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柳烟与狗尾：狩猎采集者的栖居系统与考古遗址的形成（四）
柳烟与狗尾：
狩猎采集者的栖居系统与考古遗址的形成
宾福德 著
山窝组 译
（本翻译未经作者或者杂志授权，纯属科研娱乐）
讨论
上文讨论了狩猎采集者的生计组织模式，也提供了一些可描述分析狩猎采集者适应特性的建议。我一直试图证明，如果以本文所倡导角度来看待狩猎采集者，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经验模式。
那么，我们可以阐释狩猎采集者的多样性了吗？我们可以理解不同人类群体在不同环境中的独特适应性了吗？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在哪些情况下适用“后勤式”而哪些情况下适用“驻地式”策略？或更具体的说，是否存一些线索说明，在哪些条件更有利于觅食策略或后勤式策略？如果我们假定，技术和社会的性质对生产活动的组织及其形式会产生作用，我们也希望去了解，有无一些“决定因素”调控着生产方式的格局（亦即生计模式中的技术与组织的交融）？换言之，适应系统是一种能量捕获系统，采取何种策略关乎能量，更重要的是关乎产生能量的环境熵结构。我们可以预期，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劳动组织）本身会出现一些冗余，这或就是历史不断走向“最优”的设定。换句话说，技术，无论在“工具”的层面上，还是在“劳动”层面上，都是人类发明出来并不断重组以解决谋生环境中能量的“熵结构”问题。
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可以认为，觅食生计可以使得人类在一些环境中生存的很好，但是并非在所有环境中都如此。那么这些条件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使得狩猎采集者群体可以通过觅食策略获得最优生存安全？我认为，尽管大多数人把驻地式的季节性移动视为狩猎采集者对食物丰度差异的适应策略，但从人类消费者的角度看，大多数人对影响食物丰度的环境条件却不甚了解。这也许可以归咎于好莱坞，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丛林是食物富裕之地，而沙漠和北极环境则是食物贫乏之地。相应的，大多数门外汉和生态学的初学者都会预期最大的驻地流动性发生在北极和沙漠环境中，赤道环境中的非粮食生产者则多倾向于定居策略。我简略引用Murdock有关栖居模式的调查资料作为反驳上述观点的依据。Murdock曾评估了168个狩猎采集者的驻地移动性的程度，并按照1到4分级：（1）完全的迁移或游牧群体；（2）半移动群体，在至少半年时间内成员群体性移动，但会在一些季节占据一个固定的聚落点；（3）半定居群体，成员在不同季节中在固定的聚落点间进行迁移，或多或少占据一个永久性的栖居点，而其中部分人员会季节性的离开至非固定营地；（4）完全的或相对完全的永久性定居。
表2总结了这168个案例，将Murdock对驻地移动性的分级与衡量环境变异性的指标 “有效温度”(ET)（Bailey 1960)交叉列表。这个指标主要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太阳辐射总量和年度分布。换言之，ET是衡量生长季长短和可获得太阳能强度的一个指标。由于生物产量主要是太阳辐射与充足的水量所维持的光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全球性的ET值、生物活性和生物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ET值越高，生境中的生物新陈代谢就越快。这意味着，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意义上说，高ET值对应一个“食物丰富”的环境，而低ET值对应一个“食物贫乏”的环境。
表2说明了这些激动人心的事实。我们注意到，在近赤道的环境中（ET值在25-21间），75%的狩猎采集群体采用了完全游牧的策略；亚热带环境中有64.2%的案例也显示了高移动性。在温带，完全移动的狩猎采集者的比例则大幅下降，只有9.3%，在寒温带比例更是下降到7.5%。而在北方环境中，该数值又缓慢增加到11.1%，并且，在完全冰原的环境下，突然增长到41.6%。因而，以Murdock的分类为基础的推算，最高的流动性发生在全球生物产量最高的赤道环境和最低生物产量的冰原地区。从表2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温带和寒带环境中，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定居和半定居程度最高，而在近赤道和亚热带地区最低。这种经验性的模式表明，狩猎采集者的移动性与所处环境息息相关而非食物丰度。在较冷、较少生物产量的环境中，移动性不成比例的降低可以说明此点。
我认为，流动是一种“定位”策略，最能反映环境的结构特性，也就是说，特殊食物的分布状况与人们直觉所认为的食物丰度产生的条件并没有必然联系。
不同策略所能解决的不同问题的线索，当在前述两类基础策略的对比中来寻找。觅食者通过频繁的驻地移动把人带向食物；然而集食者则把食物带向人，一般很少驻地移动。前一种策略，属于“摸底式”，所有关键资源都在驻地的觅食圈内才会起作用。后勤式策略（集食者）解决了关键资源非均质分布（驻地靠近某一关键资源，却同时疏离了其他关键资源）。在空间异质性情况下，驻地的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移动到一个地点会降低对其他地点资源的可获得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后勤式策略会被青睐。狩猎采集者移动到一个资源附近（通常是最大需求的资源），并通过专门的任务小组把特定资源带回人群（消耗者）。
由于资源也具有季节性，解决此问题最可能手段之一是采取存储策略，将其中某些资源在生境中的可用期延长。存储通常采用风干或者冷冻。这虽降低了资源在时间分布上的不一致性，但是却扩大了空间的异质性。存储使得大量食物在一个地点累积，使得空间异质性加剧，为追寻其他资源利用，驻地移动的交通成本也会增加。随着对存储依赖性的增加，栖居系统中后勤式的成分必然会增增强。最终，可以认为，在各类关键资源都存在时空异质性时，会更倾向于采用后勤式策略，而减少或改变驻地移动性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关键资源的异质性。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假设所产生的两个逻辑期望。必要多样性定律指出，为了获得最大的稳定性，任何系统中的同源反应的多样性与其背景面临的挑战多样性相等。因此，我们认为，热带环境越不稳定，自我平衡的有效机制也就越丰富，关键资源的数量也就越多，其他事物也是如此。随着关键资源数量的增加，资源分布的均质性就会降低。所以，季节性温度变化越大，后勤式移动的可能性越大。
假定赤道环境中的不同物种表现出相异的年季生长模式，不同物种的年季交错保证了可获得食物的可持续性，这时觅食策略非常有效。在温带或者更冷一些的环境下，由于生长季的缩短，这种持续性也会随之降低。为了解决越冬生存问题，人们将尝试以下三种方法：（1）利用自己能解决过冬问题的物种（狩猎其他动物）（2）在生长季存储大量已加工食物（3）在动物资源丰富且易获得的时段进行资源存储。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存储并非总是可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行为与生长季缩短相关。反过来，存储将加剧资源异质性分布，导致后勤式移动策略的上升、驻地式移动策略的减少（至少是季节性的减少）。这意味在关键资源数量的增加、储存依赖程度背后存在着环境性的共同约束因素。总结上述讨论，我们应该看到，生长季的缩短、驻地的流动性降低、储存的依赖性增加存在着联动关系。
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种预期都得到了经验上的支持。如前文表2所示，在ET值低于16℃的环境中，被归类为半定居和半游牧的案例明显增加，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种环境下，季节性定居现象以及后勤式食物策略的强化。
图4说明了ET（有效温度）和存储依赖性之间的关系，数据源于Murdock和Morrow所记录的31个狩猎者和采集者的民族学样本。存储依赖性的评分由1至6，评分越高代表存储依赖性越强。从这个小样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曲线关系（ET的降低代表生长季长度的减少）。当ET值小于15时，存储策略会被狩猎者采集者所采纳（比如在生长季少于200天的环境中）。在这个一般性趋势外，存在两个有启发性的例外，在温暖的环境下安达曼人和Chenchu人。在我的印象中，安达曼人的策略并不清晰（miscoded），而Chenchu 则毋庸置疑与农业采纳有关。在寒冷端即ET值最小的区域，也存在一些例外，如Yukaghir人、 Yahgan人、Slave人、Copper Eskimo人和Ingalik人。我认为，Yukaghir人和Ingalik人的生计策略繁杂，而其他几个确实很例外，他们移动性均较强且不会存储可观的食物过冬。寒冷环境中不储存食物的例外群体还有有Micmac人、Mistassini Cree人、 Igloolik人和极地爱斯基摩人,还有一些Copper 和Netsilikmiut爱斯基摩群体，同时也有温带的塔斯马尼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技术上说是觅食者，有相对高的驻地移动性，然而他们与近赤道的觅食者相比是不同的类型。
正如上文所指，近赤道的觅食者通过移动驻地，以配置劳动力和消费者寻访栖居生境中的食物生产地。寒冷环境中的觅食者是一些专门化的群体：他们按照特定食物的季节性配置人力，采取驻地流动性。我们暂且把这个有趣的问题放在一边。需要明确的是，环境条件的分布有其自然地理特性，这是狩猎采集者必须面对的具体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后勤式策略来有效地化解。这类策略是对关键资源的非均质分布的响应，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也可能被存储策略所恶化。存储总是在一些地点生产、积累大量的食物，这也将导致其他关键资源诸如燃料、水、住所等资源非均质分布的可能性增加。较之于通过有组织的后勤物流将其他资源引入食物存储地，在某地的大量储存必须考虑将资源运送给消费者和其他重要资源所在地的相对成本。
应该指出，如果有其他限制移动性的因素，比如说社会单位数量的增加，多个社会单位之间为获得相近的资源的竞争等，那么，我们也可以预期后勤策略生产方式会增加。这里不展开讨论讨论诸如农业的起源、流动性和生产策略依附性等问题，我只想指出：在任何限制觅食者或集食者流动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期后勤式生产的程度会增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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