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田松：中国古代科学与先秦佛教思想
▲田松教授 摄影：Thomas Hahn
中国古代科学与先秦佛教思想
田松
这是一个看起来吓人而又不通的题目。根据一般的观点，佛教产生于印度，由释迦族的圣人乔达摩·悉达多所创，自汉朝传入中国。悉达多就算听说过中国，也不大可能会与在后人眼里与他齐名的老子或者孔子有过思想交流，所以先秦中国没有佛教思想是可以肯定的。不过事情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法。按照许多崇佛人士的观点，尽管佛教现今处于末法时期，但在不远的将来，还会重新昌盛，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地球的球教。假设那一天已经到来，我相信会有许多爱国的中国人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先秦佛教思想。他们会说：难道只有印度的佛教才是佛教吗？老子说的无，难道不是佛教讲的空吗？庄子讲的优游任运，难道不是早期禅宗思想吗？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我同样也可以说：释迦牟尼的思想是印度早期道家思想。说到此处，一定会有人说我瞎扯。我当然是瞎扯。不过，为什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墨子著作中的一部分叫做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呢？
（田松摄于北京广化寺）
我如此说，会有人这样回答，科学和佛教有质的不同。科学是客观真理，而佛教不过是一种宗教。宗教是因文化而异的，但科学则是一致的。只要有对自然的思索，就会有科学思想产生。这种观念的前提是，所有的地里都必然存在着同一种苗。它把科学从它所生长的文化土壤中割裂出来，认为它是孤立的，可以单独生长的，所以全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早期科学思想，而这些科学思想又都在根本上一致，所以才可以被统称为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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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承认文化之间的差异，承认文化生长的独特性，就不能接受上面的假设。如果定义一个狭义的科学，它应该是源自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西方科学。这个科学有其自身的文化渊源，显然它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西方文化之外。如果把西方文化比做鸭，那么科学可以是这只鸭上的嘴。鸡和鸭都是有嘴的，但是不能就此认为鸡嘴就是鸭嘴。也似乎不能说，鸡嘴是早期鸭嘴。这时只好承认，各种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嘴，各个民族有各自不同的科学。
（2019年4月11日，田松摄于云南勐海）
显然，存在两种不同的叙述策略。在通常的叙述策略中，我们把各民族文化中的某一部分知识都命名为科学，同时承认这些科学是不同的。而问题是：既然这些科学不同，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都称做科学？为什么不能选择另一种叙述策略，只命名其中一个为科学，而把其它的“科学”还回其各自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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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调其中的共性出发，前一种策略似乎更有道理，但难免遇到先秦佛教思想这样的问题。如果仅仅是鸡嘴和鸭嘴的对应，事情还算简单，但有时，与鸭的嘴对应的可能是鸡的一部分嘴，一部分脚以及一部分尾巴。这时，我们现在所归纳、概括、抽象出来的中国古代科学就可能只是我们今人设想的古人思想。这种概括和抽象能够使我们集中了解古人对某些问题的某些看法，（也不妨用“中国古代科学”来指称它们，因为科学一词的意义早已泛化），但并不意味着，古人是以与我们今人同样的方式思想的。正如我们不能把老庄孔孟的言论集纳出一部分，称之为先秦佛教思想。
（2019年4月11日，田松摄于云南勐海）
1999年7月18日
北京 八角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田松教授 作者
田松，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教育教研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博士，富布莱特学者，做过大学物理教师、报社采编、电视策划、专栏作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作博士后工作、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作访问学者。曾涉足科学思想史、物理学哲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社会学、环境哲学、（科学）人类学、科学传播、科学与艺术研究等领域；偏爱跨学科案例研究，如以牛奶、食品工业、垃圾为对象的综合研究；是国内最早关注垃圾问题的人文学者之一；由此转向环境问题研究，进而开展文明研究，如“工业文明批判”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内较早从文明高度讨论人类社会问题的学者之一。
著有《稻香园随笔》、《警惕科学》、《一触即崩》、《学妖与四姨太效应——科学文化对话录》（与刘华杰合著）、《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和《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等著作。并有《宇宙逍遥》、《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和《魔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等译著。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本文曾经发表于《科学时报》200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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