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之，擒明将张宗玉，诸将以宗玉杀清兵多，争曰必砣之。夫人曰：‘此忠臣也，安可？’成栋为不得已杀之而不砣也。”

“夫人知其志已决，会遽人言明兵连败，永历跳身遁。成栋默然。夫人乃曰：‘闻天子蒙尘，乃志士立功之秋也。且明虽危弱，正朔所在，天意必不绝之。今不速图，後虽悔恨，无及矣。’成栋曰：‘甚善，顾人事有不可知，奈何？’夫人曰：‘妾言天意亦以人事决之。秦二世、隋炀帝、周恭帝虽亡道，皆中国天子。李淵为太原留守，匡胤为殿前点检；即泗上亭长，亦尝食秦升斗之粟，而皆反噬其君。我太祖以布衣提一剑，驱逐元人，拨凶秽而反之正，且告诫严明，诸将降，下城廓，不敢妄杀一人。天下既定，礼乐文物，灿然与周室同善，其功德非汉唐宋可及。即继体守文之君，皆孜孜爱民。凡所为结婚匈奴，易太子，母后临朝，贼臣篡弑之事，概乎未之闻。而享国未满三百年，以人事言，今天子中兴大业，亡俟天文龟筮而决也。’”

“成栋曰：‘子之言亡以易，我志亦早决，第不能怜松江眷属耳。’夫人笑而曰：‘为天下者不顾家，公诚反清为明，眷属何足问。妾蒙恩最深，请先死以成公志。’遂自刎也。”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看出，丁霄音是一位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而又聪敏贤惠的忠烈女子。由于清兵南下，国破家亡，她甚至三次自缢而不得死，以至鬻于妓家，满怀悲愤。幸得李成栋“悦留之”，小心谨事，并深得成栋妻欢心，内外皆称其贤。李成栋宠爱甚，故在对待明被俘官兵的处理上能言听计从。李成栋恨娶丁夫人晚，自后每出仗，眷属留松江，而把夫人同在身边。夫人“书史皆通”，而李成栋“不学”。夫人则趁给成栋讲史之机，晓以民族中兴大义，成栋始有了“反正”之心。及至后来，为绝成栋后顾之忧，夫人乃拔刀自刎，“以成公志”，真凛凛然有悲壮之慨！

类似记载，在后来的《小腆纪传》里也有。其卷六十五《李成栋传》是这样写的：“顺治三年（1646）丙戌，十月，贝勒承制以总兵佟养甲为两广总督，成栋署两广提督，合军争广东，所向克捷。成栋收缴文武印信五十余颗，而取总督印藏之。既叙功，养甲授总督两广，假便宜，而成栋仅授提督衔，疑养甲抑之，怨望形诸词色。爱妾张氏，陈子壮之妾也，艳而纳之，年余不欢。偶演剧，张氏见之而笑。成栋诘之，氏曰:‘为见台上威仪，触目相感。’成栋遽起，著明冠服，氏取镜照之，成栋欢跃。氏察知之，因怂恿焉。成栋抚几曰：‘怜此云间眷属也。’时成栋眷属犹在松江，故言及之。氏曰：‘我敢独享富贵乎？请先死，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死。”这显然是对丁霄音原型的扭曲，且多有不近情理处。因为：

1.丁霄音非张氏，也不是陈子壮之妾。她是南明弘光元年（1645）清破扬州后为李成栋“悦留”的。李成栋与陈子壮交战是在清顺治四年（1647）攻克广州后。《忠义录》卷六《陈子壮传》载：“子壮走高明，成栋围之，以地雷击城。城陷，……子壮冠服坐堂上，兵执之，诣成栋。成栋雅重子壮，释其缚，与揖。”子壮后为佟养甲杀害。“明年（1648），成栋降明，执养甲杀之，赠予壮太师光禄大夫……忠烈侯，立祠祭葬”。可见成栋对子壮一向是很尊重的，绝不会乘人之危而夺其小妾为己有，更况丁霄音在其前即已为所得。

2.丁霄音“书史皆通，貌甚闲雅”，自归成栋后，“益谨事焉”，且得成栋妻欢心，内外皆称其贤，行事端庄稳重，绝不会像张氏那样庸俗轻浮，因见“台上威仪，触目相感”而笑。如是，则张氏先前的“年余不欢”也是装出来的，何况在战争环境下，那有闲情逸致去观赏歌舞戏曲？

3.李成栋“为人刚戾，不苟言笑，累为清擒将得地，未尝自矜喜”，绝不可能因见张氏观剧笑了而“遽起著明冠服”“欢跃”之。这既不符合李成栋的性格，同时在清军中著明冠服也是有违清律的，并未说他早有“反正”之心；张氏也从无对他言说过。

4.丁霄音拔剑自刎，是为成全李成栋“反清为明”之大志，而张氏则仅是不敢“独享富贵”而已，两人的思想境界有天壤之别。所以说，张氏只是丁宵音的改版而已。

事实上，李成栋本是一介武夫，不学无术，只为名利拼杀，故反复无常，后来受丁夫人影响，才有所觉悟。《小腆纪传》里说他“一日，与署藩司袁彭年、养子李元胤登楼去梯相谓曰：‘吾辈因国难归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余年矣，正统之朝虽败，必有中兴者。本朝（指明朝）深仁厚泽，远过唐、宋。先帝之变（指崇祯死于北京），遐荒共悯焉。今金将军声桓所向无前，焦将军琏以二矢复粤七郡，陈邦傅虽有降书而不解甲，天时人事，殆可知也。’”李成栋这“天时人事”说，正是夫人丁霄音“日以微言动之”灌输给他的。

《忠义录·丁霄音传》里写得很清楚：“成栋不学，数令夫人说史，卧床听之。夫人说《汉书》，至苏武使匈奴十九年不降，反复数百言。”又说：“王莽篡汉，耿弇、冯异皆为新臣。厥后光武起兵，二人据城归正，卒不失为中兴名将。”成栋听后，“始萌他志矣”。及至后来，夫人知其志已决，乃曰：“闻天子蒙尘，乃志士立功之秋也。且明虽危弱，正朔所在，天意必不绝之。”又且“天意亦以人事决之，秦二世、隋炀帝、周恭帝虽亡道，皆中国天子。李渊为太原留守，匡胤为殿前检点；即泗上亭长，亦尝食秦升斗之粟，而皆反噬其君。我太祖以布衣提一剑，驱逐元人，拨凶秽而反之正……其功德非汉唐宋可及”。“而享国未满三百年，以人事言，今天子中兴大业，亡俟天文龟筮而决也”。以古喻今，先打消李成栋“反噬其君”的顾虑，再鼓励其争做“中兴名将”——“事成则易以封侯，事败亦不失为忠义”，一切以明正朔为理念。这也正是《南明史》中所谓李成栋“反正”的其他三个原因。南先生在书中引述《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中的话说：“李成栋在与养子李元胤、署广东布政使袁彭年最后议定‘反正’事业时，曾达成一亇共同的认识。”这“共识”，也就是本文前引《小腆纪传》里李成栋“相谓曰”的那段话，两书记载相同。

但无论是《小腆纪传》抑或是《小腆纪年》，他们在写到张氏“自刎”后，只是说，“成栋大哭曰：‘女子乎是矣！’拜而殓之。”虽然是“大哭”，但并未受感动，反认为死得并不值得，故仅“拜而殓之”而已。不像《忠义录》里写的：丁霄音自刎后，“成栋抱尸哭曰：‘汝一年少女子，勇决乃是。我须眉男子，远不汝逮耶！’则具衣冠，南向再拜。为疏用总督印，以广东千里地，兵十余万来归（明），以夫人之激也”。情真意切，且付诸了行动：“时永历二年戊子（1648）四月戊辰，成栋竟迎上南宁，还都肇庆，诏赠丁氏一品夫人，特谥文节，赐祭葬。瞿式耜、张同厂及金堡等作传诗张其烈。成栋痛夫人不已，必欲得当以酬其死，即上疏进兵。未几，溃于赣州。寻复出南，竟败之。”这充分说明了丁霄音确有其人，义激李成栋“反正”也实有其事，《忠义录》里未为李成栋立传，却把他“反正”事附于《丁霄音传》，可见丁霄音在李成栋“反正”一事中所起的作用。

《忠义录》是作者朱溶“行游天下，反复审问”，苦心焦劳三十年而写成。他本人就是个明遗民，其所记人物“皆事必有据，言无不根”（见“自序”）。但因书中所记多为明忠义之士，含有浓厚的反清思想。故在清修《明史》时，许多史料未被采纳，丁霄音其人其事也因此被湮没不传。

至清咸丰间，徐鼒博涉南明野史六十二家，并旁搜各省府县志及诗文集等有关资料，先后汇纂成《小腆纪年》和《小腆纪传》二书。囿于文网，《纪传》中虽写到了李成栋因叙功，“疑养甲抑之，怨望形诸词色”，但并未据史直书丁霄音义促其“反正”事，而是无来由的虚拟了个似是而非的平庸女子“张氏”搪塞之。他戓曾见读过《忠义录》中的《丁霄音传》，否则何以两人的经历竟如此相似：她们同是李成栋的小妾，同为成全成栋之“志”而自刎。但丁宵音自归李后，深得全家喜爱，故能通过讲史形式，启发引导李成栋“反清为明”；而张氏归李后，“年余不欢”，后因观剧“而笑，成栋遽起，著明冠服，……氏察知之，遂怂恿焉”。前者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后者是被动的，也未说明想“怂恿”李成栋作何事。所以长期来，人们只知李成栋“心怀功高尚薄之恨”这个外因，而不曾想到在其身后，有个深明大义的刚烈女子丁霄音在教育激励着他，这才是真正的内因。

由于《忠义录》是一部未刊书稿，流传不广，清季刘世瑗把它列入了《明季征访遗书目》，近人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也只见残抄本卷一卷四和《隐逸录》一卷。而今我所见为已故明清史专家李光璧教授原珍藏之精抄八卷足本，内含《表忠录》（主要记毛文龙事迹）和《隐逸录》各一卷，现已全部收入《明清遗书五种》，于2006年1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排印出版。本文所引《丁宵音传》即见是书卷六第738至739页，甚有传奇色彩。至于《传》中所说“瞿式耜、张同厂及金堡等作传诗张其烈”，当非空穴来风，如能找到原文出处，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但恐在清修《四库全书》时也被抽毁，或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