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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五年(朝鲜太祖元年，1392年)，原高丽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新的朝鲜王朝。早在高丽末期，李成桂就属于积极的亲明派，反对高丽国王攻打辽东，[9]对此明太祖朱元璋非常赏识。李朝建立后，当李成桂派使节到明朝，要求明朝予以册封时，明太祖积极反应，对李成桂的即位予以承认，“赐国号曰朝鲜” [10]，并宣布将继续贯彻自高丽末期以来的两国友好政策，视朝鲜为亲密的臣属国，所谓“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 [11]。明朝对朝鲜国王、世子、王妃等予以册封，但并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只是在礼仪关系上将朝鲜纳入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基于这样一种目的：中国的历代统治者要求附属国的仰慕、臣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之邦” [12]，明朝正是需要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臣属国的“仰慕和臣服”，以此满足统治者的天朝大国心理。

朝鲜则视明朝为天朝上国，甘愿以臣属国身份与明朝开展密切的往来，“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 [13]。具体而言，政治上，太祖李成桂建立朝鲜后，继承高丽末期以来的对明政策，尊明朝正朔，“卑辞谨事” [14]，从而开启朝鲜与明朝长达二百余年的相互友好关系，“皇朝(明朝)视小邦(朝鲜)如子，小邦事皇朝如父母” [15]。在朝鲜建立之初，李成桂即以知密直司赵胖为赴明使臣，请求明朝承认其继位的合法性。接着，又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使臣韩尚质赴明，请明太祖为朝鲜确定“朝鲜”[16]国号，向大明称臣纳贡，主动接受明的诰命、印信，奉明朝之“正朔”，“年号法度，一遵大明” [17]，积极推行同明王朝的“至诚事大”[18]政策，对明廷表示“谨当始终如一，益殚事上之诚，亿万斯年，恒贡祝厘之恳” [19]。由此，朝鲜与明朝使臣往来频繁，保持十分密切的封贡关系，“(朝鲜)事天朝最恭谨，天朝亦厚礼之，异于他蕃”；对于明朝的厚遇，朝鲜“复加伏礼，锡赉濒渥，他蕃不敢望” [20]。

此后的朝鲜历代国王，都效法太祖王李成桂的做法，即位后马上派使节到明朝，主动接受明廷的册封。每年，朝鲜都会选派使臣定期前往明朝，恭贺节日，庆贺皇帝诞辰、皇太子千秋，临时委派使臣前去吊祭亡故君主，祝贺新君即位、王后册封等，以示对中国皇帝的臣属，即“每岁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昭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 [21]。例如，朝鲜太宗王三年(1403年)，“(永乐帝)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太宗王七年(1407年)，派遣世子李褆为进表使入京师贺正，使团由副使、进笺使3人、侍从官12人、书状官6人、押马2人、押物2人，以及司仆官、典医监事、内侍、司衣司宰等组成，约达一百一十人。[22]朝鲜世宗时期，“圣旦、元旦，皆使朝贡……庆吊谢使来无常” [23]。朝鲜中宗王二十六年(1531年)，“传子政院曰……正朝，进贺”；对于明朝的诏书，“置黄幄殿内龙亭……上行五拜三叩头礼” [24]。朝鲜国王通过对明朝皇帝的进贺，获得金印、诰命、冕服、九章等。

军事外交上，朝鲜接受明朝的“字小”政策，得到明朝的保护。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在古代东亚地区国际性战争“壬辰倭乱”中，当朝鲜受到日本入侵危及国家安全时，上国明朝神宗皇帝应朝鲜宣祖国王之请求，及时出兵援助朝鲜抗击倭寇，“动天下之兵，废天下之财” [25]，使朝鲜免遭日本的涂炭，保障了朝鲜王朝政权的稳定。明朝出兵援助朝鲜，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封贡体制内实行“抚藩字小”政策，保护臣属国利益的极好例证。壬辰战争期间，明朝以朝鲜上国的身份，单独与日本国谈判，并与日本签订了七项和议；[26]议和条款中所规定的内容，也彰显出朝鲜作为明朝臣属国的地位。这是当时中朝政治秩序的具体体现。

朝鲜寻求明朝的外交保护，还体现在围绕建州女真人的问题上。明朝境内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部，与朝鲜地壤相接，双方边民私自进入对方境内开展采参等活动，由此引发双方的冲突。对此，明朝及时出面调停二者之间的矛盾。例如，1595年，当建州女真与朝鲜由于“渭原事件”欲发生军事冲突时，明王廷派差官余希元赍圣旨宣谕努尔哈赤，要求他保持克制，取消对朝鲜兴兵报复的计划，确保边境安定。尽管出于报复朝鲜杀死女真边民的心理，努尔哈赤一度曾想对朝鲜兴兵动武，但当时努尔哈赤一方面基于自己羽翼未丰，不愿树敌过多，以免影响到其与明朝争夺统治权的大业。另一方面，此时的努尔哈赤建州部势力尚未强盛，担心一旦明朝大军压境，建州女真部难以应付，故努尔哈赤向明廷表示服从调解，声称“今有天朝宣谕之令，故姑为停止矣” [27]。而明差官余希元也对努尔哈赤有所交代，“渭原之事，非国王所知，乃边民之妄作。朝鲜国王，既已治罪渭原太守矣。都督再不提举” [28]。于是，在明王朝的干涉下，一场即将发生的军事冲突得以避免。当然，考虑到朝鲜为明朝的臣属国，建州女真部为明朝的臣属民族，明朝严令禁止他们之间的私下交往，告诫朝鲜“谨守法度，以绝私交(女真)” [29]，目的是防止朝鲜与女真部之间的联合对明朝边境构成威胁。

经济上，朝鲜与明朝通过进贡与回赐，进行定期的贸易往来，明朝则按照对待臣属国“厚往薄来”的传统原则，给予朝鲜非常优厚的回赐物品，如明成祖在位时期，一次赐给朝鲜太宗王“白金两千两、文绮表里二百匹……赐其妃文绮表里八十匹” [30]，如此一来，朝鲜从贡赐贸易中获益颇多。另外，朝鲜还通过与明朝开设互市的方式开展贸易往来，朝鲜甚至可以购入弓角等违禁物品，“弓角贸易时，据大明会典，只许贸五十枚……考前规，仍旧许贸，故依前收买二百对矣……凡使臣，欲买书籍等物，旧例许期自买” [31]。

文化上，朝鲜与明朝两国文人唱和诗文，切磋经史之学，朝鲜源源不断地从明朝输入大量的文化典籍，如明成祖赐给朝鲜“《春秋会通》《大学衍义》《通鉴纲目》诸书” [32]，朝鲜“工曹参判郑顺明以北京所得《皇明政要》来献” [33]，朝鲜通过全面而广泛地吸收明朝先进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促进自身社会的发展，推动本国文明的进步，正是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朝鲜自喻为“小中华”[34]。

总之，自朝鲜王朝建立以来，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尽管因“表笺风波”[35]、女真问题[36]以及使节往来中的礼仪问题等出现过一些矛盾，但由于以太祖李成桂为首的朝鲜国王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考虑，明智地奉行对明朝“事大”之策，因而朝鲜与明朝关系总体处于稳定发展的态势，正所谓“自明成祖即位，到壬辰年(1592年)日本军队侵入朝鲜的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始终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期间明朝先后更替了11位皇帝，朝鲜也经历了12位国王的统治，但两国一直保持着正常、和睦的往来” [37]。尤其是对于明朝的“再造东藩”之恩，朝鲜上下一直感念不已“方是时，虽闾巷无知，莫不感泣” [38]，当时及后世的朝鲜国王多次表达感激之情。朝鲜宣祖时，曾建武烈祠崇祀李如松，建宣武祠崇祀杨镐，以缅怀抗倭援朝的明朝将领；而到了朝鲜肃宗朝时，还筑起“大报坛”[39]拜祭明朝神宗皇帝。对于朝鲜与明朝的长期传统封贡关系，朝鲜仁祖国王(1623—1649年在位)，曾在上明朝皇帝的奏疏中，进行一番表白，“自古中国之待外藩，惟覃声教取羁縻而已。皇朝之于小邦则不然，粤自列圣以来，覆帱之恩，视同内服，祁焉而靡不应也，吁焉而靡不听也。及至壬辰之难，君臣播越，宗社为墟，乃蒙神宗皇帝，发天下之兵，倾府库之财，拯救而奠安之” [40]。此应当是朝鲜“事大以诚”以及明朝“抚藩字小”的真实写照。而正是以朝鲜对明王朝上国地位的认同为基础，构成了当时中朝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

(二)朝鲜对明朝与后金政权“两面外交”

明朝神宗年间，明朝境内出现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割据政权(1616年建立)。自从后金政权建立，明、金公开对峙，朝鲜就成为明、金争夺战中的重要力量。不管是朝鲜臣属于明朝，还是朝鲜支持后金，都将对明朝和后金的战争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明廷调动军队大举围剿后金之时，明朝以其作为上国的名义，要求臣属国朝鲜派兵参战，以求对后金形成联合夹击之势。同样，后金需要朝鲜保持中立来避免腹背受敌，这样一来，朝鲜就处于后金、明朝两强之间的微妙地位，成为被拉拢、利用的对象。此时的光海君国王李珲(1609—1623年在位)，适应中国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在对待明朝和后金的关系上，采取了“两面外交”政策，即“事大”明朝与“交邻”后金并行的外交方针，这表明朝鲜王朝对明、后金的角色认同开始发生转变。

朝鲜光海君朝的“两面外交”政策体现在：一方面，朝鲜王朝表面上不承认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而是恪守君臣伦常，站在明朝政府一边，应明朝要求派出军队，参与1619年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 [41]，助明抗金，维护业已存在的传统臣属关系，并且给予明朝在朝鲜的毛文龙驻军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牵制后金；另一方面，在曾奉劝后金“毋作逆天之计，以尽事大之诚，终保两国之好” [42]无果的情况下，面对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光海君被迫调整外交策略，改变了原来的“事明反虏”对抗后金的政策，游离于后金与明朝之间，在“萨尔浒之战”中“观势向背”[43]，消极作战，私下交邻后金，以最大限度地为朝鲜朝求得现实利益。

朝鲜光海君朝之所以立场发生改变，对明朝与后金奉行“两面外交”政策，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明朝的政局混乱动摇了朝鲜方面的信心。明朝后期，封建王朝统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皇帝昏庸，阉党专政，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尖锐。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沉重的压迫，阶级矛盾激化，任明朝刑部右侍郎吕坤曾言，“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天下之人，乱心已萌” [44]。军备废弛，军队战斗力下降，在与后金的战争中连连失利，根本无法有效抵御正处上升势头的后金军队，光海君国王认识到，“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剿灭(后金)” [45]。朝鲜国王对明朝的实力已然产生怀疑，自然无法像以前那样对明朝产生向心力。

其二，朝鲜忌惮于后金的军事威压。后金强势崛起后，经常向朝鲜炫耀兵力，由此朝鲜方面感到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尤其是朝鲜了解到后金骑兵作战勇猛，作战力非常强大，这更令朝鲜畏惧。明朝与后金“萨尔浒之战”前夕，光海君国王担心一旦派兵援明，会招致后金攻打朝鲜，“若使伊贼不得志于上国，而怨我国应援天兵，移兵于我，则将何兵力，可以抵挡？”[46]忌惮于后金的军事报复，朝鲜也不敢过分亲近明朝，因而对于明朝的助兵要求，想方设法进行拖延。

其三，朝鲜认清自身的衰败形势，做出明智选择。1592—1598年壬辰卫国战争的发生，给朝鲜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乱带来严重的人口减少和经济残破，“经乱之后，八道物力，一样残破，而畿甸尤甚” [47]，国力亟待回复，加之军事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正规训练，如果听从明朝召唤贸然跟随明军作战，则一旦失利势必加深本国的危机。因此，朝鲜在充分衡量了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有意疏远明朝，以间接向后金示好。

其四，国王光海君与明朝关系的冷淡，还在于他在继位问题上与明朝廷的矛盾情绪。光海君作为前任朝鲜宣祖王的次子，明朝对其世子地位一事多次刁难，坚持立嫡立长的原则，尽管朝鲜方面多次上表奏请，说明光海君深得人心，“光海之权立，始因国人推戴……夫举国之群情耳”，“光海君之贤且有功” [48]，但明廷坚持“每以越次，据礼不许” [49]，迟迟不予以册封，即使在宣祖去世后，李珲以“署国事”身份请求明廷册封，明神宗仍然长时期内不承认其身份的合法性。正是有此曲折，光海君对明朝廷心怀不满存有隔阂，成为朝鲜国王后，难以诚心事明，因而表现出对明的“若即若离”。

其五，朝鲜王朝之所以愿意与明朝、后金保持平衡均势，不想轻易出兵参与中国的战争，是因为朝鲜还要顾及日本因素。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壬辰战争结束不久，尽管执政的德川政府多次对朝鲜表示友好，但朝鲜方面始终心存戒备，认为日本政府“外托称和，内怀凶计” [50]，唯恐日本会趁朝鲜出兵海外国内空虚之际再次侵入朝鲜，因此朝鲜王廷迟迟不响应明朝的号召。

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在“实利外交”思想的驱使下，光海君国王认为朝鲜还是应“明哲保身”，即“中原事势，诚为岌岌，此时内为自强，外为羁縻，一如高丽所为，则庶可保国” [51]，对于明朝设法敷衍搪塞，对于后金并不强硬回绝。

光海君的“两面”做法，也影响了朝鲜官员，这体现在对待明朝驻军朝鲜将领毛文龙的问题上。在毛文龙率领明军进驻朝鲜海岛之初，光海君国王曾给予毛文龙部粮食、武器等多方面援助，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光海君担心毛文龙驻军朝鲜，势必激化朝鲜与后金的紧张关系，给朝鲜带来战争灾难，因而对毛文龙问题予以冷处理。在此情况下，朝鲜边将不再支持毛文龙所部。根据毛文龙之子毛承斗的记载，在当年后金军队大举进攻毛文龙驻地，毛文龙向朝鲜借兵寻求帮助时，朝鲜边臣“皆以候国王旨意为辞，不肯调发”，没有出兵救援毛文龙，致使毛文龙只好遁入海岛。并且，朝鲜边官由于担心善待毛文龙会招致后金怨恨“恐虏移怨，以情形通之” [52]，绑缚毛文龙的士兵献于后金，引导后金军攻打毛文龙所部。

实际上，朝鲜君臣推行这种“两面外交”政策的过程并不很顺利，这种中间处境也是颇为为难的。正如前述，明朝发动萨尔浒战役，调动大军讨伐后金政权时，要求朝鲜出兵夹击后金。作为臣属国，加之明朝对朝鲜有“壬辰再造之恩”，朝鲜不能背叛明朝，无奈派兵助战。但朝鲜的出兵及战争中军队的表现，却导致了明朝与后金双方的不满。首先，朝鲜出兵就违背了后金所要求朝鲜信守中立的承诺，即“朝鲜则与我朝有信之国……谨守封疆，勿使动兵” [53]，因而朝鲜不可避免地受到后金的指责。这种指责显然给朝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从效果来看，一方面使朝鲜方面觉得事态严重，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朝鲜君臣对后金的反感。其次，朝鲜感觉来自明朝的压力更大。由于战争中朝鲜将领姜弘立奉国王光海君之命投降后金的行为，“弘立之降，盖其(光海君)素定之计也” [54]，令明朝官员难以接受，大臣徐光启主动提出去监护朝鲜“以便措置防范”[55]。此消息传到朝鲜后，引起朝鲜君臣的极大震动，虽然他们对徐光启的说法表示极大愤慨，但毕竟其两帅投降了后金，后金“行间于中”的做法产生的效果，这都是无法用口舌所能辩解清楚的。在此情况下，朝鲜备边司官员提出建议，对后金“胡书”之来，采取“一切严斥不答”的措施，以便“明事大之义”，“绝中朝之疑” [56]，重新赢得明廷的信任。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朝鲜同明朝的关系有着颇为特殊的内涵，即对朝鲜来说，大明有“再造之恩”，一方面要“保国”、要“利己”，一方面又有“知恩”、“报恩”的良心，处理起来就太困难了。因此，国王光海君在外交上是左右为难的，但又不容易被朝中大臣理解，最终在1623年的朝鲜“仁祖反正”中，被反对派赶下了台。

总之，光海君时期的朝鲜，受到中国政治舞台上明衰金兴变化的极大影响，从原来单纯的与明朝维持封贡关系，转变角色认同，采取“两面外交”政策，进而形成后金、朝鲜及明朝的三角均衡关系，这对中朝政治秩序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角色认同的重建：朝鲜由“半臣属”后金到“臣属”清朝

朝鲜王朝与明王朝之间，由最初牢固的单一上国与臣属国关系，转变为朝鲜光海君朝扮演“事大交邻”并行的角色。这种角色认同的状况，到了朝鲜仁祖时期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朝鲜被迫以条约的形式“半臣属”于后金，进而成为清朝的“臣属之国”，从而完成了朝鲜对清朝角色认同的重建。

(一)朝鲜“半臣属”后金政权

朝鲜仁祖李倧即位后(1623—1649年在位)，摒弃光海君国王的“两面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地站在明朝一边，声称“小邦事大之诚，天地鬼神实所监临” [57]，宣布断绝同后金的关系，支持明朝毛文龙驻军在朝鲜牵制后金的军事斗争，公开表白称“不谷当与天朝协心一力，期灭此贼耳” [58]，从而使朝鲜与后金的政治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朝鲜对后金的强硬态度，说明封贡体制下的明朝，仍然对朝鲜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朝鲜依然是尊奉明朝的。对后金而言，朝鲜问题不解决，就直接影响到后金对明战争的进程，因为朝鲜允许明朝在朝鲜驻军，这牵制了后金的全力征明。因此，1626年后金汗努尔哈赤去世后，新汗皇太极于1627年正月发动对朝鲜的第一次征讨战争(即“丁卯之役”)，迫使朝鲜订立兄弟盟约，[59]使朝鲜成为后金的“半臣属”国。[60]

已经臣属明朝二百余年的朝鲜，一直固守着与明朝的封贡大义，面对后金的入侵，一向对女真采取蔑视态度的朝鲜统治者，虽然明确表示崇明斥金，“鲜人忠义，断不为奴用矣……鲜既誓死以抗” [61]。但是，在“丁卯之役”中后金打败朝鲜，朝鲜看着后金对明朝采取敌对行动而自己只能保持中立地位，在心理上是极不平衡的。不过，为了自己的国家不致遭受更大的灾难，也只能如此。对于与后金的议和，朝鲜仁祖王曾有一番表白，“姑许羁縻，以缓兵祸，似合待夷之策” [62]，意即为了保全朝鲜国家，议和是对后金实施的一种缓兵之策。以袁崇焕为首的明朝将领，曾经试图利用朝鲜同明朝的固有传统友好关系来拉拢朝鲜，并极力渲染朝鲜同后金的现实利害冲突，要求朝鲜站在明朝一边，共同对抗后金，“收拾余烬，卷土重来，期靖凶氛，共图恢复” [63]。由于朝鲜自身能力弱小，加之朝鲜的“保国”心理，因而在明军与后金的作战中，朝鲜对明军的配合非常有限。此时朝鲜受上国明朝的控制减弱，后金尚不能完全支配朝鲜，不过朝鲜迈入对清事大的第一步。但是，由于朝鲜过分强调明哲保身，在明与后金之间发挥不了中间调节的作用，因而朝鲜在中朝政治秩序中的地位，自然是明显地下降了许多。

朝鲜与后金订立“兄弟之国”盟约以后，双方的关系并不和谐，存在着诸多矛盾，这反映出朝鲜在中朝封贡关系变迁中的艰难性。其一，朝鲜依然同明朝保持着传统的封贡关系，仍然奉明朝为上国，双方的使节往来不断，只是朝鲜贡道由原来的陆路改为海路罢了。其二，朝鲜向后金所进献的“岁币”，有时未按原来约定的数额缴纳，双方为此不断产生摩擦。其三，在“开市”问题上并不顺利，冲突经常发生。其四，在“恪守封疆”方面，双方并未严格遵守，越界之事时有发生。其五，在支持毛文龙问题上，朝鲜依然我行我素，认为若助金攻伐天朝之将领毛文龙，则是朝鲜“自绝于天”。其六，朝鲜在接待后金来使之时，有厚明薄金的表现，这使后金大为不满，尤其是朝鲜有人上疏国王要斩杀后金之使节、焚其文书，更加恶化了两国的关系。[64]

从各种迹象表明，在签订城下之盟以后，朝鲜的处境大为不佳，但后金的绝对权威依然遭到了挑战。早在努尔哈赤在世时，朝鲜仁祖王刚刚继位，就曾面对后金关于“来文照旧书天启年月”的指责。对此，仁祖王坚定地表示，“我国于天朝，父子之国，岂可以危急存亡，变易臣节乎？……宁以国毙，断不可从” [65]。如今朝鲜遭到后金政权的军事征伐，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兄弟盟约”，但是朝鲜依然坚持明朝为上的外交原则，并不以兄弟之礼对待后金，可见，要想彻底改变朝鲜的“事明”立场，后金需要用战争的手段解决努尔哈赤遗嘱中所提到的要“除根本之忧(指朝鲜)” [66]，断绝朝鲜同明朝的封贡关系，才能使朝鲜从“事明”转变为“奉金”，于是这就有了后来后金(清)对朝鲜的第二次征伐战争。

总之，朝鲜因军事战败被迫处于后金的半臣属地位，部分地听命于后金，而明朝对朝鲜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样一来，后金政权逐渐取代明朝对朝鲜的统治地位。由于后金政权在中朝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因此，传统的中朝政治秩序已经发生裂变。朝鲜这种逐渐脱离明朝、半臣属于后金的政策变化，反映出朝鲜向角色认同的重建，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朝鲜成为清朝的“臣属之国”

朝鲜王朝密切注视着明朝政局的变动和明金战争的动态，在“丁卯之役”后，仁祖国王奉行“事大交邻……并行而不相悖” [67]的方针，继续标榜对明事大忠诚，结果招致1636年12月改金为清的清太宗皇太极亲征朝鲜(即“丙子之役”)。[68]清王朝通过此次战争彻底战胜朝鲜，不仅在经济上获得金银、衣物、绸缎、粮食、牛马等财富，[69]人口上获得劳动力，大批朝鲜百姓被清俘虏充当八旗的奴仆，[70]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中止了朝鲜与明维系二百余年的朝贡关系，将朝鲜由明朝的臣属国完全纳入清朝的封贡体系之中，朝鲜“自正月三十日以前，则为明国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71]，从而确立了清朝为君、朝鲜称臣的封贡关系体制。

然而，就朝鲜方面而言，朝鲜为清军所败，被迫由“奉明”转变为“事清”，“去明年号，奉大清国为正朔”[72]，成为清王朝的臣属，但朝鲜君臣并没有真正从心理上接受、认可清朝，因为朝鲜民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仍对明朝念念不忘，因而君臣盟约下的朝鲜处处抵制清王朝确立的封贡关系体制。这表现为，其一，军事行动上，朝鲜消极怠战。按照清朝战胜朝鲜的《南汉山城条约》，朝鲜应出兵助清抗明，但朝鲜出兵过程中，士兵常常设法拖延进程。随同清军作战的朝鲜水军“遇汉船(明朝船只)而不放炮，虽放不伤人，前船亦不相救，且三船托以漂去”[73]，寻找借口消极应对。参与清军对明锦州之战的朝鲜军队，并不配合清军的攻势，“时星州军金得平放炮不中，李士龙去丸虚发”，当然这一行为被清朝监军识破，“监胡知之甚怒，斩士龙，杖得平”[74]，对朝鲜军队予以惩戒。

其二，外交关系中，朝鲜对清王朝阳奉阴违。清朝取代汉族明朝，这在礼治程度较高的朝鲜人看来属于“僭窃伪号”[75]，因而在私下里，朝鲜仍然心仪明朝，并没有从心理上倾向于清王朝。例如，崇德七年(1642)六月，明朝派大臣与清议和时，一些清大臣主张乘胜攻取北京统一中原，但皇太极却倾向与明议和，举棋不定，于是派人给朝鲜国王送信，征求朝鲜国王的意见，希望“勿得隐讳”。朝鲜仁祖国王在对皇太极极力恭维一番之后，并没有表白自己的意见，只是说“顾此和战重事，有非藩臣所敢与闻”[76]。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对于清王朝的臣属，是迫于无奈之举，并不想亲近清朝。

其三，朝鲜质子蓄谋抗清。清王朝战胜朝鲜王朝之后，虽然在怀柔朝鲜方面取得一些效果，如朝鲜世子李溰确实在思想上产生亲清的倾向，但其弟凤林大君李淏却与此相反。凤林大君在沈阳入质，备尝辛酸，这使他产生仇视清朝的极端情绪。他在沈阳期间，结识一些明朝的反清人士，回国时将他们带到了朝鲜。按传统，国王李倧死后应有世子李溰继位，但这位王位的继承者回国后即神秘地死去，而凤林大君李淏在其父死后继承了王位，是为孝宗。他重用一批像宋时烈那样的对清强硬派大臣，暗中从事反清活动。不过，李淏在位不久就死去了。新任国王显宗李棩(李淏之子)依然继承前朝的路线，继续进行反清的活动，他在位期间重视文治及武备，积极推行军事改革，打算在反清的斗争中发挥作用。他在用人问题上，亦承其父志，依然重用一些反清的强硬人物，如宋时烈、成至善等。彼时朝鲜君臣立有反清之志，故而对关内地区的政局颇为关注，尤其是对南明政权寄予极大的期望，甚至希望郑成功集团能够联合日本以共同对付清朝，以实现反清之志。不过，形势的发展却未能如朝鲜所愿。清军入关之后，其统治越来越巩固，而关内的反清斗争为清军所镇压，皆未能成气候，南明政权在清军的打击之下，越来越走向衰弱，最后终于消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君臣虽有反清的大志，但显然是力不从心，所谓的“反清”最终成为泡影。

总之，清军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朝鲜，双方由原来的兄弟关系变成君臣关系，迫使朝鲜转变封贡对象，从而使朝鲜的角色认同得以重建，但朝鲜人并未能真正从心理上接受、认可清王朝。起初，朝鲜整顿武备，希望能够与中国国内的反清势力联合起来，对抗清朝，重振明朝的统治。但这种所作所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去了其现实意义，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虽然如此，朝鲜对明朝的“再造之恩”却不能忘怀，朝鲜对明朝的缅怀在不断地升温。自显宗李棩执政时期开始，这种缅怀活动即在朝鲜开展起来，他们首先恢复了“愍忠坛”[77]的祭祀活动，借以寄托对“再造之恩”的感激之情。后来这种缅怀活动随着“大报坛”[78]的设置规模越来越大，对明朝几位皇帝的祭祀成为一种制度。然而，伴随着清王朝的建立，朝鲜的这种祭祀制度，逐渐失去其实际意义而成为一种形式。清朝入关之后的统治者顺治、康熙皇帝，调整了对朝鲜的策略，通过归还朝鲜质子、减少岁币等措施，注重对朝鲜施行怀柔政策，缓和因战争而造成的与朝鲜的敌对关系。朝鲜也不得不正视现实，改变了传统的事大于明的观念，完全转变到对清忠诚事大的轨道上来，从而使中朝两国的关系又恢复到明朝时期的传统封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此朝鲜对清朝角色认同的重建得以实现。

三、结语

如上所述，朝鲜王朝对上国中国的认同，与中国明清王朝易代几乎同步地发生了转变。纵观朝鲜王朝对明清王朝封贡关系变迁的历程，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朝鲜王朝对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变化，经历了转变与重建的艰难过程。朝鲜作为与明朝保持二百余年封贡关系的臣属国，长期依赖明朝的保护，对明朝奉行“事大”，明朝对朝鲜“字小”，这已是中朝两国保持多年的传统。16世纪末，壬辰卫国战争中明朝的抗倭援朝即是“字小”朝鲜的明显例证。但正是由于在壬辰战争中明朝消耗了国力，国势日渐颓废，使注重现实利益的朝鲜不得不与日益强大的后金政权建立关系。后金势力的迅猛发展，迫使朝鲜光海君国王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方略，由初期牢固遵守与明朝的传统封贡关系，疏远后金“不与此辈交通” [79]，转变为游离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分别展开对明朝和后金的“两面”外交交涉，即“不欲得罪于天朝，亦不欲激怒于彼贼(努尔哈赤)，欲为两全” [80]。朝鲜仁祖王上台后，极力推行“亲明斥金”外交政策，但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反倒招致后金的大军压境，后金强迫朝鲜缔结不平等的“兄弟之盟”，在政治军事关系上成为后金的半臣属国。由于朝鲜对后金依然采用“交邻”政策，在贸易、贡物等方面处处不与后金合作，由此导致清王朝对朝鲜的第二次军事征讨，迫使朝鲜签订君臣盟约，朝鲜由明朝的臣属彻底转变为清朝的臣属国。概言之，朝鲜对明朝上国地位的脱离、转移乃至转变为以清朝为上国的角色认同，是一个痛苦、焦虑的权衡过程。

第二，在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变迁历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朝鲜最初奉明朝为正统，仰慕的是明朝所体现的中原文化，而轻视女真民族所代表的渔猎文化，因而并不承认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朝鲜遭受后金的第一次军事打击后，其在形式上仍按春秋大义保持与明朝的朝聘礼文，念念不忘“再造藩邦”之恩惠，对明朝事大，坚持明廷的正统地位。朝鲜一直以“小中华”自居，不情愿与“夷狄”女真保持具有屈辱性的兄弟关系，故朝鲜仍然“事大”明朝，坚持明朝为上的原则“世守外藩，恪修事大之礼”[81]，与明朝私通信息。清王朝对朝鲜的第二次征伐战争，使得朝鲜不得不对清“事大”。上国对象的转变，对朝鲜而言，是一次痛苦的抉择过程，因为朝鲜是深受儒家礼治文明影响的国家，他们极不情愿“事大”于满族人建立的清朝，“一边事之以上国，一边畜之以夷狄”[82]，因而在与清朝封贡关系的体制下，朝鲜仍有一些亲明背清的举动。其后，明朝彻底被推翻，清朝建立统一全国政权，并对朝鲜采取了一系列的笼络怀柔政策，这样直到清康熙年间，清王朝与朝鲜王朝才最终确立了稳定而典型的封贡关系。而到了乾隆年间，随着朝鲜对清文化的认同，即把清朝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者，于是兴起了所谓向清朝学习的“北学运动”。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明朝为中心的传统封贡体制，不管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前还是建立后，都对朝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且一直持续至清朝前期。后来清朝建立，满族文化融合于中原文化，此时朝鲜也转入虔诚奉清的轨道上来，这说明朝鲜所尊奉的是代表中国先进文明的中原文化，由此可以反映出，后金(清)对朝鲜的武力战胜固然是影响中朝政治秩序变化的因素，但朝鲜诚心奉明与仇视清朝的心理表现，是由于朝鲜民众思想文化因素使然。思想文化是决定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封贡关系是否顺利的重要影响因素，换言之，思想文化因素影响了朝鲜对明清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

按，作者王臻，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史、古代中朝关系史、中国古代文化史。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