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中国农村妇女中倡导男女同工同酬第一人

原标题:申纪兰:中国农村妇女中倡导男女同工同酬第一人

据《人民日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于2020年6月28日凌晨在山西长治逝世。她曾说:“现在讲艰苦奋斗,不是像我们过去那样干活打石头,而是要有一种精神,人活着什么时候都不能缺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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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顺达准备出访苏联时,他交给了副社长申纪兰一项任务,即动员合作社里的妇女们下地劳动。其实在1952年春耕开始后,李顺达就已经感觉到劳力缺乏,要想在生产上做出更好的成绩,只有发动社里的妇女也要参加劳动生产。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却艰难的任务可以说是对这位女副社长的第一次大的考验。不过,也正是这一任务的出色完成为申纪兰的出名奠定了关键性一步。

1952 年秋天,在长治地区召开的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申纪兰作为西沟妇女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她带领西沟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具体经过。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蓝邨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的大问题,她经过采访, 写出了题为《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李顺达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经过》的通讯。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通讯,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申纪兰由此成为中国农村妇女中举起男女同工同酬的第一人。

但申纪兰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却颇费周折,毕竟这是在与传统的生活习惯相抗争。尽管西沟村的革命和生产已经有了十余年发展,就妇女而言,参加田间劳动的还很少,大部分都是围绕着锅台、炕台、碾台打发自己的时间。再者,习惯上人们都认为各方面妇女就不如男人,因此更加使得西沟村妇女的“三台”生活理所当然。当地还流行着形容妇女生活世界的民谣: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养儿女,做衣衫,成天围着“三台”转, 好男人在外闯荡,好女人死守院方,而且这也被用来衡量是否是一个好女人的标准。所以,申纪兰一开始即接二连三地碰钉子,遭冷眼,挨家挨户去做思想工作,最终动员了3个,加上她自己和李顺达的妻子吕桂兰一共5人。其中一个就是现在还健在的马俊昭老人,从她当时答应申纪兰要下地参加劳动的表现来看,可以想象出其中的困难程度。她说:“头天晚上答应了纪兰,我一夜都没睡安稳。第二天早早地吃了饭,就提着钁头站在墙角等,只敢探出个头,单怕让人看见了。远远地看见纪兰在坡底下招手,就溜着墙根高一脚低一脚地往过跑,连头都没敢回过,就跟做贼差不多!”从这简短的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妇女不参加田间劳动的面子心理给她们走出“三台”生活空间造成的精神压力。当然这只是申纪兰动员工作初期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马俊昭老人每天都会坐在自家房前的一块石头上,面对着东山上,除非有人主动和她打招呼,否则很少讲话。有一次,笔者与老人座谈,她说:“参加劳动了,就能挣到工分了,有了工分了,就能吃上了嘛。男人们挣多少工分,我们妇女也挣多少工分,这就也能给家里挣下吃的了。还有就是从家里到了地里,也能红火起来,不然每天在家了闷得慌,没意思,到了地里吧,人多了,有说有笑,不觉得累,比家里热闹。”“那孩子呢?谁看了,饿了咋办?”我问道。老人仍旧面带兴奋的表情说:“有婆婆了就看着,没了就把孩儿放在坐车里拴着,走的时候给孩儿吃上奶,吃饱。劳动中间了,就跑回到家看一看,再喂一次奶。就是个这,人家都劳动了,你还能在家不劳动了?” 显然,除了面子的问题,参加劳动也可以挣得一份口粮使得合作社里的妇女们开始拿起农具走向了田间地头。在“三台”之外的生活空间必将使西沟妇女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根本性变化, 进而为我们理解西沟村的革命、生产实践赋予了新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即没有妇女起来闹革命、闹生产的例子,如李顺达的母亲郭玉枝就是典型,而是说也只有在合作社时期,妇女参加劳动开始成为一种集体行为,其半边天的形象真正得以彰显出来。

不过,尽管申纪兰被誉为新中国历史上农村妇女号召同工同酬的第一人,她也由此名声大振,可并不能简单地就以为提出“同工同酬”这一口号是其一个人的自觉行为。因为从当时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平来讲,对于申纪兰这样一个二十出头的农村妇女而言似乎不大可能。据调查了解, 尽管动员妇女参加劳动是由申纪兰积极带头干的,但“同工同酬”四个字还尚未出现。当时合作社里的规定是男人下地劳动一天记10个工分,妇女则记5个工分。妇女们动员起来参加劳动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每天劳动得一样,只有5个工分,不太合理。正是基于此,参加劳动的妇女们纷纷议论开了,“男女干一样的生活,就应该记一样的工分,不然就不公平, 瞧不起妇女的劳动。”于是社务委员会和西沟村党支部经过认真的讨论, 认为妇女们提出的“干一样的活,就应记一样的工分”是合理的。

张俊虎老人作为社里的会计,也参加了当时的会议,他回忆说:“其实同工同酬的口号,并不是申纪兰自己提出来的。不过,那会儿她带领妇女们劳动生产,劲头都很大,她们一开始只是说男女干一样的生活,工分却不一样,男人10个分,妇女才5个分,差距太大,不合理,应该是一样的工分才合理。因为她负责社里的妇女劳动的,所以她在会上提出后,支部和社里都很重视,老李也觉得是该一样,不然就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啊。后来决定了记一样的工分。我记得当时有上级派到村里的工作组和报社的记者,是他们将这一决定概括为同工同酬四个字。不过,虽然这不是申纪兰本人直接提出的,但是确实在她的工作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如果妇女不参加劳动的话,就没有工分不工分这一说了。” 所以,虽然各类报纸等媒体宣传模糊了这一点,但是我们有必要清楚“同工同酬”背后所隐藏的细节和真实。就申纪兰带领西沟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过程本身来说,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越了它自身,尤其是将其与妇女解放这一主题相对接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申纪兰为何能够很快成名,而1953年5月19日她能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即是将她和西沟的妇女们争取自身利益的意义放大到了世界范围内。

以上选自《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1943-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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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1943-1983)》

自抗战年代就已出名的西沟

先后产生了李顺达和申纪兰两位全国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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