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史 | 大唐贤相姚崇
姚崇(651—721),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唐朝名相,著名政治家。历任濮州司仓参军、兵部郎中、申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在武则天朝、睿宗朝、玄宗朝三任宰相。姚崇一生宦海沉浮,三起三落,政绩卓著,有“救时宰相”之誉。
武将世家裔,二十岁折节发愤读书

姚崇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出生于陕州一个武将世家。其先祖为名门望族吴兴姚氏。北魏时,步兵校尉、秘书监姚仲和自江南吴兴迁居陕州崤县(唐贞观年间改为硖石县),成为陕州姚氏立家之祖,至姚崇已历八代。先祖姚宣业为南朝陈国征东大将军,战功赫赫;曾祖姚安仁仕隋,先后任青州刺史、汾州刺史;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隋末归唐,弓马娴熟,喜读经史,先后任硖州刺史、嶲州(今四川西昌)都督。
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显耀的武将世家,耳濡目染,姚崇自幼便将先辈的仁勇和尚武精神注入了自己的血脉,对于练武学艺情有独钟。
唐高宗龙朔初年,地处西南边陲临近吐蕃的边疆重镇嶲州发生骚乱,朝廷任命年高德劭、文武兼备的姚懿持节赴任嶲州都督,前往平叛靖乱。姚懿以古稀之年,毅然千里赴任,不负朝廷重托,“结之以诚不以言,震之以威不以暴”,很快戡平了骚乱。不幸的是由于常年鞍马劳顿,军务劬劳,73岁的姚懿,于龙朔二年(662年)病逝于嶲州都督任上。此时的姚崇刚刚12岁,随母亲告别边镇嶲州,迁徙到汝州梁县广成泽外婆家居住。
广成泽位于汝州西60里处,是东都洛阳外围的一处名胜,东汉朝廷曾将这里辟为宫苑,供皇帝游猎娱乐。天性放逸尚武的姚崇来到这里,度过了短暂的失怙阵痛期,便沉浸在与同乡小伙伴练武学艺、放鹰逐猎的欢乐之中。
长期坚持不懈地习武锻炼,使得姚崇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和一身过硬的武功,弓马娴熟,武艺超群,诸般兵器,更是无所不通。
正当姚崇陶醉于武术与游猎之中,勤修苦练乐此不疲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使得他的武士英雄梦戛然而止。
著名学者和相学家张憬藏游学天下,途经广成泽,见到姚崇,一番仔细地审视之后,力劝姚崇务须好好读书,增长识见,并鼓励他说:“广成乃山水宝地,上古贤人广成子曾在此居住,连黄帝都曾问道于广成子。你将来当以文才显名,任重而道远,切不可自暴自弃,务须勤勉向学,好自为之!”
姚崇从此弃武修文,刻苦攻读,孜孜不倦。
这一年,姚崇20岁。
武周朝宰相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在随高宗和武则天东巡洛阳时猝死,姚崇被选为挽郎,步入仕途。所谓挽郎,一般是指为皇帝、皇后、妃嫔、亲王等级别的人出殡时引柩唱挽歌的少年人,只有官阶在六品以上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成为遴选对象,一旦被选为挽郎,便成了“后备干部”,因为丧事结束以后,挽郎的档案材料马上由礼部移交吏部,进入分配工作和提拔叙用的程序。
后来,姚崇又应试考中下笔成章举,授职濮州司仓参军,后累迁至夏官(兵部)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李尽忠与其妻兄孙万荣率军侵扰河北,连陷数州,前线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入京都长安。姚崇从容应对,有条不紊,判断准确,决断如流,深受武则天赏识,被擢升为夏官侍郎。
某日朝会,武则天对群臣说:“周兴、来俊臣勘案时期,朝中反逆特多;两人伏法之后,朝中遂无反逆之事。现在看来,以前定的反逆案应当没什么枉屈,不然为什么不见有人辩屈呢?”群臣明知武则天在强词夺理,因为怕惹祸上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吭气。
姚崇挺身而出,抗颜上奏:“自垂拱(685年)以后,被定为叛逆而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而致死的。告密者为了邀功请赏,编造谎言,天下人称之为‘罗织’,这种行径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严重得多。虽陛下也曾派近臣了解狱囚的真实情况,其本人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敢据实上报,怎敢推翻周兴、来俊臣的判决呢!而且受害人如果不含冤曲意认罪,只能招来更严重的摧残,将军张虔勗、李安静翻供遭至杀身之祸不就是例证么……我以全家近百口人的性命担保,朝廷内外官员之中没有一个犯叛逆之罪的。”
姚崇一席话,使群臣莫不肃然起敬。武则天大为高兴,称赞姚崇满腔赤诚,敢讲实话,赏银千两。
圣历三年(700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后改任凤阁(中书)侍郎,兼任相王府长史。由于母亲年迈多病,姚崇于长安四年(704年)上表,请求辞去官职,专心奉养老母。武则天“难违其意”,不得不批准了他的请求。没过多久,武则天又召回姚崇,欲任命他为夏官尚书,姚崇坚辞,遂改任为春官(礼部)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不久,姚崇因为拒绝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私人请托,与张易之结下梁子,遭到张易之的谮毁,降为司仆卿,出镇灵武,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
临行之前,武则天要姚崇举荐宰相人选,姚崇举荐了秋官(刑部)侍郎张柬之,张柬之遂被任命为宰相。第二年,姚崇应召回朝,与张柬之、桓彦范等发动“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李显复辟。此后,姚崇被外放为亳州刺史,后又相继主政宋州、常州、越州、许州,所到之处,政通人和,百姓称道。
睿宗朝宰相,姑侄斗法遭池鱼之殃

唐隆元年(710年)六月,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姑姑太平公主,在京都长安发动“唐隆政变”,杀死了韦皇后、安乐公主,彻底剿灭了韦氏集团,迎太尉李旦入宫辅佐少帝李重茂,即位不足一个月的李重茂迫于形势,请求让位于叔父李旦。
李旦复辟,是为唐睿宗,立李隆基为太子。
唐睿宗李旦即位伊始,即召姚崇回朝,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迁任中书令。

姚崇
当时,由于太平公主在“唐隆政变”中立下大功,又深受睿宗李旦的宠爱与信赖,在朝野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每当宰相们奏事,睿宗都要询问:“这件事跟太平商量过吗?”待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才会对宰相们所奏之事作出定夺。“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到睿宗朝末期,“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左、右羽林将军也都投靠在太平公主门下。太平公主这位李隆基的昔日“铁杆盟友”,如今成了李隆基的强大对手。
太平公主仗势弄权,干扰朝政,企图废黜李隆基,换一个昏庸懦弱可任意摆布的主儿做太子,为自己做“武则天第二”扫清道路;诸王手握兵权,桀骜不驯,为所欲为,各打各的小算盘。
姑侄斗法,李隆基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
姚崇忧心如焚,遂携手宰相宋璟密奏睿宗,建议将太平公主与武攸暨安置到东都洛阳,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刺史,将岐王李隆范、薛王李业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以使天下人统一归心于太子。
太平公主闻之勃然大怒,指责李隆基胆大妄为。李隆基忌惮太平公主的势力和淫威,惧怕由此引发的局面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不得已而采用丢卒保车之举,上奏睿宗,称姚崇和宋璟心怀叵测,离间宗室,挑拨自己与太平公主以及诸王之间的关系,请求予以严惩。
姚崇因此被罢相,贬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俄除同州刺史”。
延和元年(712年)八月,唐睿宗李旦传位于太子李隆基,退为太上皇,改元先天。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太平公主孤注一掷,图谋发动政变。对于太平公主的图谋及其一举一动,李隆基早已了如指掌,遂抢在她之前先发制人,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率羽林军发起攻击,大开杀戒,将太平公主党羽诛杀殆尽。太平公主见大势已去,仓惶逃入南山佛寺,三日后返回,被赐死于家中。
玄宗朝宰相,向玄宗进谏“十事要说”

铲除了太平公主集团,唐玄宗李隆基终于摆脱了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最终结束了自中宗朝以来朝纲混乱、政出多门的状态,迎来了扬眉吐气唯我独尊的新时代。
据《资治通鉴》记载,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十三日,李隆基在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举行盛大阅兵式,“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姚崇此时正在同州担任刺史,距离新丰不到300里,唐玄宗有意任命他为宰相,便密召姚崇前来见驾,“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
君臣滔滔不绝,畅所欲言,纵论天下大势,愈谈愈投机,谈到情深意浓处,玄宗将自己的心意和盘端出:朕拟请卿出任宰相。
玄宗本以为姚崇会闻而感激涕零,欣然顿首受命,没想到这个姚崇竟无动于衷,来了个“臣顾左右而言他”,宛若没听见一般。玄宗甚为不悦,满脸阴云密布。
原来姚崇素知玄宗气度恢宏,锐意图治,便佯装态度冷淡,采用激将法,借机先设事以坚帝意。此时见玄宗拉长了脸,赶忙向前俯身跪拜进奏:“臣有十条建议,奏闻陛下,如果陛下以为办不到,恕臣不敢从命做宰相。”
玄宗依然阴沉着脸,不耐烦地说道:“你说说看。”
姚崇从容奏道:(1)武后操控朝政的垂拱年间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我希望施政以仁恕为先,可以么?(2)朝廷兵败于青海,却没有因此而悔悟,接受教训;我希望不再贪图边功,可以么?(3)近来巧谄伪善者触犯法网,皆因是宠臣而免予追究;我希望从严执法自近臣做起,可以么?(4)武后临朝,朝廷政令传达皆出自宦官之口;我希望宦官不再参与政事,可以么?(5)外戚豪族送礼行贿盛兴,公卿方伯也不甘示弱;我请求除国家租赋外,一概禁绝,可以么?(6)外戚贵胄占据要职交替主政,朝廷秩序杂乱;我希望皇亲贵戚不再任台省要职,可以么?(7)前朝亵近狎玩大臣,有损君臣之间礼仪之威严;我希望陛下对臣下待之以礼,可以么?(8)燕钦融、韦月将因忠谏而被冤杀,从而使忠贞之臣都灰心沮丧;我希望让所有臣子都可直言上奏,犯忌直谏,可以么?(9)武后修建福先寺,上皇兴建金仙、玉真两座道观,耗巨资百万;我请求停止道观佛寺的修建,可以么?(10)汉朝因宠幸和任用外戚禄、莽、阎、梁而致天下大乱,而今朝廷更为严重;我希望以此为鉴戒并警醒后世万代,可以么?
玄宗听着听着,脸上渐渐“阴转多云”,继而“晴空万里”。“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向玄宗进谏的这十条建议,是在把脉当时天下大势,总结武则天晚年以来弊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条条针对时弊,切中要害,成为这一时期的施政纲领。
开元四年(716年),姚崇辞去相位,荐举比他小12岁的宋璟继任宰相。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终年72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极为苛刻,然却对姚崇赞赏有加。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列传》,十分赞赏姚崇向唐玄宗进谏的“十事要说”,旁批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在本传的天头处更是饱蘸浓墨,挥笔写下“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毛泽东缘何如此盛赞姚崇?这就要说到姚崇力排众议,妥善处置的几件困扰朝廷的大事。
第一件事,劝谏中宗强力疏汰僧尼。
唐中宗时,达官显贵竞相营造佛寺,滥度僧尼,许多富户壮丁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倘不及时制止,任其发展,必严重危害社会生产,影响政府兵员来源和财政来源,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姚崇上疏奏道:“信佛不在于表面,贵在参悟于心。办事对民众有利,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正当佛理。怎么能妄度坏人来亵渎淹没真理佛法呢?”
唐中宗李显立即采纳姚崇的建议,诏令天下,强力推行淘汰僧尼中冒充和滥度者,勒令蓄发还俗者达12000多人。
第二件事,力排众议发起灭蝗救灾。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大规模严重蝗灾,蝗群所过之处,庄稼被啃食殆尽。其时,人们没有科学知识,以为蝗虫是上天降给人们的灾难,面对蝗虫之祸,各地百姓只是心怀敬畏,烧香拜神,祭天祈福,以求消灾,惧怕灭蝗会违背“天意”,不敢捕杀蝗虫,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
各地官员和朝臣们也几近众口一词,反对捕杀蝗虫,害怕捕杀行为会得罪上天,遭来天谴,导致更大的祸患。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称:“只有修德才能消除天灾。”他并且拿历史说事,举例说“前赵刘聪捕杀蝗虫,结果灾情越来越重,反而招致更大的危害。”黄门监卢怀慎上奏道:“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除。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
众说纷纭,唐玄宗犹豫不定。
姚崇力排众议,引经据典,上疏玄宗:“过去楚王吞蛭治好了痼疾,楚国令尹孙叔敖斩蛇而上天降福。机不可失,当下蝗虫还可以驱除,如果任它泛滥成灾,庄稼将被噬食殆尽,那时天下百姓将何以活命?灭蝗救人才是硬道理,如有祸殃,归我姚崇一人承担,不会推诿给您!”
唐玄宗览表大悦,遂派出御史为捕蝗使,火速奔赴各地督促灭蝗。虽连年蝗灾,由于动员和组织民众大力捕杀,使灾害降到最低限度,没有发生大面积饥荒。
第三件事,劝谏玄宗如期东巡洛阳。
玄宗将要巡幸东都洛阳,车驾即将出发之际,太庙轰然倒塌。玄宗觉得蹊跷,便召来宰相宋璟、苏颋,询问对策。二人上奏说:“陛下三年服丧未满,不可离宫巡幸。太庙不早不晚,恰在此时突然崩塌,乃是上天的警告,陛下应当立即停止东巡,检行修德,以实际行动回答上天的谴责。”
玄宗怏怏不悦,又召姚崇询问。
姚崇从容奏道:“太庙原是前秦时期苻坚修建的宫殿,隋文帝时改作太庙,我朝又承隋氏旧制袭用,历经这么多年风雨剥蚀,就是高山也难免会崩塌,何况木料呢?这次太庙崩塌与陛下东巡碰到一起,纯属偶然巧合,陛下大可不必因此而取消东巡之行。况且,陛下是因关中歉收,粮运劳民,才决意东巡,这完全是为了百姓,东都百司也都已做好迎驾准备,骤然停止东行,岂不失信于天下!依臣之见,陛下尽可以放心地按计划起驾东巡,至于太庙,既以坍塌,又难以恢复完整,何不暂奉神主到太极殿,再重修一座新太庙,这才是至孝的品德啊!”
“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赐绢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庙神主于太极殿,改新庙,车驾乃幸东都。”
姚崇出身于武将世家,自幼习武,20岁折节发愤读书,弃武修文,一生宦海沉浮,政绩卓著,特别是向唐玄宗李隆基进谏“十事要说”,为开创“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纵观姚崇的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在武则天、唐睿宗、玄宗朝三任宰相,多次在朝廷和地方交替任职。主政地方,“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立身朝堂,有“救时宰相”之誉,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
南宋学者徐钧赋诗赞曰:“天资权谲性圆通,相业开元治效中。至死未能忘故智,乞铭犹自算燕公。”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2期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