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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五年立春为正月十一，六年为十二月二十一，后者比前者早了二十天。一般而言，立春过后大约一个月才会有杏花开放。 苏轼此次探春当在正月二十日左右，五年之春晚，自然不会在立春十天后即有“红杏暗如倾”之景，更不会有“早已回春”之句。而于六年则恰合。

熙宁五年之春晚，于苏轼诗中亦可证之。其于本年有《雨中明庆赏牡丹》诗[4]，而因其熙宁八年有《惜花》诗云“吉祥寺中锦千堆，前年赏花真盛哉，道人劝我清明来”（合注P598），此云“前年”者，本当指熙宁六年，但此亦为诗所拘而略称之也，因其后有自注云“钱塘吉祥寺花为第一，壬子清明赏会最盛，金盘彩篮以献于座者五十三人，夜归沙河塘上，观者如山，尔后无复继也”，其云“壬子”，即熙宁五年也。故知此诗当写于熙宁五年清明节前后，其云“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著酥煎”，其年清明为三月十一，已当春尽之日，却仍有此语，则已知其春之晚了。而且其于三月二十三日（已近谷雨）仍与沈立游吉祥寺观牡丹并作诗记之[5]。

而六年则不然，其正月二十一日与陈襄同往城外寻春，苏轼先有诗寄陈，陈答诗之末句云“寄语文园何所苦，且来相伴一行春”（《古灵集》卷二五，参见孔谱P246），而苏再和之，末句云“曲栏幽榭终寒窘，一看郊原浩荡春”（合注P403）；又《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云“芳意十分强半在，为君先踏水边春”（同上）。此仅正月末，春已如此。又其《（同）曾元恕游龙山吕穆仲不至》[6]云“共知寒食明朝过，且赴僧窗半日闲。命驾吕安邀不至，浴沂曾点暮方还”（合注P415），《论语·先进》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可见其时已为暮春，然其诗又是写于寒食前一日，而本年寒食为三月一日，知此时春事已晚。碰巧的是，此后几日，苏又邀陈襄去吉祥寺赏花，陈未至，苏轼写诗名为《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合注P420）：同样是吉祥寺，去岁三月十一花极盛，二十三仍可观；今岁三月刚到便已“花将落”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年春分，竟下了一场雪。其有诗《癸丑春分后雪》云“雪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威。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柳絮飞。不分东君专节物，故将新巧发阴机。从今造物尤难料，更暖须留御腊衣。”（合注P413）其“李”字，元务本书堂刊《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作“杏”字，其实二者并无不同。其时在二月十日，距“探春”之日有十馀日，此二首诗词对照，可以看出为同时所作也。

二、《浣溪沙·白雪清词出坐间》阕

其“坐间”二字《笺证》（P99）未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在释“坐来”之时及之[7]，云“坐来”为“登时、一时”之意，而陆游有《北窗梧叶坐间落四五有感》诗，当从李白诗句“坐来黄叶落四五”来，故论“坐间”亦当如“坐来”意，并举东坡此词为证，实不妥。 暂不论因放翁诗题与太白句偶合而证二词同义之未当，就从作品而言，也未见其切。

《全宋词》中除苏轼外有二十四人二十六次用到了“坐间”一词，其中有八次为词题中用到。这二十六次均可用“坐席之间”来解释，仅有三四处亦可用“登时”解，且也颇扞格。如李纲《水调歌头》云“醉中适，一杯尽，复一杯。坐间有客，超诣言笑可忘怀”；蔡伸《水调歌头》云“当时坐间英俊，强半已凋亡”；史浩《七娘子》“坐间俱是神仙伴”；管鉴二首《水调歌头》既云“坐间客”，又云：“坐间菊”；赵长卿《水调歌头》云“日边客，幕中俊，坐间狂”等等，均绝不可以“登时”解之。故张相之解当误。

三、《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

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浥，弹在罗衣，图得见时说。

《笺证》考云：“朱注：‘案，此与前调疑同时作。’《总案》、《纪年录》、《年谱》均失载。姑从朱说，编甲寅，以待更考。”（P118）朱氏之系年，不过为疑似之词，《笺证》亦姑从之。而词确当系于此，惜无显据耳。其中有云“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而前词则云“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此云“旧交新贵音书绝”，而前词云“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郞双鬓衰”，均可见其为一时之作。更何况其均作于苏州。且其本年五月中有诗《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云“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其五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合注P531－534）其故山之意已极为浓重，其时又有章惇诗云：“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余。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陈舜俞《和章子厚闻子瞻买田阳羡却寄》云：“罨画春流藻荇长，吴门菰米鳜鲈乡。谋田问舍拙者事，寻壑买山君底忙。出处两忘同旅寓，浊清一种付沧浪。故人诗酒如驱使，别有甘泉绿野堂。”（参孔谱第277页所引）而此词首句即云“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合此数端，当可略证之。

四、《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注（《笺证》P163）：此注之公案，已近千年，但还是没有得到一致的认识。

先是傅注云：“老杜：‘今夕何夕岁云徂’。”[8]后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十五中提到注书难时，便指出了傅注此典的不切，他说：“至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洪迈只是为了证明“注书至难”而引此例，然此论一出，世人对傅注便颇鄙弃。

刘尚荣先生校证了《傅幹注坡词》，救活了这部极有价值的苏词注本，并且给予其适当的评价，而且，他在《注坡词考辨》（《傅幹注坡词》代前言）中对此注也进行了辨证，他说傅：“此注不谬，缺点只是漏略了杜诗篇名《今夕行》。”又说：“洪迈认为应加引证的那两句诗，见于唐人小说《周秦行纪》……如此冷僻的诗句，荒诞的故事，恐非苏轼中秋怀子由这样严肃的词章所宜借用，洪迈未免猎奇”；并进一步指出：“其实‘不知今夕是何年’句的最早出处不在唐人小说，而是出自戴叔伦（732－789）的《二灵寺守岁》诗。”查其全诗为“守岁山房迥绝缘，灯光香灺共萧然。无人更献椒花颂，有客同参柏子禅。已悟化城非乐界，不知今夕是何年。忧心悄悄浑忘寐，坐待扶桑日丽天。”而戴叔伦又比《周秦行纪》的作者韦瓘（789－862？）恰早一代人，似亦可从。但此亦不切，因戴此诗是首伪诗。据《政教志》云：“（二灵）寺以山得名，宋初韶国师建塔山上，熙宁中左正言陈禾筑庵读书其中，延僧知和居之，知和，有道释子也，每有虎相随。当时名播江浙，法席鼎盛。宣和间重建，建炎兵毁，绍兴又建，赐额普光。”知二灵寺为宋代方有，而此诗又载元人丁鹤年《哀思集》中，丁集中尚有《寓东湖二灵寺》及《题濬天渊长老二灵山房》（原注：在东湖）诗。故可知为丁作无疑[9]。

综上，此句似仍当以《笺证》所引《诗经》及《周秦行纪》笺之为宜。

五、《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笺证》P242）

此词之末句有两种异文，试辨之。

宋人从黄庭坚始，在笔记与词话、诗话中多有引及此词者，试列如下：

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六《跋东坡乐府》引为“寂寞沙洲冷”。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引黄庭坚此文亦如此。不过，《山谷集》所载与此亦有小异：如其“静”作“定”；“孤”作“惊”。）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为“寂寞沙汀冷”。

曾丰《知稼翁词集序》云“收思于冷洲”，则其所据亦当为“寂寞沙洲冷”。

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四云“‘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

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引鲖阳居士语云为“寂寞沙洲冷”。

俞文豹《吹剑录》引为“寂寞沙洲冷”。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引顾禧《补注东坡长短句》云：“余顷于郑公实处见东坡亲迹，书《卜算子》断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枫落吴江冷’，词意全不相属也。”

以上七条资料中，“沙洲”也罢，“沙汀”也罢，基本上都引为“寂寞沙洲冷”。但从最后一条资料来看，便知此句其实还有另一种异文，即“枫落吴江冷”。而返观东坡词传世版本，我们会发现，这一异文在其词集中却占绝对优势。百家词本与元本以及二妙集本与茅维苏集本皆作“枫落吴江冷”，傅本与毛本虽作“寂寞沙洲冷”，但此二本下均有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

其实尚不仅如此，我们还可推知，傅本原本之面貌，似亦当作“枫落吴江冷”，在上所引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同条中，前有文云：

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云：“按唐人词，旧本作‘试教弹作忽雷声’，盖《乐府杂录》云：‘康昆仑尝见一女郎弹琵琶，发声如雷。而文宗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忽雷、小忽雷，郑中丞尝弹之。’今本作‘辊雷声’，而傅幹注亦以‘辊雷’为证，考之传记无有。”[10]

此实引傅注而补注之，以此可见，顾书其名所谓之“补注”，实即为补傅本之注。而其紧接的下文就是上文所引顾禧据其所见“东坡亲迹”辨别异文的文字，其云“今本作‘枫落吴江冷’”云云，是知傅本原即当为“枫落吴江冷”也。若傅本原貌即如现存之面貌，以“寂寞沙洲冷”为正文，那么顾禧便绝不会这样说。

相对而言，“枫落吴江冷”在诗话与词话类著作中的支持并不多。不过有一则，可与前引之顾禧补注相映成趣，此即李如箎《东园丛说》，其卷下云：

坡词《卜算子》，山谷尝谓非胸中有万卷诗书，笔下无一点尘气，安能道此语。愚幼年尝见先人与王子家同直阁论文。王子家言及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常窃听之。一夕来奔，苏公不纳而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暨公既第，已别娶仕宦。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句正谓斯人也。“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之句谓此人不嫁而云亡也。其情意如此缱绻，使他人为之，岂能脱去脂粉，轻新如此。山谷之云不轻发也。而俗人乃以词中有鸿影二字便认鸿雁，改后一句作“寂寞沙洲冷”，意谓沙洲鸿雁之所栖宿者也。愚每举此一事为人言之，莫以为然。此可与深于辞翰者语，岂流俗人所能识也哉！[11]

这也是对此异文进行考辨的，但却力主“枫落吴江冷”为是。此书前有李如箎绍兴二年（1132）自序，故当较上引七家之后六家均早，而且，据黄庭坚《鹧鸪天》（西塞山前白鹭飞）之词序云“表弟李如箎”（新版《全宋词》页五零九）云云，则知此人当为黄庭坚表弟，故其所记亦当有据。

当然，除此之外，亦有中间性的资料。鲖阳居士《复雅歌词》，黄昇引文已如上所引；而《类编草堂诗馀》卷一则引为“寂寞吴江冷”，这正是两种异文的混合形态。

那么，这种现象到底该如何解释呢。因为两种异文都有极为有力的支持，一是曾慥所编之百家词本与元延祐年间刊本皆作“枫落吴江冷”，而傅本亦当如是；另一边却是黄庭坚所记，以及顾禧所见之“东坡亲迹”。 所以，私以为，此或为东坡写作时便产生的两种异文：初稿临时用了“枫落吴江冷”这句唐人崔信明成句[12]，后来定稿时又改为“寂寞沙洲冷”。

不过，就艺术感觉而言，“寂寞”二字似不大妥当。因为东坡此词的总的艺术特色是极为含蓄，艺境呈现也极为深曲。但此处却突然写出“寂寞”二字，过于浅露，了无诗意。而“枫落吴江冷”就含蓄得多。当然，以此而论，常多仁智之见，并无确证。如王世贞即云：“词尾‘寂寞沙洲冷’，一本作‘枫落吴江冷’，‘枫落’是崔信余（此字误，当为“明”字）诗语，不如此尾与篇指相应。”[13] 此言或因其为前人成句而存偏见者，然东坡词中用前人成句者亦时见之，并不足怪。

六、《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 （《笺证》P278）

银塘朱槛麴尘波。圆绿卷新荷。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

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

傅藻《东坡纪年录》在元丰四年下记云“端午作《少年游》赠徐君猷”（合注P2542），《总案》从之，《笺证》亦从之。此词之傅本、百本（即曾本之卷上）、元本及毛本均题为“端午赠黄守徐君猷”，然曾慥所辑之《拾遗》亦重出此词，其调作《画堂春》（其调名误），题云“元丰五年端午赠黄守徐君猷”。考东坡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任（孔谱P472），元丰三年八月，陈轼罢，徐大受（即徐君猷）代陈知黄。而元丰四年与五年东坡皆在黄州，元丰六年四月徐大受罢黄守（孔谱P576），故能在端午赠“黄守徐君猷”者，于元丰四年、五年皆可。然《纪年录》之成书自晚，且其来自于段仲谋行纪与黄德粹系谱，他自己评此二谱即云其：“一则择焉而不精，一则语焉而不详。”（合注P2587）其书综此二书，可信度便不能无疑。而且，其之系年，很可能是据词题推来者。而曾慥之《拾遗》则来自于“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者”，其较之于傅藻所编，自更为可信，何况其有明确的时间记录，自当较《纪年录》据没有时间记录的词题所推为确。 且元丰四年的端午节为阳历的六月十四，已近夏至；五年的端午则为六月初三，尚未到芒种。再看其词云“圆绿卷新荷”，“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似未到夏至。再联系元丰五年清明左右，东坡有《徐使君分新火》诗及《南歌子·晚春》词，诗云：“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沟中枯木应笑人，钻斫不然谁似我。黄州使君怜久病，分我五更红一朵。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起携蜡炬绕空室，欲事烹煎无一可。为公分作无尽灯，照破十方昏暗锁。”（合注P1082）词云：“日薄花房绽，风和麦浪轻。夜来微雨洗郊坰，正是一年春好、近清明。　已改煎茶火，犹调入粥饧。使君高会有余清，此乐无声无味、最难名。”（《笺证》P330）亦可相证。故当从《拾遗》之题而编于元丰五年。

七、《满江红·忧喜相寻》

此词《总案》谓壬戌三月和董钺作《满江红》词，《笺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董钺“自梓漕得罪，罢归东川，归鄱阳”时在元丰四年辛酉七月甲辰，归鄱阳，过黄州，当在八九月间，故编此词于元丰四年八九月间（《笺证》P285）。然《长编》仅言董钺归鄱阳为元丰四年七月，但并不能说明其过黄州就一定在当年。此词曰“风雨过、一江春绿”，似当为春天。且其《与朱康叔二十首》第十三首云“董义夫相聚多日，甚欢，……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文集》第1789页）由此可见此二词的写作时间相去不远，而其《哨遍》中亦有“涓涓暗谷流春水”之句。故亦当为来年春，即元丰五年春无疑。由此可见，王案或不误。

且有更重要的证据在，那就是《笺证》所深疑的序中“东坡”二字。《满江红》之题序有“过东坡于齐安”、“东坡嗟叹之”句，《笺证》以为好事者掺入者，因“词既作于辛酉，时雪堂未成，苏轼尚未以‘东坡’为号”，其实，此尚有逻辑的另一面，即此词并不作于辛酉，而作于元丰五年壬戌，这一点从《哨遍·为米折腰》一词中就可以看出。此词之题序云“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又云“时相从于东坡”，此序之“东坡”二字为题序之有机组成部分，绝非好事者可以掺入的。那么《哨遍》自当为号“东坡”以后之作，如此，则《满江红》亦当为此后之作。

孔谱引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跋番阳董氏所藏东坡墨迹》云：“苏文忠雅嗜陶公文，其有感于《归去来词》，盖元丰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吕正献不合之时也。”（孔谱P542），魏了翁是见到东坡为董钺所写墨迹的人，那么其系年之判断则当重视。

八、《玉楼春》与《木兰花令》之辨

《笺证》收《木兰花令》共六阕，（页二二五“经旬未识东君信”，页二二七“高平四面开雄垒”，页五五九“元宵似是欢游好”，页五七二“知君仙骨无寒暑”，页五九九“霜馀已失长淮阔”，页六三五“梧桐叶上三更雨”。）此六阕在毛本中其调名均为《玉楼春》，然《笺证》及刘尚荣先生均不出校。此六阕中有三阕为毛本独有（上列的前三阕），那么从毛本录出而径作《木兰花令》并不出校，实为不妥。

其实，据《词谱》，此数阕并非《木兰花令》，而是《玉楼春》。这是不同的两个词牌，其前者名下，《词谱》云：

木兰花令　　唐教坊曲名。《太和正音谱》注：高平调。按，《花间集》载《木兰花》、《玉楼春》两调，其七字八句者，为《玉楼春》体，《木兰花》则韦词、毛词、魏词共三体，从无与《玉楼春》同者。自《尊前集》误刻以后，宋词相沿，率多混填。今照《花间集》本分列，旧谱误者，悉为校正。

且其所列三体，各为五十五字、五十二字及五十四字者，从无五十六字者，而其《玉楼

春》列四体，均为五十六字者。在第四体的按语后，《词谱》又曰：

按，《尊前集》，欧阳炯“儿家夫婿”词、庾传素“木兰红艳”词，即此词体也。因欧词结句，有“同在木兰花下醉”句，庾词起句有“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句，遂别名《木兰花》，其实乃《玉楼春》，非《木兰花》也，宋人传伪，几不能辨，今照《花间集》校正。

故知此几阕均为《玉楼春》，而非《木兰花令》。而且，在百本的《东坡词拾遗》中，“知君仙骨无寒暑”一阕也题为《玉楼春》。前已言《拾遗》得之于张宾老，其之可靠性《笺证》亦有考（P582），故当从之。

九、《蝶恋花·同安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 （P550）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此词《笺证》编于元祐六年，而曹树铭系于绍圣三年，其云绍圣二年八月一日，苏过在惠州书《金光明经》，以资母福，时东坡又正购建放生池，故系于下年正月。然反复权衡，窃以为均有未安。

其词云“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其词意甚明。“三个明珠”指为同安君生日放鱼者，为东坡与其三子也。而“王文度”之典在元符二年冬至时便用过了，其《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诗云“膝上王文度，家传张长公”（合注P2181），此特指小儿苏过。东坡晚年一贬再贬，只有苏过一直追随在他身边，所以他对苏过自多一份特殊的感情。

然元祐五年末，苏迈已离杭，赴雄州防御推官任，元祐六年九月，苏迈赴河间令任，方再过京师（孔谱P1000）；苏迨与苏过也于元祐五年末解两浙路，赴试春帏（孔谱P937），至六年三月二人落第（孔谱P970）， 知元祐六年正月东坡并未与三子同处，故此词不作于元祐六年，明矣。

准此亦可否定绍圣三年之说。《苏轼文集》卷六六有《书六赋后》云：

予中子迨，本相从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独与少子过往，而使迨以家归阳羡，从长子迈居。迨好学知为楚词，有世外奇志，故书此六赋以赠其行。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东坡居士书。（P2072）

其《与陈季常》第十六简亦云：“自当途闻命，便遣骨肉还阳羡，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文集》P1570）以此知其并未携三子同时赴惠。

又《文集》卷五五《与林天和》第十一简云：

某启。辱手教，伏承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承问贱累，正月末已到赣上矣，闰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劳费，乃老业也，旦夕迁入。未由会面，万万以时自重。

其第十简亦云“小儿往循已数月矣，贱累闰月初可到此”（P1632）。此二简自当作于惠州无疑。又其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方到惠州贬所，而其从二年至四年中，仅四年闰月，且为闰二月，故此二简又可定其作于绍圣四年。又卷五十《答范纯夫》第十简云“长子迈自宜兴挈两房来，已到循州，一行并安。过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见独守舍耳。次子迨在许下。”（P1456）且其《和陶时运四首》（合注P2093）之引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咏渊明《时运》诗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庐。似为余发也，乃次其韵。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馀，不能无欣然。”

由上可见，从元年末到四年初，其间绝无四人同处之可能，故亦不会作于绍圣三年。

窃以为，似可编于建中靖国元年，理由如下。

首先，反复研读此词，知其当不会写于同安君逝世之前。其词的口气不像是为生者过生日时所言，特别是下阕，正是告慰泉下人的口吻。其妻死时只有四十六岁，若在其生前之生日，当不会如此言。

此外，在王氏死后，苏轼曾为其作过水陆道场（见《文集》卷二十第586页《释迦文佛颂》），而王氏也曾有过与佛家有关的遗言，其《阿弥陀佛赞》云：

苏轼之妻王氏，名闰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临终之夕，遗言舍所受用，使子迈、迨、过为画阿弥陀像。绍圣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凉寺。赞曰：

佛子在时百忧绕，临行一念何由了。口诵南无阿弥陀，如日出地万国晓。何况自舍所受用，画此圆满天日表。见闻随喜悉成佛，不择人天与虫鸟。但当常作平等观，本无忧乐与寿夭。丈夫全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便到无魔娆。（《文集》P629）

绍圣二年八月一日，苏过“念将祥除，无以申罔极之痛，故亲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治，送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中，欲以资其母之往生也。”（《文集》P2086）苏轼为其所书之《金光明经》作跋云“今汝若能为流水长者，以大愿力，象取无碍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鱼，又能观诸世间，虽甚可爱，而虚幻无实，终非我有者，汝即舍离。……则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 （《文集》P2087）而此词题序正云“取《金光明经》救鱼事”。按《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子品第十六》云：

时，长者子遂随逐，见有一池，其水枯竭，于其池中多有诸鱼。时长者子见鱼已，生大悲心。……尔时流水长者子至大王所，作如是言：“我为大王国土人民治种种病，渐渐游行至彼空泽，见有一池，其水枯涸，有十千鱼为日所曝，今日困厄，将死不久。惟愿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负水济彼鱼命，如我与诸人寿命。”尔时大王即敕大臣速即供给。

词与文均用《金光明经》救鱼事，联系上文所引之《阿弥陀佛赞》，可知词确当作于其妻死后。

如此，从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其妻亡至建中靖国元年东坡去世，其父子四人于正月同处者，惟绍圣元年和建中靖国元年两次而已。

何以知绍圣元年四人同处呢。元祐七年三月三日有诗题云《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塗山、荆山，记所见》，《文集》卷六十《与子安兄》第七简又云：“此间五郞、六郞乍失母，毀痛难堪。”（P1831）可见，迨与过此间一直在苏轼身边。而绍圣元年闰四月间，有诗《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合注P1923）此云“三儿子”者，必迈与俱也。而另一诗《临城道中作》之引云：“予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今将适岭表，颇以是为恨。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澈。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岗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书以付迈，使志之。”此下王文诰案云“公赴中山，惟迨、过侍行，迈以罢河间令至中山也。” [14]故知本年正月，父子有相聚之可能。然此词非此时作，何也，以其时苏轼正出帅定州，即今河北定州市，本年正月初五为阳历一月二十三日，正在大寒之时，词云“泛泛东风”，又云“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此时之北地，绝无此等风光；又其云“江柳”，亦与定州地貌不合，故知非作于此也。

又何以知建中靖国元年父子相聚呢。上文已引过，自绍圣元年六月父子分开，直到四年二月，长子迈方从宜兴赴惠，其来为就仁化令，但寻又罢去，《文集》卷五六《与王敏仲》第六简云“小儿授仁化令，又碍新制不得赴，盖惠、韶亦邻州也”（P1690）；但中子迨依然在宜兴。而后苏轼再谪儋州，即留迈于惠矣，其《文集》卷六十有《付迈》一文（P1840），即为临别之赠也。嘉靖《惠州府志》卷九云其留家惠州，“独与子过渡海”（孔谱P1262引）。元符元年，《文集》卷五六《与郑嘉会》第二简问“迈后来相见否”（P1675），苏过《斜川集》卷三有《已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二兄》，知元符二年时迈仍居惠，迨居许。元符三年，《文集》卷五六《与郑嘉会》第三简云“与迈约，令搬家至梧相会，中子迨，亦至惠矣。”（P1675）《诗集》卷四四《将至广州，用过韵，寄迈迨二子》“皇天遣出家，临老乃学道。北归为儿子，破戒堪一笑。……大儿牧众穉，四岁守孤峤。次子病学医，三折乃粗晓。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合注P2237） 而本年九月，至广州，方与三子相聚（孔谱P1353）。此时，距苏轼之死已不过十个月，苏辙为他写的《墓志铭》说“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合注P2628）可见，这十个月中，父子四人终于团聚了。

如此，则只能作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五了。

苏氏父子终于在元符三年九月相会于广州，这样，他们怀着高兴的心情一路北上，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至南安，七日，作《雅安人日次旧韵二首》，其一云“人日滞留江上村，定知芳草怨王孙。题诗寄远方挥翰，扶杖登高独出门。柳色忍看成感叹，花前归思自飞翻。浮阳披冻虽才弄，已觉春工漏一元。” （合注P2474）此诗与我们所要论的《蝶恋花》对看，词云“江柳”，此云“江上村”、云“柳色”，情景均合，更重要的是，他们四人又相聚在一起，时又正值王氏之生日，故为其放生资福。而此词又言“放尽穷鳞看圉圉”，此言意味深长，盖东坡岂非也是放出之“穷鳞”乎，可惜此时的东坡在历尽艰难之后，也已作“圉圉”状了，并且，他也快要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了。

私以为，此词编于建中靖国元年颇有意义。《笺证》有两首词编于建中靖国元年：《临江仙·谁道东阳都瘦损》和《点绛唇·闲倚胡床》。然《临江仙》之系于本年，实多出于臆测，书中亦云“苦无资料可据，暂系于此”（P681）；而至于《点绛唇》，窃亦以为《笺证》之系年与解说似过于深曲。其实，即便从楼钥《攻愧集》之记载而编于元祐五年亦可通。《笺证》云“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当非东坡守杭之所应有，“如此孤身只影，能是与僚佐同乐之场景么”（P683），然窃以为，此亦非所谓“孤身只影”者，不过写其恬然自适之心境而已；如据《笺证》所云，为代胡洞微言，而其上云“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明显用庾亮“便据胡床，与诰等谈咏竟坐”之事，则又与《笺证》之推测牴牾。还有，关于“别乘”，《笺证》云东坡三过九江，前二次均非“别乘”，故当为第三次。然事实上第三次时东坡亦已非别乘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十六《提举玉局观谢表》注文云“时元符三年十一月癸亥朔，有玉局之命。”又东坡《提举玉局观谢表》云：“今行至英州，又奉勅授臣朝奉郞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者。”（《文集》P708）不仅知东坡此时已授朝奉郞，且知其到英州时即已闻命，时仍为三年十一月也，故若云其明年四月作词时仍自称“别乘”，似亦不妥。

果如所证，则此词当为东坡现存可考作于生命最后时刻的一首词，且其诗与词的创作都一直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笺证》所论定的“诗词创作同步说”（《笺证·论苏东坡及其词》P16）也当不仅在于其开始创作时间上的相近，还在于其贯穿整个生命过程直至其生命最后一刻的创作历程。

十、《江神子·墨云拖雨过西楼》

《笺证》此处考东坡一生十过扬一守扬，十分精详（P611）。然此云其为“三月十六日到扬州任”，则当为从《纪年录》者。《纪年录》在元祐七年壬申下云：“是月移知扬州，……三月上巳过濠……十六日到任。”（合注P2565）然此实误。东坡《扬州谢到任表》云“臣轼言。伏蒙圣恩，除臣知扬州，臣已于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讫者。”（《文集》P695）言极明确，当不误。且吴雪涛《苏文编年考略》据其《祈雨僧伽塔祝文》（《文集》P1926）“维元祐七年，岁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龙图阁学士……苏轼，谨以香烛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圣普照王之塔”云云知其于三月十二日尚在泗洲祈雨，“自泗至扬，绝非四日内所能到”[15]，亦为一证。

十一、《南乡子·怅望送春归》 （P695）

《笺证》校云：“‘归’，原本、百本、毛本均误作‘杯’，傅本误作‘社’，据杜牧诗改。”（P696）此前刘尚荣先生校云：“‘归’，清钞本误作‘社’，元本、吴讷钞本、二妙集本、毛本作‘杯’，今据珍重阁本改。”（注坡词P124）如此看来，苏词的几个最主要的版本均不作“归”。 傅本之珍重阁本为民国间赵尊岳仓促钞就，刘尚荣先生说其“字迹草率”（注坡词前言P5），故亦易生笔误，所以，珍重阁本的“归”字本就不可靠，故刘尚荣先生“据珍重阁本改”其字为“归”，似为不妥。《笺证》又校云“据杜牧诗改”，查冯集梧《樊川诗集注》[16]及缪钺《杜牧诗选》[17]，其《惜春》诗的正文均作“怅望送春杯”，且均无异文。冯集梧在此句下注云：“白居易诗：‘一杯浊酒送残春’。”可知原当为“杯”字不误。或者，以“送春归”语顺而误校也。（按，刘尚荣先生新著《苏轼诗词选》已改为“杯”字。）

其实，据胡可先考证，此《惜春》诗亦非杜牧之作，而是一首浑入杜牧集的伪作，其原作者当为许浑[18]。

原文发表于《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按：本文据曾次亮《四千年气朔交食速算法》推算熙宁五年立春在正月十一，熙宁六年立春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一。而薛师则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前者在正月初九，后者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二十。未知孰是。然前后相差仅一、二天，似不影响熙宁六年立春较上年晚二十天左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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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瑞生师《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以下仅于文内标明笺证页码，不另注。

[2] 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99－200页，中华书局1998。以下仅于文内标明孔谱页码，不另注。

[3] 参见陈俊愉、程绪珂主编《中国花经》第111－11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4] 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第3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以下仅于文内标明合注页码，不另注。

[5] 参见《苏轼文集》第329页，中华书局1999。以下仅于文内标明文集页码，不另注。

[6] 此诗题《合注》无“同”字，而孔凡礼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点校本有此字。

[7]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第455页，中华书局1985。

[8] 刘尚荣校点《傅幹注坡词》第31页，巴蜀书社1993。

[9] 参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第2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804－48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 曾枣庄、舒大刚编《三苏全书》第十册第353－354页，语文出版社2001。

[12]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第21－22页，中华书局2002。

[13] 王世贞《山谷书东坡卜算子词帖》，见前书第十册第355页。

[14]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024页，中华书局1982。

[15] 吴雪涛《苏文系年考略》第335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

[16] 《樊川诗集注》第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7] 《缪钺全集》第五卷《杜牧诗选》第7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18] 参见胡可先《杜牧研究丛稿·杜牧诗真伪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作者介绍

李小龙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

著有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异闻集校证》、《书舶录》、《墨子译注》、《武林旧事校注》、《论语全解》、《西湖梦寻注评》、《夜航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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