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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疫情后来迅速蔓延至华东、华南，全国闻之色变。

和如今相比，那时的防疫现状有过之无不及，街道上门窗紧闭，连一个孩子都见不着。

尽管如此，当年依然有无数的孩子感染病毒。

多少孩子终身残疾，瘫痪在床，就有多少家庭崩溃肢解。

在危难之际，第一批北大医学院的学生，也是中国第一批归国潮的留学生之一的顾方舟，站在了抗疫最前线。

顾方舟在这场抗疫前线上，曾和研究人员一起“以身试毒”，不惜拿亲身儿子做人体实验。

有他领导的团队研发的一款“糖丸”疫苗，拯救了千万中国孩子。

顾方舟的抗疫事迹，和如今一样值得铭记。

为拯救千万儿童，

顾方舟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

1955年，整个中国被恐慌笼罩着。

小儿麻痹症疫情正在蔓延，病死率高达27.75%，远高于如今的新冠病毒。

这些感染者，绝大部分都是儿童，他们四肢瘫痪、身体扭曲、在痛苦的边缘挣扎万分。

这种怪病会随着粪便、唾液传播，感染上1到6岁的孩子，一旦患病，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最糟糕的是，当时几乎无药可医。

没有治疗希望，没有挽救机会，只有等死，抑或是终身残疾。当时就连顾方舟本人，也没有办法。

他在后来的采访中说：

“每年大约有几万个孩子，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因为谁也治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数患病的爸妈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辗转各个城市，怀揣着微弱的希望去寻医救治。

这家医院治不了，就去那一家；这座城市不行，就换另一座。

纪录片《闪亮的名字》还原场景

可一次次，一次次的，医生们听着“救救我的孩子”时，依然只能给出残酷的现实，他们没有办法。。。

纪录片《闪亮的名字》还原场景

患者的求救声在顾方舟的耳边久久回荡：

“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

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当时的顾方舟，于1952年远赴苏联学习。在他回来的时候，国内疫情正在凶猛地爆发。

他也由此被国家指定为专门研究这种可怕疾病的负责人。可治好小儿麻痹症，做一名拯救千万儿童的病毒专家，谈何容易呢？

当时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才刚刚起步。研究过脊髓灰质炎的医疗专家，拿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更别提颇有建树的人才了。

但是，就连周总理都对下达了死命令，这个事，必须完成。

那时的顾方舟，早早在心底里暗下决心：

一定要尽快发明疫苗，疫苗早一天研制出，就能多挽救一些患者和家庭。

为了早日研究出疫苗，顾方舟一行人打算建造自己的实验基地，他和同事们去了昆明的一座荒山。

刚开始，他都傻眼了，这哪里是疫苗研究基地，说这里是“野生动物培养基地”也不为过。

建疫苗生产基地，要大量的资源和设备，五十年代的云南，怎么运输就成了问题。

没人？没路？就自己上！

顾方舟经常扛着几百斤的水泥，背着疫苗上下山。工人们挑担他也挑担，有年轻人受不了苦跑了，他就不偷懒。

在他眼里，科研工作者不是养尊处优的高知分子，怎么建好疫苗基地才是关键。

可是，自己挖地，自己搭棚子、建研究室。。。这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开始。

因为研究室不像一般的住宅，它需要有贮存疫苗的冷冻库，培养细胞维持温差的功能。

能不能保证疫苗的安全和稳定，是整个研究的关键，这在当时50年代的云南那种环境下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下，很多科研工作者，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然而，苦心人天不负。

疫苗，还是被研发出来了。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顾方舟。

那做临床试验该怎么做？临床试验，一般分为三期，从少数人受试，逐渐扩大到更大的人群。

第一个被实验的人，有着最大的危险。

陆毅饰演顾方舟

刚研制出的疫苗，之所以要做临床实验，在于它的风险性不可测。

一旦这剂疫苗是失败的，就有麻痹、瘫痪甚至死亡的危险。

找谁来做这个实验呢？这可是有死亡或瘫痪的风险。

顾方舟没有犹豫，他亲自喝下了那瓶，珍贵和风险并存的疫苗溶液。

其他的科研人员也一致决定：“我们愿意试药。”

第一天没事，第二天也没事，直到一周后，所有人都没有发生意外。

实验室里，所有人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紧张的氛围烟消云散不久，但另一个问题再次压了过来：

大人吃了没事，那孩子呢？

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拿健康的孩子来做实验。

谁会愿意拿自己的孩子来做性命攸关的实验？

是的，站出来的人，依然还是顾方舟。

为了检测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瞒着自己的妻子给孩子服用了疫苗，然后他自己嚎啕大哭。

同事劝他不要这样做，但顾方舟说：

“只能这样，不然没法实验，

谁也不敢吃，自己孩子都不敢吃，

能让别人去吃吗？”

作为一个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来，无法想象这究竟是怎样的不舍，又是怎样的决然？

因为被顾方舟的行为所鼓舞，越来越多的研究员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

又是一场生与死的倒计时开始了：一天、两天、三天。。。

研究所每天早上上班第一句话，就是“孩子还好吧？”

在度过了异常难熬的10天后，终于，疫苗被证实成果了！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

1963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正式刊发消息：

小儿麻痹症有预防方法了。

变成糖丸的疫苗

有了疫苗后，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

在那个年底啊，交通不发达，农村也缺乏储存疫苗的冰箱。

答案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糖丸”。

顾方舟科研团队的成员赵玫在采访中说：

做成糖丸的小儿麻痹疫苗，又好吃又耐热。

把疫苗做成糖丸给孩子吃，这个想法真的绝了。在推广过程中，毫无意外的获得了广大孩子的喜欢。

糖丸口味有甜味儿的，奶香味的，各不相同。甚至因为医生只给吃一颗，有些孩子就哭闹。

有网友调侃道，当年为了能吃糖丸，

恨不得多来医院几趟，多打几回针也没事。

豆瓣上，不少网友都评论说：

“念念不忘，每次都拿这骗我去医院”

”好吃，打完针想再要两颗”

在这样的推广之下，小儿麻痹症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的十万分之0.046。

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疫苗如摧枯拉朽一般，轻松击败了小儿麻痹病毒。

直到今天，小儿麻痹病毒已经彻底消失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顾方舟再也不用向患者道歉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得救了。

他将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医学事业，直到2019年的1月，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只希望：

“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从五十年代的小儿麻痹疫情，到今天的新冠病毒，我们发现：

那些默默无闻，常年深耕在实验室的病毒学家们，普通人不为所知。

可每当灾难来临时，他们都会挺身而出，为我们建立安全的保护屏障。

顾方舟如此，钟南山、张文宏皆是。

为对抗小儿麻痹症的病毒，顾方舟总共付出了42年的研究时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他的故事虽已结束，可他的精神却传到了今天每一个抗疫人员的身上，被我们所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