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对社会影响、危害最大的，就是聚众偷盗抢劫。如光绪十三年（1887）3月29日，南陵县哥老会福寿堂忠义堂正龙头熊海楼等甩会众数百人，至宣城县西河镇抢劫店铺三十二家，“明火执仗，呼喊声如雷震，各铺户居民惊惶无措，不敢与之相拒。”皖南镇左营游击牛书琴当即率兵往剿，擒获头目十余人，“缴票布三千余人”。亦可见南陵、宣城交界处哥老会会员之众。

如果说西河镇偏处乡下，政府统治力量薄弱，哥老会才敢肆无忌惮，那么抢劫宁国府城，最足以说明这些客民胆大妄为到何种程度。光绪二十三年（1897）8月25日黄昏，府城上市街万源钱庄被抢去“本洋二千九百元、英洋三百七十四元、纹银四百七十七两”。事后拿获盗犯杨子宽、洪林有、杨本富等三十余人，据供均为广德、孝丰山内的河南移民，其中当有不少人身隶哥老会。公然在大街上肆行劫掠，可见其猖狂程度有多大。

2、铤而走险，贩卖私盐，侵渔国税。

哥老会源自啯噜会，向有贩卖私盐的传统。部分哥老会员移民宣城后，自然会重操旧业，以牟暴利。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中说：“中央以南有哥老会、贩卖私盐团伙，此党有数万之众，实清廷之所惧。”可见哥老会中贩卖私盐者人数之多。私盐的贩卖，危害了清政府的税收，自然也在政府打击之列。光绪五年（1879）8月23日，著名盐枭乔洸溁在贩卖私盐至宣城时，被皖南镇捕获。（1879年9月6日《申报》第2281号）

3、对抗政府，阻挠土地丈量。

移民初入宣城时，政府为招徕客民，休养生息，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时日既久，政府必然要对已垦荒地征收赋税，因此在宣城成立了皖南保甲垦务总局，以宣城县为试点，重新丈量全县土地，以征收赋税。移民自然不愿交税，“折亩数，隐亏耗，奸民串卖，蠹书漏册，种种弊端，不胜缕述”，各种抗拒行为也时有发生。

光绪七年（1881）2月25日，皖南保甲垦务总局总办桂中行，至南乡花田团地方丈量土地时，“歙建团客民、监生孙品三倡言清查田亩不利客民，商约胡银、王福先等殴辱乡董，毁弓夺册，逼勒乡民，聚集二百余人，持械抗阻，蜂拥滋闹。”这些聚众闹事者多有哥老会背景。桂中行当即将孙品三捉拿，禀明上宪，就地正法，这一事态才稍得平息，土地丈量才得以继续进行。

然而，在后来的土地丈量中，地方官员、乡里董保生怕激起新的矛盾，因此在丈量土地时对客民往往失之过宽，这就又引发了土民的不满，产生了新的矛盾，如宣城县俞冠群等土著递辞抗禀案，因不在本文叙述范围，故不再赘叙。

4、秘密集会，聚众起义。

哥老会的性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早期旨在反清复明，待清政府统治稳定后，哥老会隐敛了锋芒，成为一个单纯的群众性互助组织。清末时，由于哥老会的迅速壮大，一部分会首不安现状，开始四处串联，密谋举行推翻清廷的暴动。

早在同治十年（1871）2月，建平县（今郎溪）就有关汶溎起义，关汶溎虽是捻军出身，有无哥老会身份不得而知，但他依靠的群众，多是广德、建平、高淳、孝丰交界内的移民，其多有哥老会背景无庸置疑。

光绪十七年（1891），王霭亭创立的紫寿山银河水集义堂，在宣城、泾县、南陵、青阳、宁国一带势力急剧膨胀，遂在宣城县柿木铺（今属杨柳镇）设立总粮台，完善其各级组织，设有“陪堂、礼堂、刑堂、值堂、盟证、香长、心腹、大圣、贤武、圣贤、桓侯当家、披红当家、插花当家、青缸花冠、悬牌江口、铜章铁印各项伪号”，制备军器，购买洋枪，秘密准备起义。八月，因消息泄露，其主要会首被捕，这一起义才胎死腹中。（详见安徽巡抚沈秉成奏，《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8辑）

其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2月4日，田化龙在宁国县七都泰山起义。田化龙系湖北移民，“时出没于宁、广一带，散放票布，纠人入会为非……浙之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安吉、孝丰、长兴等处均有羽党散布，被惑者几于缕指难终。”田化龙自封为东泰山王。这次起义持续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和全国此起彼伏的哥老会起义相应和，使得清政府开始重视起哥老会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了对哥老会的镇压。

总之，清代末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会党，而会党问题又与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时人所说：“自招集客民以来，凡有客民之处，莫不有械斗之事，乡民往往受其凌虐；为地方官者又每以省事为能，茹柔吐刚，助强抑弱，以致客民目无法纪，轻则拜会联盟，重则聚众抢劫，不足以裕课，适则以害民，盖虽有良法美意，而无守此良法、体此美意之人，则徒善徒法固不足恃也。”（《论靖盗必先靖客民》，1887年5月18日《申报》第5058号）因此，加强对移民与会党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