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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豳风》图卷）

之所以可以如此论证，一则《诗》本编订，向来缺乏文献证实，在没有更为直接证据出现之前，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留存于原始文献内部的直接证据，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诗》本编订之过程、版本形成之情形，既非假说，足以存征，何以废而不用？二则《国语》《左传》《墨子》乃至《孟子》等典籍的编成，皆非一时一地一人而成，其校订修正，述而不作，其所据史料，渊源有自。故前代史述，后世不必一一整合，《诗经》先于上述典籍形成，若作者依据《诗》本反观上述典籍所载史料，则必然抹平其中不统一、不一致之处，使之与今本《诗经》之分类、称名乃至篇章、句子多有对应。其参差不整者，恰反映出“诗”之初成，体例未定。三则“诗”之称名，所涵范围或大或小；其下类名，或广或狭，然“不学诗，无以言”的贵族教育和“事君、事父”的礼仪约定，引诗称诗、称名称类，决非随意为之，或出乎俗成，或合乎辞令，皆不致引喻失义，贻笑大方，故其对“诗”之称名，乃取公认之名，不致于类名、总名随意混用。况古书多别本单行，尔后汇总，[2]而非相反。四则这些典籍中存留的关于“诗”的称名不同、类名差异、说法不同，能够相互印证，且有规律可循，可知其既非后世有意为之，亦非两周间人随意言之。若加以整理辨析，不同文献相互对应，诸多资料彼此呼应，加之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参照，条分缕析，恰能窥见“诗”本的渐次形成过程，正潜藏于这些原始文献的字里行间。本文试论之。

一、《国语》称“诗”

与《诗》的原初形态

《国语》赋引《诗》31处,去其重者，实引《诗》26篇，见于今本《毛诗》者23篇，逸诗1篇。[3]由于涉及历史跨度之大、涉及国别之多，最能反映出两周间人所见《诗》本的原初形态。我们根据《国语》中不同时间、不同国别者称《诗》，可以做出一些基本判断：

第一，周穆王时期，《周颂》已经编订，但尚未分篇名。《国语·周语上》载穆王时（约前947-前928在位）祭公谋父引《诗》言：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其所引诗句出自《周颂·时迈》，此乃武王既伐纣，周公为作《颂》以告祭。《毛诗序》言：“《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郑笺：“武王既定天下，时出行其邦国，谓巡守也。”可知“颂”之本义在于告功。《左传·宣公十二年》亦言：“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允王保之。’又作《武》。”可知此乃《颂》之初名，本指此篇。后有增广，遂名为“周文公之《颂》”云云，“颂”渐为类名。谋父引之证言，可知穆王时期，周《颂》已大致编订，并系以作者，如“周文公之《颂》”等。察《国语》《左传》引诗，皆不作篇名，而以类名称之，乃其遗留。又，祭公谋父为周公后胤，《大戴礼记·保傅》言：“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周公世袭太傅，太傅辅佐太子，周公在成王年幼时曾摄政监国。祭公谋父所言之《颂》，乃出于周王室所传之“颂”，其引之以谏阻穆王伐戎，自称“颂”而不必言为“周颂”，实乃自道。

（《诗经·豳风》图卷）

第二，“颂”与“大雅”在厉王前分别单行。《周语上》又记芮良夫谏厉王（前857-前842年在位）径言：“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两者并提，前者出自《周颂·思文》，显然此时《颂》已编成，作为类名。后句引诗出自《大雅·文王》，其径称为《大雅》者，显然与《颂》并列，可见《大雅》与《颂》已经分别编成，各自单行。既然称名《大雅》，或当别以《小雅》，今本《大雅》多为西周初、中期作品，而《小雅》之诗多出自两周之际，可推知“二雅”此时已有初定本，或各自单行。

第三，周桓王时期，开始以《诗》称“雅”。《诗》之得名，与“颂”类似，最初称《诗》，亦源自周文公作《诗》。《周语》载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富辰谏襄王：

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

诗句出自《小雅·常棣》，《常棣》乃“燕兄弟也”，为周公“闵管、蔡之失道”而作，[4]富辰言为“周文公之《诗》曰”，与前文所谓“周文公之《颂》”相对照，一则可知“诗”“颂”功用不同，“颂”有“告功以祭”之意，而“诗”乃出于“讽喻以箴”之用，因功能不同而分类，二者皆源自周公，后皆以“篇名”为“类名”。二则说明在东周王室开始以“诗”称“雅”。结合《左传》所载，可知以《诗》称“雅”，可上溯到鲁桓公六年（前706）齐太子引《大雅•大东》所称“《诗》曰”，事在周桓王十三年、齐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约前636-前628）时胥臣论教诲时所言“《诗》云”，出自《大雅·思齐》。可知在这一期间，所谓《诗》，既包括芮良夫所谓“大雅”，也包括今本《诗经》中的“小雅”。我们一般认为“二雅”在周平王时已经编定，[5]考虑到《诗》之成本在诸侯间通行需要一段时间，姑确定《诗》本成于周平王后期，至周桓王初已经流传开来。

（《诗经·豳风》图卷）

第四，“大雅”“小雅”各自单行，周王室最先以《诗》称“雅”，尔后逐渐为诸侯接受，因“二雅”分立，称名便逐渐改变。《晋语四》中“齐姜劝重耳”一节载：

（齐姜）言于公子曰：“……《诗》云：‘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公子曰：“吾不动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诗》曰：‘莘莘征夫，每怀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启处，犹惧无及。”

齐姜引诗，出于《大雅·大明》者，称为“《诗》云”，此显然为周王室所通称之“诗”。其所谓《周诗》者，或为《小雅·皇皇者华》，今本《毛诗》作“駪駪征夫，每怀靡及”。《韩诗》作“莘莘征夫”。从齐姜出自齐王室的身份来看，其所言绝非信口而出之讹误，可知其所见《周诗》《诗》实乃并行之本，故而引出以示差异。可由此推断，至少在西周末，“二雅”已经分立，前文所引芮良夫称为《大雅》者，乃与“小雅”并立。此时“二雅”单本别行。东周平王、桓王时期，二雅合并而为周《诗》，故所称“诗”，二雅间出。然在诸侯，二者分立，以《诗》称“大雅”，此乃宗周所定之诗，为诸侯所共崇者。新编订之“小雅”，收集宗周乃至成周之诗，出自东周王室之手，故冠为“《周诗》”，以示其与宗周之《诗》相别。在周王室及姬姓诸侯看来，二者皆出于周，乃为一体。而在异姓诸侯看来，东周之“周”，乃与诸侯并列。其东周王室所定之诗，不过为《周诗》，其与《郑诗》《曹诗》《卫诗》并列而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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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东周诸侯亦自有《诗》，各国独自单行。《晋语四》又载：

（齐姜言于公子重耳曰）：“……《郑诗》云：‘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曰：‘……《郑诗》之言，吾其从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裨辅先君而成霸者也。”

事在周襄王九年（前643）。齐姜所称引《郑诗》者，出自《郑风·将仲子》，可见此时《郑诗》尚单行，乃后世《诗经》所录之《郑风》。春秋前期，诸侯之诗，别本单行，各依其国名而称其诗。如鲁昭公十六年（前526），宣子请郑六卿赋诗，所赋皆《郑诗》，宣子言皆不出《郑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郑志》即《郑诗》”，可知诸侯皆熟悉本国之诗。《郑诗》以外，尚有《曹诗》。《晋语四》载楚成王言：“《曹诗》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邮之也。”出自《曹风·侯人》。事在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周襄王十五年、鲁僖公二十三年）。显然楚成王所见《曹诗》与齐姜所见《周诗》《郑诗》，北宫文子所引《卫诗》一样，初皆别本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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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王室习惯称《颂》《诗》，在诸侯则称《周颂》《周诗》。如周定王（前606-前586在位）时，单襄公与邵桓公言引《大雅·旱麓》，直言“《诗》曰”；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太子晋引《大雅·桑柔》《大雅·荡》均作“《诗》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单穆公引《大雅·旱麓》又作“《诗》亦有之曰”；晋国叔向出使周室，对单靖公之家臣引《大雅·既醉》亦作“《诗》曰”，皆直接称《诗》。[7]

与之相应的是，诸侯则称周王室之《诗》《颂》为《周诗》《周颂》。如周襄王十五年(前637)，郑叔詹谏郑文公无礼于重耳而引《周颂·天作》，直言“在《周颂》曰”。《楚语上》载白公子张谏楚灵王，所云“《周诗》有之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之语，出自《小雅·节南山》；又载伍举引《大雅·灵台》谏楚灵王：“《周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叔詹时为郑相，子张、伍举为楚大夫，三人称《大雅》《小雅》为“周诗”。可知此所谓“周”，当为周王室。这说明，在楚灵王（前540-前529在位）及此前，至少在部分诸侯看来，《周颂》和《周诗》乃周王室所用，分别指代“朝廷之音”和“宗庙之音”。[8]诸侯冠之以“周”，显然此“周”非指代周王朝，实指代周王室。这些诗作是“周王室”之《诗》《颂》，而非“周王朝”之《诗》《颂》。陈奂曾言：“周太师谱诗入乐，但谓之颂，不系‘周’字，后诗在鲁，鲁有《鲁颂》，又有《商颂》，遂加‘周’以别之。”[9]他认为是后来编订者所定，殊不料此早有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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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通称亦见于诸侯内部。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与卫襄公论威仪时，引《大雅》之《荡》《抑》《皇矣》，均作“《诗》云”。而直引诗中有“威仪”时则对举：

《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

其所引之诗，乃出自《邶风·柏舟》，卫人却称为《卫诗》，在于“邶、鄘、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10]卫人统称“三风”为《卫诗》者，实乃以邦名代诗名，可知《卫诗》乃卫人所定本。其包括今本“邶”“鄘”“卫”三风，其名之“卫”乃“卫国”，而非今本之《卫风》。其所引《周诗》者，乃出于《大雅·既醉》，此处不称为《诗》，而径言《周诗》，乃与《卫诗》对举，以强调“威仪”之句，分别见于《卫诗》《周诗》者。可见在诸侯国中，“邦诗”与通行的《周诗》有着天然的区隔，故北宫文子强调如此，以增加说服力。

由此可知，“二雅”和“周颂”为周王室乐官编订。而“风”的编订者，最初乃由诸侯乐官完成，如邶、鄘二地后归属在卫，其音声亦由卫国乐官编订，故其自道为《卫诗》。最初诸侯之诗，皆乃单本流传，《郑诗》《曹诗》亦如此，后整合而成十五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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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宋襄公时期（前650-前637在位），今本《商颂》已编定流传。《晋语四》载公孙固言于宋襄公曰：“《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事在宋襄公十四年（前637），公孙固为宋庄公之孙，宋襄公之堂兄弟，时任宋大司马，其论政引诗出自《商颂·长发》。《鲁语下》载闵马父言于曾与景伯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公孙固所引《商颂》，出自正考父所校并献于周太师之十二篇，还是出自经周太师审定而确定之《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尚需考辨。所引字句与今本无异，可知此时《商颂》已经编成，且别本单行，则可判定。

《国语》尽管编定于战国初期，然其所据史料，则为史官所辑，编成者虽校订，然其间论政之言语，未必一一重撰，尤其是人物言论、称引典籍，未必依后世传本重新修订。故其引《书》《诗》者，存留其原初形态；称《诗》差异如此，既可证《国语》非据后世传本而再订，亦可见两周时人所见《诗》之原貌，其中《诗经》早期传本的形态和时人称《诗》状况，与《左传》所载足以对应。

二、《左传》称“诗”

与《诗》的合编

依马国翰统计，《左传》提到《诗》和引《诗》共219处, 见于今本《诗经》者106首，逸诗13首。[11]其赋诗、引诗等已有不少论著做过统计分析，然亦未对两周时人称“诗”进行分析。[12]通过对比可见,《左传》称诗所反映出《诗》《颂》编定过程，与《国语》所载完全相合；且《左传》存留着“风”《周颂》《商颂》合编入《诗》之具体时限。

（《诗经·豳风》图卷）

第一，编“风”入《诗》约在鲁僖公（前659-前627年在位）年间，约当于周襄王时期（前651-前628在位）。查《左传》及《国语》，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之前，引诗者仍以“《诗》曰”“《诗》云”称之，所引篇目皆出自“二雅”。如桓公六年（前706）齐太子引《大雅•大东》、闵公元年（前661）管敬仲引《大雅•出车》、僖公五年（前655）晋士蒍引《大雅•板》，直接称“《诗》云”；以及僖公九年（前651）秦公孙枝引《大雅•皇矣》《大雅•抑》、僖公十五年（前645）晋韩简引《小雅•十月之交》、僖公十九年（前641）宋子鱼引《大雅•思齐》、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周富辰引《小雅•正月》、僖公二十二年（前638）鲁臧文仲引《小雅•小旻》等，皆称“《诗》曰”。以“诗”称“雅”，与《国语》所见情形一致，可知此时齐、鲁、晋、周等君臣眼中之《诗》仍出自“二雅”，显然此时《诗》仍是“二雅”的合编。前文所论《国语》中齐姜所引，正是编《风》入《诗》之前的版本。

然僖公三十三年（前627），晋臼季劝谏晋文公时引《邶风•谷风》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并言之为“《诗》曰”。尽管《左传》再次记述称“风”为“诗”要在成公八年（前583）鲁季文子以“《诗》曰”引《卫风•氓》的“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但这一记述可以看作编“风”入《诗》的最晚时间。因为在成公之后，晋、鲁、卫等国官员所称引的“《诗》曰”中开始大量出现“风”诗。如成公十二年（前579）晋郄至引《周南•兔罝》、襄公七年（前566）晋穆子韩无忌引《召南•行露》、鲁叔孙穆子引《召南•羔羊》等。此后，襄公十年（前563）鲁孟献子言“《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出自《邶风•简兮》；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卫大叔文子所言“《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出自《邶风·谷风》。可知在鲁成公、鲁襄公时期，“风”已经成为“诗”的组成部分，并得到了晋、鲁、卫等诸侯的认同。鉴于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鲁国观乐所见诸“风”，已明确提到传本《诗经》所载十五“国风”中之十四，可知在这一时期，“风”“雅”已经合编为《诗》，今之定本《诗》已基本成型。

（《诗经·豳风》图卷）

从成公十二年（前579）至襄公二十九年（前544）间，以《诗》称“风”迅速增多。根据统计，《左传》《国语》所载鲁僖公、鲁襄公、鲁昭公时引诗赋诗次数最多，分别为21次、34次、51次，[13]除三位国君在位时间较长、交聘活动较频繁之外，《诗》的重新编订，应当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僖公在位33年，而此前的庄公在位亦为32年，桓公在位18年，然桓、庄二公共50年间引诗仅2次，鲁僖公时期突然增至21次，这绝非偶然。此间大量引《诗》，表明《诗》得到突然重视，除了僖公时鲁国地位有所恢复之外，[14]这一时期对《诗》的整理编订，当为根本因素。今本《诗经·鲁颂》四篇，郑玄《诗谱》以为分别赞颂鲁僖公考牧、燕群臣、修泮宫、作新庙之盛功。若此，鲁国在僖、文公时期或有过整理《诗》的活动。在这期间，编“风”入《诗》，使得诸侯之诗与周王室之诗可以并列流传，《诗》的影响力得到扩大，且传播面更广，《诗》也由早期的“王室之诗”成为“王朝之诗”。《国语》《左传》皆不载楚人在僖公之前引诗，僖公之后，楚国兴起了一个引诗、称诗的热潮，[15]这也可以视为新《诗》本促进了《诗》在更大范围内被接受、被传播的一个旁证。

倘若深入分析，编“风”入《诗》有三种可能：一是“邦风”分别入《诗》，从季札观乐来看，十四“邦风”逐一演奏，各有特点，且与《小雅》《大雅》《周颂》并列，似有各自入《诗》的可能。二是“邦风”一次被编入《诗》，从《左传》最初记载的隐公三年（前720）卫人赋《硕人》、闵公二年（前660）郑人赋《清人》，以及前引《国语》所载《周诗》《郑诗》及《曹诗》来看，十五国风确实曾由诸侯分别收集、编订，最终一并入《诗》。三是出于周王室之《诗》，如《周南》《召南》《王风》最先与“二雅”合并，尔后《邶》《鄘》《卫》《郑》《曹》等诸侯之诗陆续编入。[16]我们初步认为后两种可能性最大。依《左传》所载，《陈风·株林》作于鲁宣公十年（前599）、《秦风·黄鸟》作于鲁文公六年（前621）。[17]从常理推断，《陈风》《秦风》当入《诗》较晚。[18]即“二南”“邦风”各自编订，陆续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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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颂》与《诗》合编当在文公十五年（前612）至宣公十年（前599）间，相当于周匡王元年至周定王七年。宣公十一年（前598）晋郄成子引《周颂·赉》始言“《诗》曰‘文王既勤止’”。在此之前，文公十五年（前612）鲁季文子引《小雅•雨无正》为“《诗》曰”，随即又引《周颂•我将》则言为“《周颂》曰”，以季文子之贤明，若此时《周颂》入《诗》，则不必分开两称。而在成公四年（前587），鲁季文子又引《周颂•敬之》，则改口称“《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而不再称《周颂》。两相对比，则可定此时《周颂》与《诗》已经合编。此后，称引《周颂》多直接以“《诗》曰”出现，不再单列“《（周）颂》曰”之类。如成公十六年（前575）楚申叔引《周颂•思文》之“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襄公二十一年（前553）晋范宣子引《周颂·烈文》、昭公六年（前537）晋叔向致子产书引《周颂·我将》、哀公二十六年（前470）子赣引《周颂·烈文》等，皆直接作“《诗》曰”。

《周颂》入《诗》既可以看作是《诗》的编订，也可以看作是《周颂》的整理。此前《左传》《国语》引《颂》，曾有“周文公之《颂》”“武王克商作《颂》曰”，以《颂》指代《时迈》，可知最初《颂》诗并无成型的标题，《周颂》入《诗》时，其标题也得以确定。直接证据就是宣公十二年(前597)，晋随武子论政，直接以“《汋》曰”“《武》曰”引《周颂》之《酌》《武》两篇，与今本《诗经》同题，可知《颂》之篇题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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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商颂》入《诗》当亦在鲁宣公年间，当周匡王五年至周定王十六年间。成公二年（前589）齐宾媚人言：“《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出自《商颂•长发》。后昭公二十年（前522）晏婴与景公对论，言“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时云：“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出自《商颂·烈祖》，与今本辞句相同。是年结尾又载孔子论政连续引《大雅·民劳》《商颂·长发》以及其它两句逸诗，此时孔子30岁，其以“《诗》曰”“又曰”一口气直接拈连《诗》句，可知《商颂》不仅并入《诗》，而且《诗》之定本已经通行。

如果我们将《商颂》入《诗》确定为宣公时期，就必须对一个例外进行解释。襄公二十六年（前547）楚声子对楚令尹子木说：“《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是句出自《商颂•殷武》。哀公五年（前490）载子产之子子思评论，引《大雅·假乐》作“《诗》曰”，又引《商颂·殷武》作“《商颂》曰”。这类不合前文论述的记载，似乎可以作为否定前文推论的依据。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则正可以说明《诗经》定本为陆续形成：那就是在《诗》的新定本出现之后，旧传本仍然在部分地区或者部分学者处被使用，逸诗的出现、所引诗句与传本的差异、以旧本称《诗》诸情况，正是因这些不同的传本存在而造成的。

（《诗经·豳风》图卷）

我们注意到，《左传》所载楚人引诗，常宗旧本，即其所谓《诗》乃“二雅”与“周颂”的合编。如文公十年（前617）子舟引《大雅·烝民》《大雅·民劳》，宣公十二年（前597）孙叔引《小雅·六月》，成公二年（前589）子重引《大雅·文王》，成公十六年（前575）申叔时引《周颂·思文》皆作“《诗》曰（云）”，唯独提及《商颂》径称“《商颂》曰”。《左传》《国语》中楚人直接称《诗》，皆出自“二雅”“周颂”。[19]楚成王时引《曹风·侯人》作“《曹诗》曰”，可知楚地最初传本《诗》，本不含“风”。前文所言子思引《殷武》诗句为“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以多福”，与今本“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差异甚大，可断在新定本形成之后，旧传本仍然流行。《诗》之版本多种，《国语》《左传》证据之外，请以《墨子》《孟子》称《诗》、引《诗》情形印证之。

三、由《墨子》《孟子》

论《诗》之别本

《墨子》引《诗》11次，逸诗3首。篇目出入近三分之一，尽管墨子所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0]但墨子所见《诗》本，与今本之“诗三百”差异较大。从其称诗、引诗之例，既可以看到《诗》本总体情形与《左传》《国语》大致契合，也可以分析墨家所见《诗》本存有别本、旧本。

（《诗经·豳风》图卷）

《墨子》引诗看似复杂，实则自有系统。今本称《诗》引诗，皆出自“墨子十论”，从方言、词语用法和文化差异来看，正出自不同墨家之手。或认为上篇出自秦之墨、中篇出自东方之墨、下篇出自南方之墨，[21]其称诗情形，恰体现出《诗》本在地域流传上的差异。

“十论”下篇所引“诗”，明显保留着《雅》《颂》并行的痕迹。其称“诗”，常言为“《大雅》曰”或“《周颂》曰”者，此与厉王时期芮良夫所见情形类似。如《明鬼下》直言“《周书·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诗句出自《大雅·文王》。《天志下》言：“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俞樾注：“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是诗出自《大雅·皇矣》。《兼爱下》则言“《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此句虽不见于今本《诗经》，但当与其余《大雅》诗出同本。前后所言《大雅》当为同一版本系统，此与芮良夫所谓的《大雅》当属同一传本，可知《雅》、《颂》并行之旧本，在南方流传甚广。《左传》中楚人引诗，南方之墨家传诗，因循古本，与楚地《诗》传本多宗旧本的情形相合。

（《诗经·豳风》图卷）

在“十论”中篇，则多引“二雅”合称之《诗》本，且与《颂》并行。《尚贤中》言“《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王焕镳断“此为逸诗名”，认为此《周颂》当为篇名，[22]孙怡让继承梁玉绳、俞樾的看法，认为此句式参差，存有错误，或非颂体。[23]即便其中参杂后人说解之词，然其主体部分仍当为逸诗，而此《周颂》当非篇名，而为今本诸篇合称的、作为“三颂”之一的“周颂”。若以前文所引《国语》《左传》例之，此句当出于周王室所定《颂》、诸侯传为《周颂》的某篇，可知《颂》为单行。

在《尚同中》引《小雅·皇皇者华》，作“《诗》曰”；《尚贤中》引“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其称“《诗》曰”，出于今本《大雅·桑柔》；《非攻中》引“《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今本不存，依照《墨子》引诗及春秋时期《诗》本通例，亦当出于“二雅”。《尚贤中》《尚同中》《非攻中》引“二雅”则作“《诗》曰”，引《颂》作“《周颂》曰”， 又不引“风”。可知其所谓《诗》实乃“二雅”的合编本，与《周颂》各自单行，此与齐、鲁、晋地区最早以《诗》称“雅”情形亦可印证。[24]

（《诗经·豳风》图卷）

“十论”上篇引诗，惟见《兼爱下》言：“《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孙诒让诂云：“《亲士》篇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厎’仍作‘砥’，与《毛诗》同。《小雅·大东》毛传云：‘如砥，贡赋平均也。如矢，赏罚不偏也。’”[25]《大东》见于今本《小雅》，则秦墨所称《周诗》，乃“二雅”合编之《诗》。

三地之墨所见本不同，不仅体现在《诗》本之分合，而且体现在诗句的差异，联系《左传》《国语》，正可证战国初期以前《诗》本的多样。惟其如此，先秦“逸诗”出现，正是不同于今本的《诗经》别本流传的印痕。

《墨子》引诗不及“风”，可知所据版本较早；三篇不见于今本《诗经》，可知其所见《诗》乃另有所据，与季札所见鲁传本不同。且鲁襄公二十九年之后，时人引诗仍有逸诗出现，所引诗句与今本亦不少差异，[26]可知季札所观之“鲁乐本”并非唯一定本，齐、鲁另有别本流传。这符合周秦古书单篇独行的通例，亦为“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之印证。[27]

（《诗经·豳风》图卷）

需要补充的是，今本《诗经》的形成，还需要考察《鲁颂》的补入。《国语》《左传》《墨子》均不引《鲁颂》，且《鲁颂》成篇不晚于鲁僖公。[28]余则在孔子时，方见称引，《论语·为政》引《鲁颂·閟宫》之“思无邪”概括“诗三百”之旨，虽不标篇名，亦可知此时《鲁颂》已在鲁地通行。郑玄《鲁颂谱》云 ：“孔子亦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也。王者之后而有《颂》者，正谓宋有《商颂》，解《鲁颂》所以得与《商颂》同称《颂》之意也。”意谓孔子将之编订入《诗》。但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言59篇，涉及风、二雅、周颂，却不涉及《鲁颂》篇目，可印证孔子时《鲁颂》并没有收入《诗》，而是与《诗》并行。

《鲁颂》何时编入《诗》，史乏详载。《孟子》中所提供的一条史料，似可作为一条线索。《孟子·滕文公上》直言：“《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而《滕文公下》再引此句则说：“《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孟子称《风》《雅》《周颂》，皆以“《诗》云”、或“《诗》曰”称之，唯独此处引同一诗句，一作《鲁颂》，直接称呼类名；一作“《诗》云”，以定本《诗》称之。或认为此时《鲁颂》刚收入《诗》，孟子头脑中尚有习惯定势。[29]若详细考察，既然没有其它数据，这两次称呼在不同时间，或可作为《鲁颂》入《诗》时间的一个直接证据。孟子称呼《鲁颂》者，出于批评陈相，事在孟子、陈相俱在滕时期（前324-前322）。[30]而孟子称为“《诗》云”者，乃孟子、公都子对谈。公都子为孟子弟子，《尽心上》又载其问孟子：“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公都子曾跟随孟子在滕，此论在离滕之后，其问孟子“好辩”之事，孟子遂感慨“《诗》亡而《春秋》作”，乃晚年追述往事之论。以此来看，《鲁颂》入《诗》，确而论之，或在孟子居滕前后；约而断之，上限当在孟子离滕，下限不晚于孟子卒年（前324-前289）。司马迁言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31]其中的序《诗》《书》，显然发生在孟子晚年，若《孟子》中所体现出的对《商颂》的不同称名，或为孟子序《商颂》于《诗》而成。

（《诗经·豳风》图卷）

这样，我们利用先秦诸多典籍所载两周间人引《诗》称“诗”，大致可以看出《诗》之类目、总目，别本、合编本的聚合过程。这些文献资料时有先后，来源非一，证据相互印证，链条彼此对应，其所反映《诗》本形成，亦符合先秦古书编订之通例，故当称为考证《诗》本形成的基本史料，视为研究《诗》本编订的一条重要线索，作为分析《诗》本流传的一个视角。

刊于《国学研究》第三十二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参考文献

[1] 或依据《诗序》所描述的历史年代来判定，确定为宣王、平王、孔子三次修订，参见刘毓庆、郭万金《<诗经>结集历程之研究》，《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或依据采诗、献诗确定《诗经》的编纂，参见赵逵夫《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辑。或考据篇目的时代而确定《诗》的结集，如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等。或根据《诗》篇目的多寡来论《诗》的结集，参见李炳海《<国风>郑诗的结集及其时代特征》，《中州学刊》，2010年第4期等。这些论述主要依据《诗经》某些诗出现数量的多寡、所涉及时代的兴衰和《毛诗序》的概括作为基本思路，做出了基础性的判断。吴天明先生注意到这一变化，但认为是对诗的含义理解不同,参见《春秋<诗>义三变》，《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

[2]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252页。

[3]马国翰以为31处引诗中，有《饫歌》、《河水》逸诗2。或又以为《河水》为今之《沔水》，故马国翰断31处引诗中逸诗仅为1。据马国翰《目耕帖》卷13，《玉函山房辑佚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5页。

[4] 《毛诗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7页。

[5] 参见许廷桂《<诗经>结集平王初年考》，《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6] 此一特点在《战国策》尤为明显，其视东周、西周不过为诸侯之国，因其姬姓，列为篇首。然东周初年，诸侯尚名义上宗周天子，至于后期，视周王室为诸侯之一，且晋、鲁亦不朝聘周王，而周王则聘使诸侯，不得不以诸侯自居，参见李无未《周代朝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208页。

[7] 晋羊舍肸亦引《周颂·昊天有成命》作“其诗曰”，中有停顿，与其它“诗曰”意谓不同。

[8] 郑樵《通志·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9] 陈奂《诗毛氏传疏》卷26，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10] 顾炎武着，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论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11] 据马国翰《目耕帖》卷13，《玉函山房辑佚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5页。

[12] 尚有其它统计数字，如赵翼《陔余丛考》卷2“古诗三千之非”，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5页。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9-178页等。

[13] 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5页。

[14] 郭克煜《鲁国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11页。

[15] 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191页。

[16] 参见赵逵夫《诗的采集与<诗>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辑，中华书局，2009年版。

[17] 在《左传》赋诗中，出现列于今“风”的诗僖公之前只有三例，隐公三年卫人赋《硕人》，今本《诗经》入《卫风》；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今入《墉风》；郑人赋《清人》，今入《郑风》。“君子曰”乃史官评论，或后出，不以为证。《左传》中部分出于“风”的赋诗直接称引篇目，不提及类目，或为创作者直接出之，如此三例，显然《左传》记其事。或为后世称引，或赋全篇，或断章赋诗，乃赋者根据通行本而称引言志。可参见王清珍《＜左传＞赋诗现象分析》，《国学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 诗作晚出有两种可能，一是《陈风》、《秦风》形成较晚，编入《诗》的时代亦晚，此《风》诗整体编入《诗》较晚。二是这些后起之诗被补入《诗》本，即《陈风》、《秦风》整体已入诗，部分诗作后被补入。我们认为前一种可能较大，原因有三：第一，《诗经》之《雅》、《颂》皆有整体形成时间，尔后较少补入，如《颂》、《雅》尚且如此，并未收录东周晚近的“雅”、“颂”之诗，不可能为个别诸侯之风诗补入。第二，从《左传》、《国语》等引诗来看，“二南”、“邶墉卫”、“王”、“郑”等风引用率较高，有的《风》几无被称引，显然流传更广的《风》，有可能最早编入《诗》而得以传播。第三，有后世著作考证个别诗作晚出，如《毛诗序》言《邶风·击鼓》成于鲁宣公十二年，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何楷说论《曹风·下泉》成于鲁昭公三十二年，多以诗意度之，无直接证据，暂不采信。

[19] 《左传·成公二年》载：“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或视“桑中之喜”作《桑中》之喜，认为申叔跪乃引《墉风·桑中》题意论之。然此“桑中”为春秋间通称男女幽会，而非专指《桑中》，姚际恒《诗经通论·概论》言：“指男女之私者必曰‘桑中’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尽管认为“《诗·墉风》有《桑中》，为民间男女幽会恋歌”，但仍认为“此借用‘桑中’一词暗指巫臣与夏姬之私约”。故姜亮夫《楚辞通考》有：“古欢游、乐舞、男女幽会之地，多用‘桑’字。”郭沫若《甲骨文研究》认为：“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宫即祀桑林之祠，士女于此合欢。”故此“桑中之喜”乃与“三军之惧”对应，指代欢会之乐，而非引《桑中》申说。

[20]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5页。

[21] 栾调甫《墨子要略》，《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页。

[22]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23]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4页。

[24] 《墨子·天志中》有“《皇矣》道之曰”之言，此类直接称引篇名者，在《国语》、《左传》中亦有出现，如《国语》“周文公之《颂》”、“周文公之《诗》”云云，《左传·宣公十二年》晋随武子论政之“作《汋》曰”、《武》曰”，皆直接引篇，这只能认为此时篇名已经形成，故直引至篇。今人引《诗》，亦如此。如此，则不能据以推言《诗》已经全本编成，而周王室、诸侯引诗或称“颂”、或称“雅”、或称“诗”云云，进而否定此前的推论。从三书所载时段、称诗的规律性以及今本《诗经》的篇目形成，可知今之《诗》本乃逐渐形成，而非全部编订后才流传于诸侯。

[25]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3-124页。

[26] 张启成《诗经逸诗考》举75条、《诗经逸诗补遗》举20条录先秦逸诗，另有诸多辑录考证，参见刘立志《先秦逸诗残句摭释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等。

[27]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28] 《左传·文公二年》以“君子以为”引《鲁颂·閟宫》，此类“君子曰”或后出，非历史当事人言之，不合证据链，不作论据。

[29] 吕华亮《论孔子之前<鲁颂>不是<诗三百>的组成部分》，《中国诗歌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2010年12月版。

[30]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04页。

[31]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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