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吕后的另一面：宽刑简政、治国有方，堪称千古第一女主
公元前180年闰九月，随着代王刘恒进京继承皇位，成为汉文帝，西汉初年的政治波澜终于趋于平缓，汉朝进入了被史家誉为“文景之治”的平稳发展时期，这也宣告了吕后时代的彻底终结。
人们常说“盖棺定论”，那么吕后对于西汉皇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盖棺定论
当我们翻开史书中有关吕后的篇章，鲜血淋漓的惨祸给人的感官以强烈刺激：用“具五刑”把功臣韩信、彭越剁成肉酱，把戚夫人做成“人彘”，先后害死一位少帝、三位赵王……
这一切劣迹似乎都证明一点：吕后是一个心如蛇蝎、泯灭人性的毒妇，似乎她统治下的汉朝豺狼当道、暗无天日。
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惨案就会发现，受害者要么是功勋显赫的大臣、要么是割据一方的藩王、要么是宫廷中备受宠幸的嫔妃，全部属于统治集团的内部成员，他们的命运并不能决定这个时代的基调。那么在吕后统治时代，平民百姓生存境遇又如何呢？
汉武帝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吕太后本纪》的末尾，这样评价吕后：“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意思是：惠帝刘盈和吕后执政时，黎民百姓得以脱离战国时代的苦难，君臣都想通过无为而治来使百姓休养生息。所以惠帝垂衣拱手，清闲无为，吕后以女主身份代行天子职权，施政不出房门，天下却晏然平安，刑罚很少使用，罪犯人数也很少。百姓勤劳农事，衣食富足起来。
从司马迁的评价来看，吕后的政绩是相当不错的，可以用治国有方来形容。这也正好证明，历史人物的私德和其功过并无必然联系。
虽然吕后擅权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动荡，但是这种动荡并没有波及底层百姓，高层政治斗争也不一定会影响治国方略。在当时，统治集团形成了清静无为，让百姓修养生息的共识，不论是吕后、军功阶层，还是刘氏宗室上台，基本国策都不会变。因为民生饱受战火摧残，再不修养生息，就会重蹈秦朝覆辙。
那么，当时平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真的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平安富足吗？其实也未必。
汉文帝时代的著名政论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十分痛心地叙述道：西汉建国以来，不论是国家还是私人，粮食积蓄都很少，碰到荒年，百姓纳不了税，国家就只能出卖爵位来补充财政收入，而百姓就要卖儿卖女度日了……
可见，当时西汉的经济情况也并不像司马迁说的那样好。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用溢美之词评价吕后的政绩呢？
首先，吕后时代的民生，比起苛政滥刑的秦朝和战火纷飞的汉初，的确是要好太多。与更早的战国乱世相比，吕后时代确实算得上天下晏然、衣食富足。
其次，汉武帝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改变了西汉初期清净无为、崇尚节俭的国策，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司马迁显然是反对汉武帝这样做的，因此他在书中对于西汉前期主张无为国策的君主——吕后、文帝、景帝总体上都持正面评价，尤其是对这一国策的开创者吕后不吝赞誉。
所以，吕后时代的西汉皇朝，虽然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但是由于认真执行了清净无为的国策，施政得当，民生较之以前的时代，有了很大的改善，从而使西汉国力蒸蒸日上。
吕后的施政
那么，吕后具体施行了哪些政策呢？她是否只是像曹参那样，认真执行刘邦时代的各项规章制度，自己并无建树呢？
事实上，吕后上台以后主要做了三件事：废除秦朝以来的苛政滥刑，减轻百姓的负担，适度放宽商业政策。
西汉建立以后，几乎全盘承袭了秦朝的国家制度，虽然废除了秦朝一些过分严苛的律法，但是还废除得很不彻底。很多秦朝的律法仍然有效，由汉朝的司法机关继续执行。
我们前文讲过，吕后对韩信、彭越执行了残酷的“夷三族、具五刑”刑罚。这种刑罚就是继承自秦朝律法：不仅要连坐罪犯的父族、母族、妻族，而且罪犯本人还要把五种刑罚尝一个遍，最终被剁成肉酱。
秦朝律法规定，谋反之罪要被执行“夷三族、具五刑”，而汉朝继承了这一律法。既然韩信、彭越坐定了谋反之罪，就难以逃脱这种恐怖的刑罚。但这是当时法律规定的，吕后本人倒未必认同。在吕后临朝称制的第一年（前187年），她就废除了这一刑罚。
同时被废除的还有所谓的“妖言令”：禁止臣民议论皇帝的过失，也就是剥夺了臣民议论政治的权利。这一律令的废除，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事实上，审核秦朝律法的工作，早在惠帝四年（前191年）就开始了。在这一年，汉朝首先废除了臭名昭著的“挟书律”。
秦朝规定，禁止民间收藏、携带除农业、占卜、医药之外的一切书籍。秦朝颁布了此项律法后，焚毁了民间大量典籍文献。吕后和惠帝废除了“挟书律”，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先秦典籍，促进了文化的复兴。
其次是减轻百姓的负担，在古代，国家要求百姓负担的主要有三项：赋税、徭役、兵役。
首先是赋税，当时缴纳的是实物田租。刘邦建国初期规定，农民每年要把收成的1/15上缴国库，这个税率可以说是相当低的。但是后来由于军费增长等原因，税率上调至1/10。到吕后时代，重新将税率设为1/15，减轻了农民负担。
其次是徭役，就是百姓为国家的工程建设出力。吕后时代，为了防卫匈奴，修筑了长安城的城墙，除此之外，再未有大规模的工程建设。
长安城的工程主要由两批人完成，一批是距离长安600里以内的男女民工，每年春季正月以14.6万人为批次，每次工期30天，分5年完成；另一批是各地的囚徒、奴隶，人数在2万人以上，他们是全年从事筑城劳动的。其实，汉长安城面积并不大，城墙周长在25公里左右，但是却安排了长达5年的工期。之所要这样，一是为了不耽误农时，二是为了节约民力。这与秦朝修建万里长城的工程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再次是兵役。从吕后时代开始，朝廷安排戍卒定期轮替服役，以一年为周期，结束了秦朝以来戌卒服役遥遥无期的状况，从而减轻了军人家庭的负担。
吕后在力行节俭方面，也做得很好。不仅自身生活勤俭，而且严格审核政府用度，打击铺张浪费的行为，使西汉统治集团形成了崇尚节俭的风气。
在经济方面，刘邦时代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严格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不准商人穿丝绸衣服、坐车，禁止商人进入山泽谋生，并且征收很重的商业税。但是由于对商业打击力度过大，严重挫伤了商人们的经商积极性。
到吕后时代，则适度放宽经商政策，允许商人进入山泽，减轻商人的赋税重负，适当改善商人的社会地位。惠帝六年（前189年），长安城建成后，设立东、西市商业区，使长安成为汉朝的商业中心。
西汉初年，由于刚刚结束战乱，市面上币制十分混乱。尽管铜钱面值为“半两”，但是八铢、五铢、四铢、三株……各种重量都有，加上私人铸钱严重，严重影响商品交换。后来，刘邦颁布“盗铸令”，严禁私人铸钱，违者处死。
吕后上台后，继续严禁盗铸，并且规定铜钱重量为八铢，后来为了方便流通，又改铸五铢钱，从而使西汉进入了第一个币制稳定时期。吕后的这些政策，有利于恢复商业流通、稳定币值、平衡物价。
总而言之，吕后的统治对于汉朝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取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汉朝人对吕后的普遍评价不如唐朝人对武则天评价高呢？事实上，武则天对于李唐宗室的杀戮规模要大得多，但正因为如此，才使李唐宗室后来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李旦这一支。这也就造成，之后所有的唐朝皇帝身上都流着武则天的血脉。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唐朝史官不敢过分贬抑这位皇室的高祖母。
而吕后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她的娘家人、子孙后代都被军功阶层屠杀殆尽。对于这位搅得统治集团鸡飞狗跳的女政治家，胜利者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贬低。所幸的是，汉朝还有一位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对于吕后的历史功过，司马迁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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