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州的隐士
一
何谓“士”？士是男子能任事者之称。《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汉书·食货志》“：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从上面的释文看，士，首先是男子，是有学识，能担任重任的人。
何谓“隐士”？就是隐居而不仕的人。这里的“仕”作当官讲，学而优则仕。所以隐士，应该是有知识、有能力、声望很高，而不愿当官、不愿担当重任的人。隐士有大小之分，所以就有了“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或“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的说法。
隐士，并不是说一辈子不当官，不要名声。《荀子·正说》说：天“下无隐士。”他说的是没有人一生为“隐”的。有的人当了一阵官，后来归隐，也有人先藏而不发，后来又当官出仕了，可见隐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阶段。
吴地人杰地灵、物阜民丰，历史上出过无数忠臣义士、名宦清官，也出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隐士。春秋时的季札可称得上是一位大隐士。他知书识礼，在当公子时出访过许多诸侯国，表现出非凡才能，为提高吴国的地位作出了很大贡献。父亲吴王寿梦非常看好他，想把自己的王位传于季札。但是，季札拒绝了。寿梦不得不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并规定“兄终弟及”继承王位，这样王位最终将传给季札。诸樊和余祭、余昧三兄弟，都很尊重父亲作出的决定。余昧将死时，要把王位传给季札，但季札还是不接。余昧没有办法，就将王位传给了自己儿子——僚，结果使吴国出演了“专诸刺王僚”的闹剧。季札对公子光自立的事非常愤怒，发誓“去之延陵，终生不入吴境”，到延陵（今常州）去当了一位隐士，人称延陵季子。
孙武也是一位大隐士。他生于齐国，为避乱、谋求自己发展来到吴国之后，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史记》）。由于伍子胥“七荐”，孙武出山效力于吴王，被拜为上将军。终于在阖闾九年（公元前506），五战五捷、破楚入郢，取得了伐楚的胜利，显示了孙武卓越的军事才能。孙武在吴七年，看似轰轰烈烈，但其志未扬。孙武和吴王阖闾最大的分歧，发生在吴国攻占楚国郢都之后。孙武建议废楚昭王，而立楚太子建的儿子胜为王，他认为太子建被楚平王废黜而死，楚国大半人都抱不平，如果立其子胜为王，楚国人肯定感激大王，列国诸侯必定钦佩大王，公子胜更忘不了大王，这样楚国就将永远变成吴国的属国，实在是个名利双收的好办法。但建议未被吴王采纳。阖闾贪图楚国的地盘，听从伍子胥建议，执行了一整套错误的策略：把楚国的宗庙拆了；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断其头，弃之原野，以孝夺忠，家仇及国。“郢都城中，几于兽群而禽聚”，极尽侵略者之能事……孙武看透了吴国君臣，当时，吴国虽强，却已潜伏着灭国的危机。于是孙武急流勇退，决心弃政归隐，从此不再出山。
战国初，范蠡也是一名大隐士。他协助勾践灭吴，功成之后“泛五湖而去，不知其踪”。在吴地，留下了蠡墅、蠡口等遗迹。
“商山四皓”是秦朝的大儒：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和甪里先生。他们的真名叫唐秉、崔广、吴实和周术，曾隐居吴地，今洞庭西山有东村、夏公井、绮里、甪里，还有“四皓祠”，都是纪念他们的遗迹。
东汉初年的邓禹，协助光武帝刘秀奠定了东汉政权。在论功时，被列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位列三公，当上了司徒，但是不久他归隐了。民间传说他还来到了吴地，所以光福才有了邓尉山，有了司徒庙。与邓禹同时，吴地还有一名隐士叫高獲，字敬公，与光武帝也是好朋友，后来高獲隐居到了吴地，并“卒于石城”。灵岩山西侧的石城山旁边有獲村，据说高獲就隐居在这里。当地所产的砚台，又称“獲村砚”。
东汉时节，还有梁鸿、孟光寓居于苏州城内的皋桥头。皋桥因皋伯通居住于此而得名。梁鸿、孟光在这里还留有“举案齐眉”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出了一位知名的隐士——支遁。他与全国著名的隐士“竹林七贤”有着密切关系。吴地的白马涧、支津、支硎山得名都与他隐居在此有关。支遁在佛教界有着很高的地位，他开辟华山（今花山）、天池的佛教寺庙，比佛教禅宗之祖达摩东渡还要早一百四五十年，所以天池、华山（今花山）被誉为“吴中第一净地”。
在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文臣范成大、李弥大也是大隐士。“绍兴名将，以韩、岳为最”，韩世忠怎么是大隐士呢？在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杀之后，韩世忠也被罢黜了兵权。他骑驴携酒，终日徜徉西湖，从此不问朝政。后来来到吴地，住在沧浪亭，还经常到灵岩山烧香拜佛。他的部下隐居在穹窿山，干脆削发为僧，在宁邦寺当了和尚。韩世忠还经常到宁邦寺去看望他们。现在穹窿山的邀月台，就是当年他留下的遗迹。
范成大隐居在石湖，“石湖之名，前此未曾著，实自范文穆公始，由是绘图以传”（《苏州府志》）。他担任过吏部郎官，处州知府等职，出使过金国，不辱使命，全节而归。晚年归隐石湖，在吴地做了许多事，包括编纂《吴郡志》。
比范成大早的还有李弥大。李弥大（1079-1140），字似矩，号无碍居士，吴县人。他和他的胞弟李弥逊均为宋代朝廷高官，《宋史》有传。金兵灭辽之后，大举进犯中原。李弥大、李弥逊兄弟都是积极的主战派。宋高宗南渡之后，李弥大先后出知绍兴府、平江府，担任户部尚书兼侍读，因为他始终与吕颐浩等主和派不合，最终只能回到故乡，在西山林屋山上筑道隐园，过上了隐居生活。他写的《道隐园记》虽然通篇主要在写湖山景色，没有涉及朝廷政事，然“吾少尝为儒，言迂而行踬，仕则不合而去”实在是对自我一生的反思：自己空有一腔热血，根本没有用。
吴地元、明、清三代及至民国的隐士越来越多，可以说不胜枚举。比如王鏊、赵宧光、朱鹭、王在公、徐枋，比如戴易、郑敷教、巢鸣盛，比如熊开元、宏储、金道照、大休和尚等等。
二
纵观这些隐士，他们都有非常明显的特点。首先，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武将可以攻城略地，拓疆守土；文臣可以谋国富民，奠定乾坤。他们中绝无庸碌之辈。其次，他们有主见、有抱负、有傲骨，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洞明世事、知人善任。对时世有前瞻性，他们不浑浑噩噩，不愿随大流，也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第三，他们大多数不为利益所动，而非常注重名节，非常能够隐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宁愿清贫受穷，也不肯趋炎附势。归隐后绝不气馁与颓废，会在其他领域成就骄人业绩。
这些隐士归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社会因素、政治因素是隐士归隐的主要外因，而鲜明的个人性格是隐士归隐决定性的内因。在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推行强权政治，或奸臣当道之时，比较容易产生隐士。而在社会和谐稳定、政治清明、宽松的情况下，产生隐士的概率就小得多。
隐士，有复出或异地为官的。这大多是因为外因起了重大变化，致使他们更改了归隐的决定。譬如朝代更迭之后，新的当权者常常会“请隐士，举逸民”，因为他们确实是有能力、值得重用的人，可以成为朝廷的肱股。同时朝代更迭之后，外因发生了重大变化，隐士也愿意为社会作出贡献。
吴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隐士？我想首先与这里的地理、自然环境有关。吴地离都城比较远，这里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有山有水，特别适合人居。同时，这里文化发达，士人较多，有隐士生活的文化氛围，这是隐士较多的重要原因。
三
吴地有那么多的隐士，他们创造并留下了丰富的隐逸文化。
苏州是一座有名的园林城市，据统计，明代苏州有园林二百七十余座。目前还有六十多座。园林建造讲究“藏”，不能显山露水，这就是受隐逸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园林，都与隐士有关。比如拙政园，王献臣因为“仕宦不达，故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曰：此亦拙者之为政也”，这就是拙政园园名的来历。比如吴江的退思园，它是安徽凤颖兵备道任兰生的私第，他以“进则尽忠，退则思过”这句名言作为园名，说明他有反思一生的思想。实际上吴地的许多园林，从名称就包含着隐逸文化。比如西山的周隐遥庐，唐代的文学家令狐楚，为之留下了吴地第一篇名园记《周先生住山记》。之后朱长文又写了《乐圃记》，这篇记也写得相当好。文章开头写道：“大丈夫用于世，则尧吾君、舜吾民，其膏泽流乎天下，及乎后裔，与稷、契并其名，与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穷通虽殊，其乐一也。故不以轩冕肆其欲，不以山林丧其节。孔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称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可谓至德也已。”说明了士大夫造园的原因。
宋代的李弥大，在西山林屋山归隐以后，在山上造了一座道隐园。亲自写了一篇《道隐园记》。这是一篇可以与《桃花源记》媲美的文章，记中写道：吾少尝为儒，言迂而行踬，仕则不“合而去。游于释而泳于老。”筑驾浮亭，将“驾浮云以蹑虚。结庵以居，曰无碍；筑易老堂，将栖息于兹，学易老以忘我年。”写出了他隐逸的原因。
类似的园林还有许多，比如怡园、王鏊的壑舟园、且适园、从适园；元代的读易楼、冷庵、归田园、枫桥的松鹤堂、沈德潜写过记的扫叶庄、槃隐草堂、袁枚写过记的逸园、韩是升的乐凯园、洽隐园、木渎的桂隐园等等。
彭启丰写的《网师园说》，非常有代表性。彭启丰是清康熙钦点状元彭定求之子，自己是雍正朝状元。彭启丰的儿子彭召升是乾隆朝进士。一门三进士，官运亨通，而且父子两朝状元，这在苏州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网师园是彭启丰的妻弟宗元所建。宗元也是当官的，他建网师园“有隐居自晦之志”。但是他后来又到长安，鞅掌王事，身不由己。彭启丰在记中说，“予尝泛舟五湖之滨，见彼之为网师者，终其身出没于风涛倾侧之中，而不知止。徒志在得鱼而已矣。乃如古三闾大夫之所遇者，又何其超然志远也。”说出了官场的险恶，就如同网师者在风浪里一样，所以彭启丰的儿子虽然考中了进士，但终生不为官，在家研儒学佛，研究心性之学。
知道官场的险恶，所以隐士们才“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才“灌园鬻蔬，拙者之为政”，才“游于释而泳于老，学易老以忘吾年”。所以苏州的园林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隐逸文化。在历代文献中，反映隐逸文化的内容就更多了。
文：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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