后裔为诸侯王。

其时，刘邦对郦食其已经十分信任，便不假思索地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刻命人刻制印信，准备让郦食其带着这些印信去封立原六国之后裔。

印信已经刻制好，但郦食其还未动身，张良恰巧从外面回来谒见刘邦，刘邦便把郦食其的建议告诉了张良。张良听罢，从实力对比、实惠于民等八个方面提出不能封立原六国之后裔的理由，刘邦这才幡然醒悟，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道：“这个笨书呆子，差点败坏了你老子的大事！”于是下令赶快销毁那些印信。

实事求是地讲，郦食其建议刘邦封立原六国之后裔，也是为刘邦着想，并无私心，他的错误，只是战略眼光不如张良罢了。郦食其看不到的战略错误，没有多少文化的刘邦自然也看不出来，加之他对郦食其十分信任，所以，如果没有张良及时阻止，刘邦恐怕就会因为自己的“用人不疑”而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

换句话说，一个人很有才能，又忠心耿耿，没有私心，但其人所提出的建议或所做的事情又不一定正确。这时候，如果用人者仍然坚持“用人不疑”，那么就有可能酿成大错。这正是“用人不疑”最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