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藏珍拾遗·回望中原】承载千年谜团的春秋水器
20世纪30年代,中国早期考古学者在河南辉县县城南的琉璃阁附近先后发掘出土了两座春秋时期的大型墓葬,从中获取了青铜器、玉石器、贝币等精美文物近千件。随后由于日寇侵略,抗日战争爆发,这批珍贵文物尚未认真整理就被装箱辗转流离撤往南方。后因种种原因,墓中出土文物又被分开收藏在郑州、台北、北京、深圳、开封、天津等海峡两岸六地博物馆中。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们始终关注这两座大墓的墓主及国别归属问题,而两墓出土的文物也成为研究的焦点。
琉璃阁二墓共出土青铜鉴4件,而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夔凤纹青铜鉴不仅器形硕大,纹饰繁芜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它还是这批文物中少数几件可以明确出土墓号的断代器物之一,因此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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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出土逢战乱 难辨墓别三地存
鉴,春秋战国青铜器中有自铭为鉴或监的,如智君子“弄鉴”、吴王夫差“御监”。监和鉴为通用字,甲骨文监字就像一个人附于器皿之旁照看容貌的样子。
鉴的功用,一方面是盛水,在没有铜镜和铜镜不发达的时期盛水做镜整理妆容;另一方面是盛冰,可以使食物冰镇降温。“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周礼·天官·凌人》有这样的记载。除此之外还有沐浴,《庄子·则阳》记载“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而实际上,鉴可能更多的是作为礼仪用器或陈设赏玩的器物。
青铜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盛行,西汉时仍有铸造,但已极少。1936年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共出土青铜鉴4件,发掘工作结束后还未来得及整理两墓,便逢抗日战争爆发。为了防止日寇劫掠,甲乙墓文物遂装箱南迁武汉,后又转入重庆。文物辗转过程中当初的发掘资料丢失,两墓文物又混装在各箱之中,导致无法区分墓别。后来依据残有的发掘资料结合当时发掘照片,仅可以确定其中一鉴确为甲墓所出,其他3件仍然存疑。
甲墓出土的夔凤纹鉴,敞口,宽折沿且有加厚的宽唇边,束颈,折肩,肩下等距离分布4个兽首耳,深鼓腹,平底。颈部装饰宽纹饰带一周,上部为较宽的鳞纹,下部为较窄的三角纹。上腹部和下腹部均装饰约5厘米宽的细密蟠虺纹带,两纹饰带上各错落有致地装饰3行圆环状小突起。上腹部四兽首耳,兽角硕大、交错盘绕、眉粗眼凸、双耳下垂、高鼻上卷、大张口、犬牙尖利、门齿平齐咬合,颇有怒视之意。中腹部装饰最为精美的夔凤纹带,纹饰带等距离分布8条大头夔龙,其两侧各有相背的凤鸟一只,间以小头夔龙填补间隙,夔龙大头上扬、双耳发达、高鼻内卷、大口尖牙、细身曲绕、粗腿利爪,凤鸟尖冠圆眼、张嘴勾喙、长颈卷尾、粗腿利爪、展翅高扬。
夔凤纹鉴器体硕大魁伟,花纹精致细密、层次分明,特别是腹中部微微突起的夔凤纹和耳部兽首更是设计巧妙,形象生动,体现了作器者高超的艺术水平。器上纹饰既有春秋晚期的流行式样,也有西周末春秋早期的遗风影响。器上四耳与器体分铸套焊痕迹明显。器物出土地点明确,墓葬又在公墓之中。因而,夔凤纹鉴对于研究当时青铜铸造技术、艺术风格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列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辉县甲乙墓中宝 两岸六地七馆藏
1935年,前中央研究院考古发掘团在河南临近辉县的汲县山彪镇发掘,经辉县前来围观的百姓介绍说他们的辉县固围村也有精美铜器曾经出土,并邀请发掘团前往勘察。辉县琉璃阁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就此拉开序幕。
1936年8月,辉县县城南郭的琉璃阁以北(琉璃阁,位于辉县县城南郭,实名“文昌阁”,因阁顶覆以绿色琉璃瓦而被当地百姓冠以“琉璃阁”之名,此阁始建于明,重修于清代,至今保存完好),当地农民在刨地时发现了一件铜鼎,此事传到了当地的县政府,县长吕达将听到的情况上报给了省政府。随后,省政府命令河南博物馆前往调查发掘,委派博物馆许敬参为委员,孙文青、李祥岑、穆培元、陈惠亭协助。
9月,开始雇用民工破土发掘,不久发现汉代墓葬一座,出土人骨2具以及部分陶器。清理完毕后,继续向下发掘,出现被汉墓打破的墓葬。墓葬东西长约11米,南北宽约10.3米。随后墓葬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11月初才彻底完工。共发掘包括铜器、玉器、陶器等在内的文物编号已到401号,全部由河南省政府派专车运回开封河南省博物馆内保存。
就在第一座墓葬坑发掘清理的过程中,其北3~4米的地方又发现了第二座墓葬。于是,加派郭豫才主持第二座墓葬的发掘工作,所获文物于11月运回河南省博物馆内。两次发掘所获文物送回至博物馆内时,都经省政府派员和受邀请的有关各界人士及本馆理事共同检视。依据发掘时间的先后,发掘者将两墓分别命名为甲墓和乙墓。
依据甲乙两墓主持许敬参、郭豫才二人发表于1937年原河南博物馆馆刊6~13集中的11篇有关甲乙墓发掘资料的论文,依稀获知当时甲乙墓发掘的部分情况。
“于甲墓得柏板八十余,长三米三寸四分,宽三寸六分,厚稍逊;乙墓六十余,长三米三寸,宽二寸五分,厚稍逊。肤间烧作炭质,四围壁立,作板筑形,顶平纵置间离板三,底横铺,方形,迫奇特,意似椁,然中无棺痕,或即古题凑欤?”关于墓葬的棺椁,许敬参在《题凑翰桧说》中这样记载。
文中所述两墓有椁无棺实是因为当初的发掘条件所限造成的认识错误。从史书记载和近年发掘的中原地区春秋战国大墓棺椁情况来看,墓葬有椁必有棺。
“四周殉器,器上及墓底,满布漆绘……铜器累累,周匝逼近人体,人体四周,玉饰之类,亦颇充,以其位置距离忖之,诒以玉石为棺,绕护人体,其即雕玉为棺之意欤?”关于甲墓发掘出土器物的情况,许敬参在《题凑翰桧说》中描述了当时看到的椁室情景。
而墓中器物如乐器、玉器、青铜礼器、兵器、货币等出土时的位置情况,许敬参和郭豫才两位发掘主持人在《编钟编磬说》《说玉器》《说豆》《说兵器》《说贝》等发表的11篇论文中也有部分记述。
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的原始发掘记录和文物运回博物馆后的初步整理材料,由于日寇侵华,在躲避战乱的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已下落不明。而这直接导致了墓葬的发掘过程不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原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幼侨先生一边在本馆刊物上发表文章口诛笔伐日寇侵华,一边担心馆藏文物的安危。到10月23日,在接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发来的安全保护博物馆珍宝的密令后,签下“遵办”二字。从此,走上辗转迁移保护馆藏文物的艰辛之路。
1950年,唐兰、卢少忱前往重庆接收保存在重庆的文物时,其间文化部的代表挑选了河南存渝文物中的辉县琉璃阁、新郑两地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其中一鉴就包括在内。目前,1936年出土的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器物被分散保管于两岸六地的7个博物馆之中。
辉县殷商王畿地 魏卫范国难断属
从1935年开始之后的几十年间,前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3家考古研究机构在辉县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河南省博物馆主持发掘的甲乙墓属于第二次大规模发掘,获取文物千余件,随着琉璃阁墓地发掘工作的大量开展,甲乙二墓的国别族属及时代的考证也就此开始,可谓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对琉璃阁墓地年代做出最早分期的考古学家郭宝钧认为整个墓地由东到西可以分为5期,年代设定为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225年,最东部的甲乙二墓属于第一期,并假定为魏公子墓,年代上限在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立国之时,下限至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前。
原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杨育彬在分析各位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辉县甲乙二墓的时代可能在春秋战国之际或战国早期,并依照墓葬的年代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认为甲乙墓主人应是魏国贵族。
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辉县琉璃阁的墓地,是卫国定都于楚丘之后开辟的,虽然没有发现可以证明此地属于卫国的文献资料,但可以根据历史地理和墓葬的规模肯定为卫国公室的墓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依据早期发掘报考和《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一书中分析墓中器物特征,认为甲乙墓时代应在春秋中期偏晚到春秋中晚之际,墓中器物固守了卫国的独特风格。这一观点也是琉璃阁墓地属卫的继承发扬。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在《周代用鼎制度》一文中指出,琉璃阁墓地属于春秋中晚期,当时辉县一带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范氏的封地,墓地非范氏卿族莫属,甲墓和M6墓主当为僭用天子之礼的某两位范子。
另外,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宋玲平在《再议辉县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国别》论证墓主应为春秋中晚期晋国范氏族卿;青年文物鉴定专家刘雄硕士论文《山彪镇与琉璃阁再研究》认为辉县琉璃阁东周贵族墓地为春秋中晚期晋卿范氏的公墓。
关于琉璃阁墓地国别族属,主流的有魏国说,有卫国说,也有范氏说。三种观点虽然结论差别较大,但各有其较为合理的依据。
2005年,台湾和大陆学者首次将分散于两岸各地的甲乙墓器物集中整理,大家一致认为甲乙墓是一处王族的公室墓,紧邻古共城不足千米,地势东高西低,从东到西依时代的早晚关系排列;从墓葬形式、出土器物的组合和器形上有风格的连续性。
至于墓主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也许随着新的考古资料、新的考古技术的出现,终究会得出最为合理的答案。
藏珍:夔凤纹铜鉴
入藏地:河南博物院
制造年代:春秋晚期(前770-前476)
外形参数:通高40.6厘米,口径78厘米
出土时间:1936年河南省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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