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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以据有神甸，擅资天府，宗稷之重，威临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区宇。夫帝王所居，目以众大之号，名曰京师，其义趣远有以也。

京师的政治优势除了上引所言拥有赋税所出的扬州、占据朝廷宗稷的名分之外，还包括军事上对禁卫军队的掌控，“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宋书·明帝纪》载：“及即大位，四方反叛，以宽仁待物，诸军帅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众为之用，莫不尽力。”“六军精勇”“莫不尽力”使宋明帝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除此以外，还需注意到高门士族的政治态度。建康是高门士族的聚居地，高门士族的政治态度事关宋明帝即位的合法性问题。《宋书·王景文传》云：“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业。”所下诏书亦承认“朕澄氛宁枢，实资多士”，并以封爵的方式对蔡兴宗、王景文、褚渊等“朝望”予以了奖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门士族在宋明帝重构政权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蔡兴宗是永光、景和(465)政局中高门士族的代表。他出身高门士族济阳蔡氏，高祖是东晋司徒蔡谟，父蔡廓活跃于晋宋之际，“为时流所推重，每至岁时，皆束带到门”，被宋武帝刘裕称为“可平世三公”。蔡兴宗“详练清浊”，孝武帝“以选事相付”，在大明年间任吏部尚书。前废帝即位时，蔡兴宗“亲奉玺绶”。在孝武帝崩后大明八年(464)的辅政格局中，“兴宗职管九流，铨衡所寄，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在湘东王刘彧弑君之前，蔡兴宗已经策动太尉沈庆之、领军将军王玄谟、右卫将军刘道隆发动政变。虽然难以考证湘东王弑君事件中蔡兴宗的角色，但双方弑君的目标相同，又都有稳定政局的意愿，这是蔡兴宗与湘东王合作并支持其即皇帝位的政治基础。

与从地方起兵、意在攻占建康的晋安王刘子勋势力不同，宋明帝以建康为根据地，这使得高门士族的利益与其帝业成败捆绑在一起。《宋书·蔡兴宗传》说“时京城危惧，衣冠咸欲远徙，后皆流离外难，百不一存”，反向证明了留在建康是最符合士族利益的选择。“以中制外”不仅意味着建康在军事上的主动权，也意味着对既有政治体制与社会秩序的肯定与延续。因此，蔡兴宗给予宋明帝战略上的指导，建议他“宜明罪不相及之义”，以安定人心。前引所言宋明帝“宽仁待物，诸军帅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易”，便是对蔡兴宗所提“罪不相及之义”的践行。这一政治策略对宋明帝扭转“四方反叛”的不利形势起到关键作用。

王景文出身琅邪王氏，前废帝永光、景和之际(465)，先后担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太宗即位，加领左卫将军，时六军戒严，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门。”宋明帝即位初期羽翼未丰，依仗王景文参预禁卫军权。随后又委任王景文以尚书仆射领丹阳尹，负责建康安全。这些任命在宋明帝弑君、四方反叛的情形下，都是事关大局的核心人事安排。泰始六年(470)，宋明帝以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他在给王景文的手诏中言及战略布局：“司徒以宰相不应带神州，远遵先旨，京口乡基义重，密迩畿内，又不得不用骠骑，陕西任要，由来用宗室。骠骑既去，巴陵理应居之，中流虽曰闲地，控带三江，通接荆、郢，经涂之要，由来有重镇。如此，则扬州自成阙刺史，卿若有辞，更不知谁应处之。此选大备，与公卿畴怀，非聊尔也。”在宋明帝的人事安排中，王景文的位望与建安王刘休仁(司徒)、山阳王刘休祐(骠骑)、巴陵王刘休若相同，是补阙扬州刺史的唯一人选。

褚渊出身河南褚氏，父子两代皆尚公主。宋明帝即位后，“深相委寄，事皆见从”，以褚渊为侍中、知东宫事，后转吏部尚书。平定刘子勋后，宋明帝“遣渊诣军，选将帅以下勋阶得自专决”。泰始三年(467)八月沈攸之率众北讨，“遣吏部尚书褚渊慰劳缘淮将帅，随宜量赐”。在泰始初年征讨刘子勋、薛安都的战事中，吏部尚书褚渊承担着除授勋阶、随宜量赐的职责，即负责评定将帅的功勋，并以此为据除授官阶。

除了蔡兴宗、王景文、褚渊之外，宋明帝即位后委任的高门士族还有谢庄、袁粲等人。谢庄出身陈郡谢氏，为元嘉名臣谢弘微之子，大明六年(462)为吏部尚书。“及(宋明帝)即位，以(谢)庄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领寻阳王师，顷之，转中书令，常侍、王师如故，寻加金紫光禄大夫。”虽然谢庄卒于泰始二年(466)，未能在宋明帝巩固政权的活动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但由于谢庄是与王景文齐名的“朝望”，其出任中书令本身便是对宋明帝的政治支持。

袁粲出身陈郡袁氏，其母出身琅邪王氏。前废帝时期，袁粲为吏部尚书；徙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复入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泰始元年(465)，转司徒左长史，冠军将军，南东海太守。二年(466)，“迁领军将军，仗士三十人入六门”，同年又接替谢庄为中书令，并领太子詹事。从泰始二年袁粲的履职情况来看，宋明帝将他视作王景文、谢庄一类的“朝望”。

此外，泰始初年任职的高门士族还有琅邪王僧虔。王僧虔为王导后裔，“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为宰辅”，其父王昙首与谢庄之父谢弘微等并称为宋文帝时期的“五臣”。王僧虔“退默少交接，与袁淑、谢庄善”。在泰始中出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之前，曾为侍中，领屯骑校尉。

正因有这些“朝望”的支持，宋明帝将高门士族视作己方阵营，故而对袁

加入刘子勋阵营感到不解。袁

出身陈郡袁氏，是蔡兴宗外甥、袁粲从兄。刘子勋即位，袁 进号安北将军，加尚书左仆射。宋明帝使朝士劝降袁 ，信中有言：“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袭，多见前载，县鉴忠邪，何远遗郎中之清轨，近忘太尉之纯概。相与，或群从舅甥，或姻娅周款，一旦胡、越，能无怅恨。”“郎中”指曾任曹魏郎中令的袁涣，《三国志》本传载“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而涣清静，举动必以礼”。“太尉”指袁淑，元嘉末年不愿随太子刘劭发动政变而被杀。孝武帝即位后曾让颜延之草诏称袁淑“文辩优洽，秉尚贞慤”。宋明帝的劝降信特意强调袁 “中京冠冕”的身份、“儒雅世袭”的门风，对他参与刘宋的皇位之争而感到惊愕，说当时“道路之议，岂其或然，闻此之日，能无骇惋”。宋明帝的劝降信从侧面反映了泰始初年“中京冠冕”普遍的政治态度，他们不愿过多介入皇位之争，但由于宋明帝代表建康朝廷，其胜负关乎门阀体制的存续，故而乐见其成。

在刘子勋阵营中，与袁 分量相等的还有出身陈郡殷氏的殷琰。“琰少为太祖所知，见遇与琅邪王景文相埒”。殷琰在寿阳举兵，宋明帝十分担心会影响建康人心。他问蔡兴宗：“诸处未定，殷琰已复同逆。顷日人情云何?事当济不?”可见殷琰具有影响建康“人情”的力量，而“人情”之所向将直接影响宋明帝的成败。正因如此，宋明帝极力争取殷琰的支持，将其举兵行为界定为受到土人胁迫、身不由己所致。《宋书·殷琰传》云：“太宗知琰逼迫土人，事不获已，犹欲羇縻之。以琰兄前中书郎瑗为司徒右长史，子邈为山阳王休祐骠骑参军。”山阳王刘休祐在给殷琰的劝降书中写道：“君本文弱，素无武干，是远近所悉，且名器清显，不应复有分外希觊。近者之事，当是劫于凶竖，不能守节。”将“名器清显”的殷琰与“凶竖”的土人切割开来。征讨殷琰的主将刘勔也给殷琰写信说：“方承足下迹缠秽乱，心秉忠诚，惘默穷愁，不亲戎政。”宋明帝之所以多次为殷琰开脱，乃是缘于王景文、蔡兴宗、褚渊“并与之友善”。宋明帝的既定政策是争取高门士族的支持，对待附从政敌刘子勋的“朝望”，也尽量从宽处置。《宋书·明帝纪》云：“平定天下，逆党多被全，其有才能者，并见授用，有如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刘勔也对殷琰说：“百代以来，未有弘恩曲宥，乃至于此。”其实这并非出于宋明帝“宽仁待物”的德性，而是他选择以高门士族为政权根基的政策结果。

二、泰始政权的军事基础与宋明帝的门阀意识

《宋书·恩幸传》认为宋明帝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依赖的是寒人，其权力结构与孝武帝并无二至。“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这一判断在宏观上自是正确，但对“近习”的倚重主要是在决策层，即以寒人掌机要，而处于行政层、事务层的“百司”则仍然依照东晋以来士族政治的传统进行运转。所以，宋明帝“主威独运”“事归近习”与其争取高门士族的支持并不相矛盾。

宋明帝与孝武帝的区别在于对待高门士族的政策，孝武帝对高门士族持压制态度，所诛杀者包括王导后裔王僧达。王僧达为王导后裔，其父王弘在元嘉之世位居宰辅，任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王僧达少好学，善属文，在士林中享有美誉。孝武帝即位，以其为尚书右仆射。“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王僧达“望宰相”其实是以“高流官序”为前提，遵循高门士族的仕进途径，但孝武帝却将此理解为“不逊”。再加上王僧达秉持门阀观念得罪了路太后及外戚，孝武帝将其赐死。与王僧达一同被杀的还有出身太山羊氏的羊戎，其父羊玄保亦为元嘉名臣。此外，还有出身汝南周氏的周朗被孝武帝借“不孝”的罪名诛杀。周朗祖周文为黄门侍郎，父周淳“宋初贵达，官至侍中，太常”，兄周峤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适建平王宏、庐江王袆。再如出身济阳江氏的江智渊，因议孝武帝宠姬殷贵妃谥号为“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后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墓石柱谓智渊曰：‘此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惶惧，大明七年，以忧卒。”江智渊虽非孝武帝所诛杀，却是死于孝武帝的恐吓。

与孝武帝向士族立威不同，宋明帝的态度相对和缓。这种差异主要缘于孝武帝、宋明帝权力基础的不同。二者虽然均以外藩入继大统，但宋明帝缺乏如孝武帝那般长期主政州郡的经历，因而其身边未能形成政治军事集团，这使得他在即位之初不得不注重对高门士族的团结。

宋明帝在藩时期的首次外任是在孝建元年(454)，他以南彭城、东海二郡太守身份出镇京口，但这次外任十分短暂，同年便被征还为中护军。此后直至大明八年(464)二月才再次外任，出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徐州刺史。第二次任职同样短暂，当年九月便被征还。宋明帝出镇彭城时的典签是王道隆，他是次年弑君的主要策划者，也是宋明帝即位后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掌机要者。永光元年(465)正月，宋明帝又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豫司江四州扬州之宣城诸军事、卫将军、南豫州刺史，镇姑孰。在姑孰期间，出任卫军长史的是出身颍川高门的庾冲远，他是东晋司空庾冰后裔。泰始初，宋明帝试图将与琅邪王氏离婚的临川长公主改嫁给庾冲远，可见双方有一定的交往，但庾冲远在泰始初年的政治活动不显。

宋明帝政变弑君的力量除了出镇彭城时的典签王道隆之外，其余核心成员多是湘东王府的旧人。策动者阮佃夫曾任湘东王府主衣、世子师；李道儿先后任湘东王师、湘东国学官令；钱蓝生为湘东王左右奄人；周登之与宋明帝有旧。但竹林堂弑君行动在武力上的依靠是直阁将军柳光世与细铠主姜产之，前者动员了队主樊僧，后者动员了所领细铠将王敬则、队副聂庆及所领壮士。柳光世出身河东柳氏，为孝武帝顾命大臣柳元景的从祖弟。他参与竹林堂弑君，与柳元景被杀有关，并非缘于效忠宋明帝。在泰始初年的战争中，柳光世投靠了宋明帝的政敌薛安都。姜产之等将士皆非宋明帝故旧，宋明帝即位后将他们皆调离了宫禁。如姜产之战死于泰始三年(467)的北伐战争中；弑君的执行者寿寂之迁太子屯骑校尉，寻加宁朔将军、南泰山太守，被宋明帝杀于泰始七年(471)；王敬则以龙骧将军、军主的身份参与征讨寿春殷琰之役，后出补东武暨阳令。从姜产之等人在泰始初年的境遇来看，宋明帝对他们缺乏足够的信任，不愿让他们留守宫禁之中。

在泰始二年(466)的战争中，宋明帝虽以诸弟休仁、休若、休祐、休范统军，但在军事上还是试图依赖士族。最初仰仗殷孝祖。殷孝祖出身陈郡殷氏，曾祖殷羡是东晋光禄勋。《宋书·殷孝祖传》记载：“时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阳一郡，而永世县寻又反叛，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在建康以东的战场上，宋明帝甚为看重吴姓士族对东土诸郡的影响力，故而以吴郡张永为将。宋明帝移檄东土，檄文称赞诸将。文序之中，张永紧随建安王、山阳王之后。檄文特意将张永单列出来称赞说：“前将军、吴兴太守张永，东南标秀，协赞戎机。”可见对张永的重视。此外，还有出身高门士族的济阳江方兴，“以战功为太子左卫率”，《宋书》特别指出他的身份是“衣冠之旧也”。

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次门士族成为军事中坚力量。殷孝祖战死后，与义嘉政权的军事对垒由沈攸之负责。沈攸之出身吴兴沈氏，为司空沈庆之从父兄子，其父沈叔仁为衡阳王刘义季征西长史、兼行参军、领队。三吴战场上，同出吴兴沈氏的沈怀明、南兰陵萧道成与张永并为主将。西讨殷琰的战事由出身彭城刘氏的刘勔负责。其祖刘怀义为始兴太守，其父刘颖之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寒人出身的将帅逐渐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吴喜，“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东兵尤急。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上大说，即假建武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议者以喜刀笔主者，不尝为将，不可遣”。在中书舍人巢尚之的推荐下，吴喜得以东征。在吴郡等四郡平定后，宋明帝“留吴喜统全景文、沈怀明、刘亮、孙超之、寿寂之等东平会稽”，吴喜已经成为扬州东诸郡战场的统帅。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果有胆力，性又简率，资给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东讨”，“及战，每先登，东人并畏惮”，积功为射声校尉，左军将军。黄回，“出身充郡府杂役”，“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与诸楚子相结，屡为劫盗。会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隶刘勔西讨”。

《宋书·邓琬传》记载了义嘉之难后宋明帝对有功将领的封爵，名列其中者多出身于次门士族、地方豪强、寒人。宋明帝与这些将帅中的大多数人缺乏私交，除授官爵也是基于对军功的承认，而非恩倖。事实上，宋明帝对这些在泰始初年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帅缺乏足够的信任。《宋书·邓琬传》载：

太宗欲绥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选用将帅以下，申谦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门郎，沈怀明、刘亮求中书郎。建安王休仁即使褚渊拟选，上不许，曰：“忠臣殉国，不谋其报，临难以干朝典，岂臣下之节邪。”

魏郡申氏、京兆杜氏分别是在刘裕平定南燕、后秦后南迁的士族。申谦之的高祖申锺在后赵石虎时期任司徒，其父申谟入宋后与朱脩之守滑台，元嘉中为竟陵太守。杜幼文为杜预的六世孙，伯父杜坦曾向宋文帝自述其“中华高族”的身份并抗议被视作“荒伧”：“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宋书·杜骥传》云：“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所谓“为清涂所隔”乃指较晚南渡的士族无法跻身高门士族之列。

刘亮出身彭城刘氏。晋宋之际，彭城刘氏以武干为刘裕所用，刘怀肃还是刘裕的从母兄。刘亮祖父刘怀默即刘怀肃之弟，为冠军将军、江夏内史，太中大夫。其父刘孙登为武陵内史。刘亮在大明年间为武康令，泰始初年任镇东中兵参军，“果劲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闻，唯尚书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称其骁敢，至是每战以刀楯直荡，往辄陷决”。从“朝士先不相悉”可知刘亮的地位其实与申谦之、杜幼文相似，“为清涂所隔”。即便是吴兴沈氏，元嘉年间尚未进入“清涂”。“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宋书·索虏传》载有时任尚书左仆射的何尚之的提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行征。”沈攸之父沈叔仁原为衡阳王刘义季征西长史兼行参军，但由于他去世于元嘉二十七年之前，故而沈攸之也在征发之列。沈攸之是沈庆之从父兄之子，沈怀明是沈庆之兄孙，其父沈僧荣大明中为兖州刺史。沈怀明起家的境遇虽然好于沈攸之，但吴兴沈氏并不在高门之列。即便是被孝武帝委以顾命之任的沈庆之，也被出身琅邪颜氏的颜师伯称为“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预政事”。“师伯专断朝事，不与沈庆之参怀”。

身为晚渡士族的申谦之、杜幼文与吴姓次门士族沈怀明、侨姓次门士族刘亮均处于“为清涂所隔”的境遇，故而借宋明帝绥慰人情、选用将帅之际求取黄门郎、中书郎。宋明帝以“朝典”为据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所谓“朝典”，即选官惯例。按中村圭尔的研究，刘宋的“高流官序”是：以秘书郎或著作佐郎起家，升迁至中书郎或黄门郎。甲族子弟沿这条升迁路径大多能够官至中书郎。下一阶段的仕途则以中书郎、黄门郎、太子中庶子为起点，经由吏部郎、司徒左长史升迁至侍中。“次流官序”则是由奉朝请起家，为军府僚佐、县令、除尚书郎外的诸曹郎、御史中丞、尚书左丞、散骑常侍或侍郎。申谦之、杜幼文、沈怀明、刘亮正处于“次流官序”中，求取黄门郎、中书郎则是跳轨至“高流官序”。宋明帝坚持“朝典”，严格区分“高流官序”与“次流官序”，即便次门士族立有战功，也不愿以混淆“官序”来绥慰人情。尽管在三年后(泰始五年，469)宋文帝满足了杜幼文、刘亮的诉求，除授给事黄门侍郎，但不久便将杜幼文出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刘亮出为益州刺史。杜幼文、刘亮并未沿着“黄门郎——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侍中”的“高流官序”继续升迁。沈怀明的情况与刘亮相同，在除授黄门侍郎后，外任南兖州刺史。

《宋书·黄回传》又云：“前世加官，唯散骑常侍，无通直员外之文。太宗以来，多因军功至大位，资轻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员外焉。”对待有军功的将帅，宋明帝还是希望通过增加“次流官序”中的位阶，区别对待“资轻”者与“资重”者。宋明帝的这一态度，一方面缘于其军事势力是在即位之后方才集结，他与将帅之间缺乏长久的私人情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高门士族政治利益的某种维护之意。

三、晋宋士风中的宋明帝及其文化认同

《宋书·明帝纪》云：“帝少而和令，风姿端雅”，“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宋文帝、孝武帝之世的湘东王刘彧，长期居于建康，其思想倾向、文化品位、举止风度都与高门士族相同。《宋书·颜延之传》：“世祖登阼，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宋明帝生于元嘉十六年(439)，孝武帝即位的元嘉三十年(453)正值十四岁勤学之时，担任湘东王师的是文坛领袖颜延之。“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按《宋书·百官志下》：“晋武帝初置师、友、文学各一人，师即傅也，景帝讳师，改为傅。宋世复改曰师。”《宋书·颜延之传》将颜延之“表解师职”系年于孝建三年(456)之前，缪钺先生《颜延之年谱》将《宋书》这一记载系于孝建元年(454)颜延之七十一岁条目之下。颜延之担任湘东王师的时间虽不算长，但毕竟使湘东王刘彧见识了第一流文学。按《宋书·明帝纪》所述，刘彧撰写《江左以来文章志》是在在藩时期。从宋明帝年龄来判断，《文章志》的撰写时间当在孝武帝孝建、大明年间(454～464)，这不能说不是受到颜延之的影响。

除颜延之外，宋明帝在藩时密切接触的名士还有王景文、褚渊。王景文“美风姿，好言理，少与陈郡谢庄齐名。太祖甚相钦重，故为太宗娶景文妹”。与王景文一样，褚渊与宋明帝有故旧私交。“帝在藩，与渊以(夙)〔风〕素相善。”褚渊在文化上的优长是：“涉猎谈议，善弹琵琶”，“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除清谈外，褚渊以“风则”著称于世，“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性和雅有器度，不妄举动。宅尝失火，烟焰甚逼，左右惊扰，渊神色怡然，索舆来徐去”。宋明帝尝叹曰：“褚渊能迟行缓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宋明帝将褚渊“迟行缓步”的“风则”视为担任宰相的充分条件。虽然宋明帝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仍以寒人掌机要，但在话语层面却承认了门阀士族的玄学政治观念。

《江左以来文章志》在《隋书·经籍志》中作《晋江左文章志》，共三卷。《文章志》与《世说新语》的成书时间接近，均由在藩的刘宋宗王主持编撰，刘孝标在给《世说新语》作注时多处引用宋明帝《文章志》。从刘注所引《文章志》来看，其记述主体是东晋名士，叙述其生平经历、社交关系，记载言行。从这些内容来看，宋明帝对门阀士族的精神世界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对名士言行的记载多偏重于玄学风度。

如《世说新语·赏誉》“谢公云”条注引《文章志》曰：“胡之性简，好达玄言也。”《晋书·王廙传》附有王胡之小传，仅述其“弱冠有声誉”，“素有风眩疾，发动甚数，而神明不损”。对照可知《文章志》选材侧重于“性简”“玄言”等名士风度。再如叙述谢尚：“尚性轻率，不拘细行。兄葬后，往墓还，王濛、刘惔共游新亭，濛欲招尚，先以问惔曰：‘计仁祖正当不为异同耳。’惔曰：‘仁祖韵中自应来。’乃遣要之。尚初辞，然已无归意。及再请，即回轩焉。其率如此。”《晋书·谢尚传》载其丧兄“哀恸过礼，亲戚异之”。《文章志》则叙述葬兄后的“不拘细行”，旨在表现谢尚“性轻率”。

《文章志》关注名士的价值选择。如对孙绰与许询的比较。“绰博涉经史，长于属文，与许询俱与负俗之谈。询卒不降志，而绰婴纶世务焉。”行文之中将孙绰“婴纶世务”视作“负俗”“降志”的表现。《文章志》又载：

太原中，新宫成，议者欲屈王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谢安与王语次，因及魏时起陵云阁忘题榜，乃使韦仲将县梯上题之。比下，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云：“宜绝楷法!”安欲以此风动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韦仲将魏朝大臣，宁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知其心，迺不复逼之。

王献之不愿为新落成的宫殿题榜，认为这并非是对待大臣之道。《文章志》记述这一故事，表明宋明帝熟悉门阀士族在皇权面前的独立意识。《识鉴》“谢公在东山畜妓”条注引《文章志》曰：“安纵心事外，踈略常节，每畜女妓，携持游肆也。”宋明帝颇重门阀士族“纵心事外”的处世态度。泰始末年王景文求解扬州刺史，宋明帝在答诏中说：“令袁粲作仆射领选，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迁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复不改常。以此居贵位要任，当有致忧兢理不?”宋明帝认为高门士族任职应该“居之不疑”，但又不揽权，“淡淡然亦复不改常”。宋明帝对王景文的这一要求正源自他对名士“纵心事外”之处世态度的认识。

可以说，宋明帝对高门士族的任用，既缘于他对门阀文化的认同，也是基于他对门阀处世态度的了解与尊重。孝武帝虽也是以才学闻名，但他不仅在政治上缺乏对士族传统的认同，而且在文化上秉持居高临下的态度。如“孝武欲擅书名，(王)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容”。与孝武帝相比，宋明帝可谓门阀文化的知音。

宋明帝并未将名士视作政治上的点缀品，《文章志》对名士的理政才能颇为关注。如称刘恢“识局明济，有文武才，王濛每称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选，为车骑司马”。刘惔历来被视为永和年间的清谈领袖，但《文章志》着重记载他对时局的洞悉：“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惮之，议者欲以授桓温。时简文辅政，然之。刘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复制。愿大王自镇上流，惔请为从军司马。’简文不许。温后果如惔所算也。”从这一记述可知宋明帝对东晋荆扬之争的地缘结构较为关注，或许前引宋明帝所言“京口乡基义重”“密迩畿内”“陕西任要”、中流“经涂之要”，这一地缘政治观部分来源于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东晋门阀政治的特征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其中颍川庾氏还具有外戚身份。《世说新语·规箴》篇记载：“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刘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辈，岂应狂狷如此哉?时若有斯言，亦传闻者之谬矣。”庾翼自比汉高、魏武，恐怕是刘宋时期流传甚广的典故，《文章志》虽否定了这一传言，但从其选材的关注点来看，宋明帝其实比较在意外戚篡权的问题。泰豫元年(472)春，宋明帝于临终前杀掉了王景文，“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众所周知，琅邪王氏虽然居于门阀序列的顶端位置，但至刘宋晚期，实无推动改朝换代的动机与能力。宋明帝诛杀王景文，部分缘于其所汲取的东晋历史经验。

需要说明的是，宋明帝虽然认同门阀文化，依赖“朝望”重构政权，但其权力结构沿袭自孝武帝时期。《南史·恩倖传》说：“自宋中世以来，宰御朝政，万机碎密，不关外司。尚书八座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宋明帝依赖高门士族主要在“外司”，至于“宰御朝政”仍然是以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恩倖掌机要，他们“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基于这一权力结构，泰始初年高门士族权势的复升并未改变孝武帝以来以寒人掌机要的趋势，南朝的政治发展仍然在孝武帝的轨道上前行。

四、结论

泰始初年，宋明帝实行了依赖高门士族的政治路线，不仅委官于蔡兴宗、王景文、褚渊、谢庄、袁粲等“朝望”，而且对殷琰等附从政敌刘子勋的高门士族也从宽处置。宋明帝这一政治路线的形成有两个原因：

一是宋明帝缺乏长期主政州郡的经历，身边并无可资依赖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使得他在即位之初不得不注重对高门士族的团结。且宋明帝以宫廷政变弑君夺权，占据京师建康“以中制外”。聚居于建康之高门士族的人身安危与政治利益均系于宋明帝的帝业成败，这使得双方有密切合作的空间。

二是宋明帝对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持欣赏、仿学之心，故而能够从内在性理解名士的精神世界，承认他们的理政才能，这是宋明帝在义嘉之难及泰始政局中依赖高门士族、维护“高流官序”的心理基础与情感取向。

得益于泰始初年的政权重构，高门士族的政治权势在经历了孝武帝的压制之后，在宋明帝时期有了较为显著的回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权势回升既是基于高门士族自身的政治实力，也是取决于宋明帝的政治路线。相较起来，后者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缘于这一权势回升，高门士族在宋明帝的顾命大臣中居于半数，形成了袁粲、褚渊与萧道成、刘秉入直“平决万机”的四贵体制。萧道成对四贵体制的破坏成为南齐政权建构之肇始，高门士族与皇权的合作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寻求与皇权在意识领域的融合。从宋明帝仿学玄学士风，到南齐高门士族崇尚儒学，所反映的是在高门士族与皇权的关系中，后者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倾向。

【注】文章原载于《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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