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正是因为这些“女强人”的出现,让中国女性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

原标题:正是因为这些“女强人”的出现,让中国女性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

什么是中国式的“贞节观”?

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的出处是北宋的《二程全书·遗书二十二》:

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人的“贞节观”始于宋朝的程朱理学,实则不然。

自两汉以后,废弛的礼教复兴,社会对妇女的德行有了更严格的规范。南北朝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后,男子的气节与女子的贞节被大力提倡。盛世而兴礼教,这是历史惯例。既然是这样,为何到了文化共荣的唐朝时期,“贞节”这种道德观念反而弱化呢?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分析。

唐朝的文明繁荣是空前的,唐人的民族自信暴涨,以至于,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上的制约随之弱化,所以,唐人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尤其是在太宗之后女主临朝,短暂的“武周”让唐朝的女人在政坛上有了一席之地。后来的韦太后和张氏,都是权倾朝野的女性政治家。

正因这些“女强人”的出现,让唐朝女性的地位有了巨大的提高。终唐一朝,女性再也不是被奴役、被排挤的角色(除乐工、奴隶等阶层外),也不再是任由男人发泄欲望的生育工具。在婚姻方面,唐朝的女人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与现代的自由人权无法相提并论,但唐朝的女子再婚并不算稀罕事。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唐朝中期以前,总共有近三十名公主改嫁。

这里,我们熟悉的太平公主、襄城公主都曾再婚。连皇宫中这种情况都屡见不鲜,更何况是民间呢?从唐代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再婚改嫁并不会招致异样的目光,文人也不会对这种现象有微辞。当代文豪韩愈的女儿,也曾在一段失败的婚姻后改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礼法已被世人淡忘了,哪怕是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老学究,也不会在这种事上大做文章。

“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

这段记载,出自《旧唐书》。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无子嗣且年轻的寡妇理应改嫁。相反,立“贞节牌坊”的寡妇反而会被视作脱离“礼仪常范”的存在。不过,虽然世人对改嫁这件事不抱有偏见,但是,礼教的影响却未完全消弭。至少,寡妇本人大多遵循合乎纲常的婚姻关系,不会轻而易举地改嫁。

因此,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寡居的女人主动承担起养育子女、侍奉婆家的任务,也有少部分女性在丈夫过世后回到娘家,侍奉父母兄弟。那些选择改嫁的妇女,大多是因为经济原因。毕竟,丈夫死后婆家经济能力有限,无法养活儿媳及孩子。为了生存,寡妇只能带着孩子改嫁。

作为已婚妇女,自然对精神和生理方面有需求。一些寡妇也会因为孤独选择寻找另一段姻缘,这种情况实属无奈。野史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天生有生理问题不能尽人事的五旬光棍,某天这名老光棍找到了江湖名医,得到了一剂能让他“重振雄风”的良方。

由于江湖医生的医术非常高超,这份药方果然让该光棍重新获得了生育能力。故“忽思人道,累旬力轻健,欲不制,遂娶寡妇曾氏”。从这个“遂”字中,我们能剖析出不少内容。老光棍想要像普通人一样享天伦之乐,于是,他便找了个寡妇组建家庭。

虽然,这个“遂”字用的很随意,却恰恰说明了唐朝时期的大龄单身男性想要一桩正常的婚姻十分困难。五旬老汉,自然没办法迎娶一位正值花季的年轻女人,只能选择一个寡妇“凑合”一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唐朝时期的寡妇如果想改嫁,那么,她们的选择空间是非常小的。

除非这名寡妇拥有倾国倾城之貌,否则,她们只能选择那些糟老头改嫁。像杨玉环改嫁李隆基的情况(丈夫未死而改嫁),实属特例中的特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虽然,唐朝的风气有别于其他朝代,但我们也不能说唐风开放,这只是特殊社会条件所催生出的风气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王朝根基尽毁,走上了下坡路。连唐朝正统都朝不保夕,自然不会出现母后临朝、公主改嫁等现象。而继唐之后的宋朝失去了对女性改嫁问题的宽容,并不能说明宋人的观念倒退。只能说唐朝女性的婚姻自由,是历史中的特例罢了,并不能将其作为社会进步的表现。

参考资料: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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