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淦昌：两弹元勋之一，两次与诺贝奖擦肩而过，获得了更大的荣耀
我们先来了解一位我国伟大的老科学家——王淦昌先生的人生故事。
要了解王淦昌先生，我们得把时间拉回至1940年，这一年是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三年，也是日军侵华的第9年。
这一年中华大地烽火连天，日寇的铁蹄早已踏遍了华北华东地区。
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为了延续中华文明之火，华北华东地区的高校不得不西迁至西南腹地，也就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著名的西南联大成立了，这座高校汇聚着清华北大等最优秀的一批精英，当然，其中还包括了浙江大学。
当时浙江大学的物理系主任教授就是王淦昌先生，他带领了大批浙江大学的师生踏上了西迁之路，他们跋山涉水、一路颠沛流离，终于抵达了遵义。
这一年对于中国文明是极其艰难的一年，而对于王淦昌先生更是如此，在艰难的西迁之路上，由于过度劳累，他患上了肺结核，长期处于病痛的折磨之中。
但是，尽管病痛入骨，可他依旧执着地研究中微子问题，对于王淦昌先生而言，如果有生之年他不能解决中微子问题，那么他无法闭眼瞑目。
只要稍微有点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微子关系能量守恒定律的生死存亡。
那么中微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学过物理的亲们都知道：
不稳定的原子核，会放射出粒子或能量变成另一种元素，这个过程叫衰变。共有α、β与γ三种衰变，其中β衰变最多变。
当原子核放出β粒子即高能电子，发生β衰变，β射线是连续的，这意味总能量比衰变前要低。
部分能量凭空消失，这让当时的科学家们为之震惊。
这个实验也让科学家们为之争论了10年之久，因为实验没有错，能量守恒之说面临着最大的质疑。
从而1924年，量子力学之父玻尔提出了一个假说。
他称：
能量在单个微观相互作用可以不守恒，而只需在统计意义上守恒。
可是这种说法明显是在和稀泥，没有办法服众，有着暴脾气的泡利立马就向玻尔开炮，他称玻尔在玩危险的游戏。
泡利认为玻尔的解释就是扯淡，于是他开始想办法，终于在1931年，泡利提出了一个补救方法，他提出一个假说：
β衰变中，还释放出了没有电荷质量很轻的未知粒子，它神不知鬼不觉逃离现场，并盗走了那部分消失的能量。
对于泡利的假说，原子能之父费米将这个未知粒子命名为中微子。
中微子出现在了科学名词之中，但它虽然有名字，却无法用任何仪器检测出来，就连提出这个假说的泡利自己也不敢妄言说自己可以找到中微子的证据。
但后来为了寻找到中微子，无数科学家们前仆后继，解开这个答案，成为了科学界无数人的梦。
泡利在寻找的过程中面临了艰难，于是他放弃了，他甚至拿出了自己珍藏许多年的香槟打赌说：我敢保证，没有人能够找到中微子。
而当时间来到1932年，一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在德国《物理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镭E的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这篇论文中证实了泡利关于β谱有明晰上限的预言，有力地支持了中微子假说。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证实了中微子存在的证据，也直接将玻尔假说打破，世界科学界为之震惊。
是的，没错，发表这篇论文的人就是王淦昌先生。
当然，虽然有了论文支撑学说，但中微子究竟在哪儿？依旧还是个谜团。
所以王淦昌立志一定要将中微子找出来，而在找寻的过程中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王淦昌先生回国后，不止研究条件跟不上，生活条件也非常苦，前面说了，因为此时祖国正在面临被日寇入侵的局面。
可是王淦昌现实依旧不放弃，在为之思考了一年时间，王淦昌先生萌生了一个极富创举的想法。
他认为：
核范围内不光能量守恒，动量也要守恒。能量守恒的本质是时间对称，自然规律在几亿年前与今天一样；动量守恒的本质是空间对称，自然规律在几亿光年外与地球上的一样。
普通β衰变让一个原子核母体产生了三个子体，即电子、反冲原子核与中微子，人们观测前两者的动量和能量，来测算中微子的存在数据。
这样一来，相当于已经掌握了中微子的测算实验方法，可是问题来了，当时战火燃烧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实验条件。
在无奈与惆怅中，王淦昌先生把写成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寄到了美国《物理评论》，他希望美国的物理同行们可以完成他的实验。
此后物理学家雷蒙德·戴维斯将这个实验做成功，而实验的基础方式就是根据王淦昌先生的建议进行的。
但雷蒙德·戴维斯的实验成果还不是最理想的结果，因为原本按照王淦昌现实提出的构想，只能间接看到中微子逃逸后的尾迹，所以在第一次构想之后，王淦昌先生又于1947年3月，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又提出一个全新的思路：
通过重原子核裂变，产生极快极多的中微子，去打靶探测器产生核反应。
不能让一个中微子穿越一千亿个地球，那就让一千亿个中微子穿越一个地球。
例如一个装满水的探测器的长度为10厘米，当有5×10^18个中微子通过该探测器时，就有一个中微子能够在探测器中产生核反应。
王淦昌的这个思路，对于中微子实验影响深远，但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战争阶段，没有条件进行研究。
而美国物理学家柯温和莱茵斯根据王淦昌的论文，先是建了一个中微子探测器，用水和氯化镉配成溶液，其中置入三个液体闪烁计数器。
这两位科学家利用萨凡纳河核反应堆，每秒产出一百万亿个反中微子，它们轰击水中的氢原子核即质子靶，产生中子和正电子。中子被镉吸收，正电子与水中的电子湮灭，释放出光子产生γ射线，令闪烁液体发出荧光。
本来不发光的中微子，通过一系列关联反应发光，暴露在人类的肉眼之下显出真身。
柯温和莱茵斯也凭借着这次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是根据王淦昌先生发表论文《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所进行的实验结果。
我们回望历史，如果当年王淦昌先生身处一个富强的中国，他拥有优良的实验条件，那么中微子诺奖将会刻上王淦昌先生的名字。
或许错失诺奖对于王淦昌先生而言并不是特别在乎的荣耀，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当他面对唾手可得的诺奖时，王淦昌先生又一次选择了放弃。
在1959年王淦昌先生率先发现了世界第一个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个发现震动了世界物理界，可以说诺奖已经离他不远了。
但王淦昌先生却在研究最重要的时刻选择了停下手中的工作，奔赴了大漠深处。
他去大漠干什么？
为国造利剑！
当时大西北实验基地机械工业部长问他愿不愿意为国造弹的时候，王淦昌回答：
“我愿以身许国。”
那一年是王淦昌先生离诺奖最近的时候，但他选择了放弃，奔赴西北用身体扛起重任。
等他再度归来时，诺奖已经成为了他人身上之荣誉，而中国拥有了大国两大利器——两弹！
回顾这段历史，并非贬低国外的科学家们，他们也付出了努力，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但王淦昌对于中微子、反西格马负超子等的发现与研究，有着功不可没的之劳，这是历史真实的面目，世界不应忘记这位老人。
他没有能为中国带来诺奖，但却为中国带来了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对王淦昌先生而言，是比诺奖更大的荣耀。
所以我们才说：有这样的科学先辈生于中国，是国之大幸！因为有这些老科学先辈的奉献，今时今日的我们不用再恐惧某些国家对我们进行武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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