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国民党派系林立，汪精卫为什么总是斗不过蒋介石？
派系林立，龃龉纷沓
中国国民党内部历来存在派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政治派别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太子派、政学系、CC系。军事集团更是数不胜数，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身就十分复杂，派系斗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至今仍在台湾弹丸之地重复上演。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由于生前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党内群龙无首，势必群雄并起。谁能代表国民党正统，谁被看作孙中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的地位至关重要。若从资格来看，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几乎并驾齐驱，国民党“一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按照得票数多少宣布当选名单，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廖仲恺第四。至于蒋介石，彼时连候补委员都轮不上。
美术作品：孙中山先生浩气长存
后孙中山时代的巨轮开启，国民党仍然执行“联俄容共”政策，谁是“一哥”，苏俄的态度无疑举足轻重。特别是政治顾问鲍罗廷，其人直接受斯大林指示，地位十分特殊，在他看来：胡汉民“ 成见太深，难以相处”；汪精卫“ 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他好像不会退缩”，此人“ 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
于是，大元帅府改组，汪精卫一跃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反而降为外交部长。选举投票时还有一则小插曲，因为事关重大，担任大会秘书的伍朝枢特别郑重，“ 发出选票十一张，收回选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觉得有些奇怪，伍又重新念了一遍，原来汪自投一票。但不管怎么说，汪获得其他投票者相率支持，可谓“众望所归”。据汪妻陈壁君观察，“ 彼已自视非人，每日不过睡四五时，而尚有得一日之生，做一日之事之势”。
汪精卫和陈壁君
鲍罗廷曾经预言，国民党“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8月20日上午，公认的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真相，发现胡汉民的堂弟以及许崇智的多位部下难逃干系。“ 决不能因一两同志个人之体面故纵要犯”；“ 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胡汉民威望大损，被迫远走苏俄考察；许崇智受牵连，只好辞去职务，赴沪养心。
廖仲恺诞生110周年纪念邮票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汪精卫身兼数职，个人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携东征陈炯明获胜余威，荣膺国民革命军总监。汪、蒋出身不同，各有地缘班底，一山难容二虎，“廖案”后形成的脆弱同盟很快出现嫌隙，国民党右派借机生事，坊间传闻有人要对蒋不利。3月19日，中山舰通宵不熄火，戒备森严，碰巧当天汪又多次关心蒋之行踪，导致原已非常紧张的局势再添疑云。蒋介石打算前往汕头“避祸”，但途中转念一想“ 我何为示人以弱”，遂调动军队强力控制了一些要害部门。
汪精卫起初胸有成竹：“ 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其他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手握重兵之人，立场亦似乎“拥汪”，称蒋为“反革命”，提议“ 严厉反蒋之法”。出人意料的是，苏俄顾问团选择向蒋退让，谭、朱等人摇身一变充当起“和事老”，汪精卫顿感颜面丧尽，称病出走海外。
蒋介石
武力相向，愈演愈烈
从1926年5月至1927年1月，汪精卫置身海外，不问政治，但放眼中华大地，变化何止天翻地覆。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总司令蒋介石如日中天，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权。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一心争取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为了抑制蒋的权力膨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展开恢复党权运动，一致主张“迎汪复职”。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率领“党军”占领上海，在吴稚晖、蔡元培等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持下，决定加快向右步伐，实行反共“清党”。此时，汪精卫已经踏上回国的旅程。至少表面上，蒋亦屡次致电示好，“ 如兄不来，则弟惟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私底下却说：“ 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
北伐军
汪精卫心里很清楚，他并不掌握军事实力，想要同蒋抗衡，必须牢牢抓住党权，利用武汉抬高自己的地位。“ 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 必须依据党的纪律”；“ 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可以武力迫成”。围绕“清党”大计，看似形式问题，折射出的仍是汪、蒋权力之争。
武汉强调党统，南京奉行武力，长江中下游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国民政府，夹杂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先有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有武汉“七一五”分共，愤怒的共产党人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京方面，蒋介石与复出的胡汉民联手，又有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加盟，一面联络冯玉祥，一面继续打到北洋军阀。武汉方面，苏俄顾问鲍罗廷铩羽回国，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相继失望离去，汪精卫依赖唐生智、张发奎等军人，既反共又反蒋，坚持非蒋下野，宁汉不能合作，声明“ 此乃公愤而非私仇”。
蒋介石和汪精卫
国民党内斗愈演愈烈，直鲁联军乘机反扑，北伐军丢失徐州，李宗仁态度变得暧昧起来，“ 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事已至此，蒋内外交困，无奈宣布下野。面对北方军事压力，宁汉加紧合流，西山会议派不甘寂寞，极力寻求政治空间，最终由三方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否定了武汉一家独大的“正统”地位。
汪精卫不甘心就此失败，顾孟余、陈公博分头行动，暗中联络唐生智、张发奎从湖北和广东两地发动军事。南京“讨唐军”雷厉风行，11月中旬，唐军退往湖南，桂系攻占武汉，势力范围扩张至两湖。张发奎从李济深手中袭得广州，却没想到共产党人在其眼皮底下举旗起事，“暴动”虽于数日内即告平定，然反汪派岂会放过大好机会，对汪、陈“酿成共祸”猛加攻讦，汪无路可退，不得不于12月16日秘密离沪，经香港再度远赴法国。
汪精卫
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大约二十多天后，蒋介石通电全国，正式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又在二届四中全会上恢复最高权力。但汪的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相反，北伐告成之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不服军事编遣决议，谁也不想多裁自己的兵，引发了一轮又一轮兵戎相见。与汪而言，坐山观虎斗，机会仍在。
参考文献：
1、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
2、李志毓：《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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