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释义】长沮、桀溺并肩耕地。孔子经过，让子路去打听渡口。长沮问：“那位手拉缰绳的人是谁？”子路回答说：“是孔丘。”长沮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早知道渡口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问：“你是谁？”子路答：“我是仲由。”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答：“是的。”桀溺说：“滔滔洪水到处泛滥，而谁能改变呢？你们与其跟随躲避坏人的人，不如跟随躲避世事的人。”于是桀溺继续耕地不停手。子路回来报告孔子。孔子颇为怅惘地说：“我们总不能和鸟兽一起生活，我不同人群打交道，又同什么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无事，我才不会去寻求变革呢！”

18．7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释义】子路跟着孔子，被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手杖挑着除草工具。子路问：“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勤快劳作，五谷也分辨不清，谁是你的老师？”老人放下手杖去锄草。子路拱手敬立。老人留子路到家里过夜，杀鸡做饭给子路吃，并让子路见了他的两个儿子。第二天，子路继续走，（追上老师），把此事告诉孔子。孔子说：“这是隐士。”让子路再回去见老人。子路到了，但老人却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去做官是不对的。长幼的秩序，是不能废弃的；君臣之间的关系，怎么能废弃呢？为了使自己洁净，却破坏了君臣长幼的大伦。君子出来做官，是履行应尽之义务。但是我们的政治主张行不通，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事。”

18．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释义】隐逸之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是伯夷、叔齐才能做到的吧！”又说：“柳下惠、少连，放弃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可是言语合乎规矩，行动经过考虑，能这样已经可以了！”又说：“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肆直言，终身干净，即使被废弃也是出于他善于权量。我跟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18．9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释义】大乐师挚到了齐国，第二乐师干到了楚国，第三乐师缭到了蔡国，第四乐师缺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到了黄河边，摇小鼓的武到了汉水之滨，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到了海边。

18．10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释义】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怠慢其亲族，不让大臣们抱怨自己不被信任重用。老臣故旧如果没有什么大过错，就不要抛弃他们。不要对人过于求全责备！”

18．11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释义】周代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中国的隐逸文化在道家之前就存在，到了道家，则把这种隐逸文化发扬光大。在儒家看来，隐逸之士之所以选择遁世隐居，乃是基于其对无道之世的不满与疏离。因此，隐逸之士在儒家哲学完全能够被接纳，被理解，从《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对隐逸者的态度来看，孔门对隐者抱有尊重与同情心态，而非简单的抨击与反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隐逸之士大多对孔门持嘲讽、讥笑乃至于不屑的态度，认为孔子及其门徒于乱世之秋，汲汲于功利，惶惶悽悽，奔走竟日，妄图救世，实在是徒劳之举，荒谬之极。

《宪问篇第十四》讲到子路在石门住宿，晨门（早上看守城门之人）问子路：“奚自？”子路回答说：“自孔氏。”晨门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问道：“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14.38）。晨门大概是当时对社会不满而遁迹世间的一位高人，他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实在是精彩。有一次孔子“击磐于卫”，有一个背着草筐的人经过，不屑地评论道：“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14.39）。这个“荷蒉者”，估计也是一个出世隐居之人，他鄙夷孔子汲汲于用世的功利主义行为，希望像他一样不求人知，不求闻达，与世浮沉，顺其自然，即所谓“深厉浅揭”，而不要刻意求取显达，急欲有所作为。

《微子篇第十八》有三章亦阐发此。楚国狂人接舆在孔子车前狂歌，把孔子比喻为不得志的落魄的凤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18.5）。他劝孔子远离污浊的政治，及时引退，与世无争，过一种隐遁生活。孔子下车要与他探讨，他却避而远之。长沮与桀溺耦耕田野，子路问津，却遭到两位隐者的冷淡与嘲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18.6）。长沮、桀溺对世事持消极态度，“滔滔者天下皆是”，天下无道，非人力所能改变，何必整日奔走诸国，以寻求明主实现抱负呢？因而“避人”不如“避世”，与其不断地躲避坏人与昏君，不如彻底避世，遁世隐居，与尘世彻底告别。孔子听到这句话，极其慨叹，极其惆怅，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既生为人，与人为群，自当安于此世，并有所作为，正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仁者出来拯救饥溺，如果天下有道，就不会出来试图改变世事了。这是圣人“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境界。康有为注此章曰：“盖圣人之来斯世,明知乱世昏浊而来救之,非以其福乐而来享之也。……特入地狱而救众生，斯所以为大圣大仁欤!恻隐之心,悲悯之怀, 周流之苦,不厌不舍。”可以说点出了孔子入世救世之情怀。荷蓧丈人与子路相见一节，子路言及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之真义：“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8.7）。明知“道之不行”，明知“天下无道”，却偏要以大无畏精神入世有为，非为功利之目的，乃为“行其义”，即践履人之大伦。逃避此人生大伦，不去担当，不去践履，虽说自己解脱干净，却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应尽本分，因而是一种自私、偏狭而怯懦的行为。孔子以担当精神，发深心大愿，以一己之力践履仁德，拯饥救溺，不计成败，不问得失，虽其结局悲壮，但其卓绝伟岸之精神固不朽也。

孔子并非不赞同隐，相反，他对隐逸之士充满尊重礼敬之情。他曾经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14.37）。他认为那些遁世隐居之人，清高自守，孤介自爱，不甘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与世无争，是精神高贵的“贤者”，他并不抨击他们，更不鄙视他们。实际上，无为与有为，出世与入世，动与静，行与藏，皆为人之本能也，是人心灵深处的两个不同的侧面。那些入世有为之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之中，在喧嚣扰攘的尘世功利之中，何尝不期待内心的一片清凉静谧之地？动遇挫，则思静；行遇折，则思藏；入遇邪，则思出；用遇贼，则思舍。所以孔子也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7.11），也讲“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5.21)，也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13），也欣赏“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5.7）。他虽被视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然而孔子又是一个识时务的“圣之时者”（孟子语），他不会傻到去违拗自己的意愿“降志辱身”（18.8），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也不会去忠实服务于自己不欣赏的当政者。当齐景公说“吾老矣，不能用也”（18.3），孔子就决绝而行，不再留恋；当季桓子接受齐国馈赠之女乐而三日不朝，孔子亦果断离弃，决不苟且勉强。他不“降志辱身”，在拥有拯饥救溺的大愿，从而百折不回地践履自己生命信仰的同时，孔子亦见机而作，以一种“无可无不可“（18.8）的态度，行其所宜，顺其自然，保持了身心的独立性，保持了精神的最大自由。孟子说：“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这种自由与灵活的处世态度，尤其应得到学习儒家精神的人们的重视。孔子在其精神困顿之时，亦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叹，可见在他有为进取的精神深处，仍有一颗渴望意志自由、身心自在、与世逍遥、放怀天地的心灵。此为儒家心法的另一面，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