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亚当斯作为一名教师的本能，促使他在1882年时，在研讨室最显著的位置上展示着他为启发研讨班学生所选择的一条格言：

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

这类初级的辅助教材造成了对亚当斯历史观的粗浅的认知，并引发了一场更大的争论，让我们误以为，亚当斯及20世纪初的年轻学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代沟。其实，19世纪80年代的“科学史学”与20世纪00年代的“新史学”之间惯常的分歧被历史学家划得过于分明了。首先通过解释亚当斯为何选择此格言以及它于他来说的大义，并更完整地阐述他的观点，本文将调正平衡，展示他与后代历史思想之间的联系比大众所意识的更加紧密。

实际上，这句戏谑般的格言是亚当斯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A. Freeman）那里借用的。1881-1882年间，弗里曼在美国呆了六个月，期间他对亚当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指导的历史研究和训练显示了浓厚的兴趣。亚当斯通过采用弗里曼的格言，得体的表达了对这位前辈的感谢，对在他早期事业的关键期时投以使他受宠若惊的关注和鼓励。

这并不代表亚当斯在选择这句格言的时候没有真心的相信它的意义，当它之后受到攻击时，他也从未否定它。毕竟，这种对历史和政治的定义是既及时又令人震惊的。首先，它反映了亚当斯和弗里曼在公共事务上共同的浓厚兴趣。更重要的是，它输出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吸引了一代急于证明自己不仅仅是文学家的历史学家们，也吸引了偏向改进他们研究工作的政治科学家们。亚当斯自认为是一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这既是出于训练，也是出于倾向。他完全赞同地引用了剑桥历史学家约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的一句话，即“政治不被历史自由化是庸俗的，而历史如果忽视了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就只是文学而已。”

然而，到本世纪末，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越来越无法接受“历史就是过去”的概念。相关主要的批评分三类: 第一，它的范围过于狭窄; 第二，它与当代的关系不够密切; 第三，它充斥着精英主义者对普通人世界的漠视。每个方面批评都相应地推动了不同的改进。爱德华·艾戈斯顿(Edward Eggleston) 是其中最先提出不同历史概念的人，并且在1900年的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上的主席演说，为其命名为“新史学”(The New History)。艾戈斯顿的写作生涯始于多年前的一系列通俗小说，其中《印第安人校长》（The Hoosier Schoolmaster）(1871)最被人们所熟知。他后来很轻易地转型到历史文学，出版了美国社会史和文化史上两部开创性作品。“从来没有人说过比历史是死气沉沉的政治，而政治是活生生的历史更荒谬的事情，”艾戈斯顿在他的演讲中断言。“有些事情是错的，有些事情是致命的错误。这是后一种。”他最后呼吁的是“文化史学。”

也许艾戈斯顿的言论会被贬为一个没受过细致的科学史学教育的学者，独自成学后的怪癖，但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的观点却不能用同样的理由忽视。在艾戈斯顿发表演讲后的两年内，这位1890年在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获得博士学位的鲁滨逊，用他所写的历史文献来回应艾戈斯顿前辈的呼吁，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1912年，批评“历史既是政治”中最具影响力的鲁滨逊把他著名的宣言命名为“新史学”。在这份重要的声明中，鲁滨逊控诉，“有一种倾向……是对政治事件夸夸其谈，却常常将其他更重要的时刻排斥在外。”“我们思考人类广泛的利益时，”他宣称，“我们的历史回顾以往，却遗憾地不够全面，充满误导性，仿佛历史学家参与了一场阴谋，而这场阴谋的目的是培养一种缺乏概念的历史研究，对研究的真实范围和意图有着比较狭隘的认知。”鲁滨逊主张“历史学的实用性”，他不满的说“史学应该却仍未做的很好的一件事是帮助我们了解自我、同伴，以及人类的前景问题。”

相比较亚当斯，弗里曼与艾戈斯顿，鲁滨逊的观点，两方对于历史学的学术主题应该是什么的概念上转变夸张。然而，更仔细地审视亚当斯如何理解弗里曼的声明，以及他自己的历史和教学的兴趣特点之后，会发现，从第一代现代历史学者(以亚当斯为代表)到第二代历史学者(以鲁滨逊为代表)之间的过渡与其说是一个突然的决裂，不如说是一个侧重不同的性质。

1894年，“历史即政治”观点新起的抨击所引起的骚动，促使亚当斯举办了一次面向巴尔的摩的大学和中学老师的演讲，来“为我们所选的格言正名一下”。回应“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吗？”这个问题时，他试图解释他对这种历史研究理论的原意。他承认虽然自己大多数的研究生都专注于政治性质的历史研究，但他坚持，“没有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代表… … 曾维护“历史全部都是过去的政治”的宣言，只是部分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我们调查的历史正是按照这种顺序。”此外，在阐述他对格言怎样看时，他示意格言的意思比批评者所认为的范围更广。他解释道，像弗里曼一样，他使用“政治”一词的方式与古希腊人如出一辙，涵盖了整个人类的文明领域。如此定义为，“人类所有的最高利益”，不仅仅是文学和艺术，也在“政治”和“国家共同体”中得到了恰当的理解。”亚当斯(和弗里曼)坚持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文明的人生活、行动，并且存在于文明社会中。教堂、宫殿和大学院校不过是政体内的机构，它们的安全和合法存在归于政权权威。换言之，“历史的主流从政治的洪流中穿过。”

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认为强调政体是持续文明在各个层面的最高化身需要有更多的讨论。尽管这并不是美国人的观点，但黑格尔主义的观点在接受过德国大学研究生教育，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此，亚当斯自然会从德国前辈中学习，从中形成了他自己的主题。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清楚历史的连续性在政体中显而易见。”年轻一点的历史学家威廉·莫伦布雷彻（Wilhelm Maurenbrecher）也主张，必须在国家历史的总体架构之中才能理解多个领域的历史研究问题。“没有法律、秩序和良好的政府，”亚当斯转述莫伦布雷彻道，“所谓的联邦里就不会有艺术、科学或文化。文明中的美好力量都在公民社会的范围内活动及生产。”

这种包容万象的政治概念与亚当斯在德国逗留期间收获的另一种理念相契合，也随之预料到了新史学所拥有的更宽广视角。这一时期，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逐渐成为德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化历史学家的领尖人物如古斯塔夫·弗雷塔格（Gustav Freitag）和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感兴趣，热衷于人类活动中的统一性表达，他们称之为生活风格。”亚当斯在海德堡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董事会发送他的学术资历时，在那封信里他指出: “‘文化历史’（Culturgeschichte）占据了我的主要注意力。”德国期间，艺术史和考古学课可以近距离检查文物和复制品，使得这些课程于他极具吸引力。他在柏林大学所度过的一个学期里，恩斯特·柯蒂斯（Earnst Curtius）在博物馆的那堂希腊艺术和考古的课和赫尔曼·格林（Hermann Grimm）那堂关于基督教早期及现代艺术的讲座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职时并未放弃这些广泛的兴趣。他的19世纪80年代的教学大纲恰恰相反，表明他已充分考虑过（尤其是大学本科的课纲里）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关键时期的文化、社会和思想，此大纲通过他负责发起和编辑的“约翰·霍普金斯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平台，在高中历史教师中推广出名。古代和现代的宗教思想和机构史一起占据了亚当斯职业生涯的注意力，他敦促美国教师在陈述现代宗教学术界的发现时少些胆怯。亚当斯还批评了教会历史教学的惯常方式。他劝告“不应该把它教成议会、教义和异端邪说的历史，而应该把它当作基督教文明里，中世纪和现代世界都并立流动地生活在其中的机构性结构。”

亚当斯走近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方式不仅预示了艾戈斯顿和鲁滨逊后来提倡的社会和文化重点，而且了也预兆了将成为新史学教学标志的以今论古观（presentism）。1900年后，年轻人为了急于巩固历史在各级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强调那些远近过去中与当代利益问题最相关的方面。鲁滨逊和比尔德（Robinson-Beard）对他们共同编辑的历史课本，所宣称的意义是使读者能够理解今日晨报，这类言论无疑会使亚当斯感到苦恼，但他也不完全反对它。十年前发表的一篇关于“历史的教学”的文章中，亚当斯本人备注道，“除非过去与现在有某种联系，否则历史演变这一主题就没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当他描述起他教授的一门古代文明的本科课程重点时，他准确地写道:

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个自然掩埋的已死过去，不如拯救少数对当代有利益关系的存活话题……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所有亚述国王和埃及法老的名字或者每个王朝的统治时间是不值得的。另一方面，坚持地理知识却具有持久的意义，这些地理事实在世界各个时代都支撑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区域的王国们。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进入了人类的生活，这些国家的农业、工业、艺术、科学、文学、宗教和社会文化能一直引起大多数人的兴趣。

1890年对贾斯汀·温莎(Justin Windsor)的《美国的叙事和批判史》（Narrativ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8卷，1884-1889)的一篇评论表明，亚当斯对美国史学也采用了相同的标准。温莎的作品是一项重大成就，也仍然是美国历史著作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亚当斯在当中发现的一个“缺陷”，温莎“倾向于将历史局限于战争、外交和党派斗争中。”这位书评家指出，“有许多其他的科目，包括教育、社会、经济，这些科目构成了我们历史的重要部分。”

尽管亚当斯的经济和社会意见偏保守，并不代表他不在意周围人们艰苦且无回报的生活。他表达了温和的社会福音观点，并主张在工人阶级社区建立有效地安置房。然而，他总是害怕“极端形式的社会慈善什么都帮却恰恰什么都帮不了”，亚当斯越发把大众教育视为改善社会的最安全的途径。1889年全国教育协会的一次重要讲话上，他敦促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使工业和技术教育与古典文化和学术专业一样光荣。”但他所主张让通识教育更轻而易举的政策却更接近他个人的职业偏好和能力。“美国须崇尚科学和艺术。应引导每个州的人民看到高等教育不是为了少数被偏爱者获益，而是为了任何地位子民们都是能轻得的益处。”因此，亚当斯赞扬许多西面各州的中小学和跟高级别的教育体系能“带领共和国成为一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更彻底，带着最少人造的文化分歧的民主化社会。”

往深了说他认为，“比起靠战争和征服，治理国家注定要靠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民意”亚当斯越发注重各种能促进大众教育的非寻常渠道。他在纽约知名的肖托夸（Chautauqua）暑期班，大约从1888年任教到了1891年。1898年到1901年，他担任基督教青年会教育部的考官，提交过像“英美历史和政府”以及“公民和市政府”方面的问题。”

90年代时，亚当斯对大学延伸活动– 一个借鉴英国人所办的成人教育项目– 抱有最大的期望，在这种安排下，大学教员和研究生们为社区组织及院校服务，负责筹划编排公众的讲座课程。1890年，亚当斯写信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lt Gilman），劝说他让自己来华盛顿特区指导建立一个大学延伸中心。尽管这个远大的计划最后没有任何成果，这十年里，亚当斯却是当中背后推动教育延伸工作的主要人物，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称这群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延伸工作者为“游历型历史学家”。亚当斯所负责的教学任务中包括一门“人民的教育”的延伸教育课程，在这门课里他追溯了从古代到现代大众教育的发展。

同时，亚当斯的出版物也反映了他对教育史的兴趣。1887年，他为美国教育局推荐了一系列有关各州领地教育制度及机构的著作，讲述它的历史和现状。这个计划被认可后，在Adams 的编辑指导下，三十多卷“美国教育史丛书”（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1887-1903）出版了。他个人撰写了《托马斯·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大学》（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888）那一卷，那是当代历史学家第一次肯定了这位蒙地却罗庄园智者对教育的启发和成就。他曾经的同事，经济学家瑞查尔·伊莱（Richard t. Ely）后来回忆说杰斐逊是“他[亚当斯]的教学上的偶像，”他还说亚当斯“相信[州立大学] ，并且懂得极少数只在东方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的意义。”

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不赞成狭隘地看待过去的历史政治。这句话所暗示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是掌控界限的因素，对他来说，政治(而不是经济)是设定界限的控制因素，并提供了整个社会和文化现象兴衰的基质，基于这个理解亚当斯的确可以被看作一个政治决定论者。这种取向从他的德国学术背景中而生。因此在他的讲座教室和广泛的教育著作中，他所灌输的文化史（ Kulturgeschichte）理想是一以贯之的风格。亚当斯在1896年对美国历史协会肯定地说: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是过去的哲学、是过去的文明、是过去的社会学，同时也包括人类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行为和经验。”

原文详见Raymond J. Cunningham. “Is History Past Politics? Herbert Baxter Adams as Precursor of the “New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 Vol. 9, No. 2 (Feb., 1976), pp. 244-257.译者欧娅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