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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饮图

宋朝大朝会的时间承袭前代的制度，“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会之礼”，即：分别在正月初一、五月初一和冬至举行一年三次的大朝会，皇帝御正殿接受百官朝贺。但据天文官推测，嘉祐四年（1059）正旦日食，于是宋仁宗于嘉祐三年（1058）闰十二月十三日即下诏：“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减常膳，燕契丹使无作乐。”在日食发生前十七天下就发文规定，在宴请契丹使者时禁止音乐娱乐以应对本次日食。元祐六年（1091）五月朔，日食，高太后于日食前下谕三省：“五月日食，可降诏罢朝会。”五月初一，宋哲宗因罪己责躬“罢文德殿视朝”。天象发生之前就积极应对，灾异发生后立即罢朝会、停宴饮，这些显示出皇帝对灾异的重视和对上天的敬畏。对于实际政务，这至少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二、回应灾异的重要举措

年号是古代中国王朝用来纪年的名号，包含了统治者励精图治的决心和美好的愿景。除了新帝继位以外，当国家遭遇严重的灾异变乱时，两宋皇帝也会以变更年号的方式表达革新政局的信念，希望借此感召和气以祛除祸害。尊号是大臣出于尊崇帝王为之所加的敬称，表现出臣僚对君主德行的颂扬和推崇。宋代皇帝因灾祸的发生主动删减尊号，借此自我惩罚、自我贬抑，表达其悔过认错之意。这些属于更重要的举措。

明道二年（1033）七月，宋仁宗“以旱蝗作沴”，下令“去尊号中‘睿圣文武’四字，告于天地宗庙，令中外直言阙政”。仁宗以削减尊号，表达罪己责躬之意。该年十二月，宋仁宗又下令“明年改元曰景祐”。在颁布的改元诏令中，他指出：“自明道之建元，逮作噩之居岁。祲灾荐起，暵潦相仍，人多疠疫之伤，稼有虫螟之害。亦尝去溢美之号，损兼膳之珍，宵旰不遑，但虞于阙政，牲币靡爱，遍祷于群神。然而丰泽尚愆，和气犹郁，物价腾涌，编氓阻饥。常赋既蠲，廪粟皆振，岂恻隐之心弗至，致休若之应未臻。侧身内思，其咎安在？且夫阴阳之道难测，变则能通，天地之戒甚明，顺则成福，消救之言斯在，向应之报可期。惟上春首祚之辰，及万物向荣之始，用举授时之典，载更纪岁之名。祇若灵心，庶迎丕贶。”他认为，自从年号变更为“明道”之后，水旱灾害相继发生，百姓饱受瘟疫之苦，庄稼遭受蝗虫啃食，天灾人祸频仍不断。为此，去尊号、减常膳、祈祷祭祀，仍不能感召上天。虽然已蠲免税赋、发放粮食，但物价仍居高不下，百姓在饥荒中备受煎熬。经过深刻的反思内省，仁宗认为，应趁一年之始顺应天地，更改年号。改年号为“景祐”即有祈求上天之意。没过几年，宋仁宗因康定元年（1040）正月初一的日食，又“改元，仍于尊号去‘宝元’二字”，希望通过改元和去尊号，以表达自我反省和责罚，传达出责任意识和危机感。

宋仁宗

灾害的发生促使皇帝反思内省，发现自身德行不足以与尊号相配。皇帝主动减少加于自身的尊称是其不断强化自我认知的结果，是反省检讨、自我责罚的重要体现。更改年号的行为在传达统治者自省之意的同时，还表达出厘革政务的决心和对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殷殷盼望。

举办一场大型典礼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精力，同时还会耗费国家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灾异祸乱发生后，处于罪己自省时期的统治者很难再有心情筹备承平时期的大型典礼，此时的常规做法是暂停一些官方的典礼活动。两宋因彗星、旱灾和日食的出现，曾影响拜谒祖庙、太皇太后受册和皇帝即位的时间。

端拱二年（989）七月，宋太宗本来因稼穑丰登、风雨调顺欲答谢天地、谒告祖宗，在挑定谒庙的吉日后，却恰逢彗星显现。宋太宗经过借鉴先王、反思自省后决定暂停这次谒庙大典。在暂停谒庙典礼的诏令中，他解释道：“精诚未通，悬象垂诫。朕常历览图史，备觌古今，彗孛为祅，简册具载。三代而下，百王以还，或减膳撤悬，或责躬避殿，能变灾而为福，由克己以安人。若严仗卫于百司，鸣和銮于五辂，牺牲成列，金石盈庭，虽云志在孝思，无乃自亏贬损。事既干于典礼，情合酌于变通，有渎备物之仪，恐非列圣之意。所宜改作，贵在得中，谒庙宜停。”太宗决心效法先代帝王在彗星出现时罪己责躬、自我损抑的做法，希望通过自我责罚消灾弥难、变灾为福。谒拜祖庙虽然出于对祖宗的孝顺缅怀之心，但此时举行等于无视上天的儆戒，不能表达皇帝反思自责之意。因此他决定变更之前选定的谒庙时间，全神贯注于对自己德行的检讨以顺应天意。

宋太宗

元祐二年（1087）春夏大旱，高太后因此坚决拒绝了盛大的太皇太后受册大典：“有司奏受册当依典故，在从吉之后。夫典册备物，以致隆名，国之盛礼也。行于和平之日，惧不克称。况今旱暵为虐，苗稼将槁，民则何罪，咎实在予！虽侧躬永思，损膳自戒，尚虑无以塞责消变。而有司乃于此时，欲以隆名盛礼加我，是重予之不德。所有将来行受册礼，宜权停罢。”高太后说：作为国家极其尊荣的典礼，受册大礼于国家安宁无事时举行，我还害怕承受不起；而今旱情严重，正当反思责躬之际，如若此时举行隆重的典礼，并加以尊贵的名号实为加重我的过错，因此下令停罢受册大礼。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本打算正月内禅，却因二月初一的日食推迟了禅位大典，最终于二月初二“下诏传位皇太子”。由此可见，灾异的出现对宋廷典礼确有重大影响。

《宋会要辑稿》记载：“三元观灯，本起于外方之说。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后开坊市门然灯。宋因之。”上元（农历正月十五）、中元（农历七月十五）、下元（农历十月十五）观灯的习俗本不起源于中原，唐代通常在上元节燃灯。宋因袭了唐这一制度，三元时节的张灯、观灯的活动是皇帝与民同乐的盛大庆典。如果三元时节恰逢灾异变乱，朝廷一般无暇顾及，通常停止活动。如，皇祐二年（1050）正月，宋仁宗“以岁饥，罢上元观灯”。他无心参与赏灯，因此下令罢停上元灯会。嘉祐四年（1059）正月初二，欧阳修上疏宋仁宗，希望暂停上元节的观灯活动，因为开封当年出现严重的雨雪灾害：“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增倍，民忧冻饿”。恶劣的天气偏偏又逢正旦日食，“目下阴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圣驾所历，冲冒风寒。况方以日蚀避殿减膳，圣心忧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罢放灯；所有常年酌献之礼，若至日未得晴和，亦乞差大臣摄事。见今供拟游幸及修道路寒冻兵士，亦乞放罢，庶几上副陛下畏天忧民之心”。雪灾原本不宜举行灯会，日食又是不祥之兆，宋仁宗听从了欧阳修的建议，罢上元放灯，减轻军民负担。

停罢政治性的典礼活动影响重大，说明皇帝重视灾异的警示、反省政务的决心。宋代的繁荣尤其是仁宗朝政通人和，可能与此有关。罢上元灯会则直接节省了物力和人力，赢得了民心。天人感应的观念在宋代有其积极的一面，客观上起到约束皇权的作用。

三、回应灾异的礼法制度与理性态度

祭祀和祈祷是比避殿、减膳、易服、撤乐、改元、罢礼等更隆重的回应活动，有时还是全国上下一致的举动。《宋会要辑稿》载：“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两宋时期每当灾异出现，朝廷便会举行祭祀仪式祈求上天的庇佑。熙宁七年（1074）春夏连旱，宋神宗因此“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肯恻”。忧虑不安的宋神宗自当年二月起，就不断下令官员祈雨、祭祀：二月丙戌（十八日），“以河北、京东、陕西久旱，诏转运司各遣长吏祈雨”，此时祈雨的范围还是局部地区。三日后，宋神宗于己丑（二十一日），“分命辅臣祈雨”，但祷雨的效果并未尽如人意。三月庚子（三日），宋神宗再次“分命辅臣祈雨”。十日后，无奈的宋神宗“以旱遣官分祷京城、畿内诸祠，其五岳、四渎并委长吏致祭”。但是旱情在进入夏季后仍未缓解，神宗表示：“可选日差官再祈郊庙、社稷，及分祷宫观、寺院。”宋神宗不断扩大祭祀、祈祷的范围和场所，流露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

宋神宗

某些严重的灾情甚至会诱使慌乱中的皇帝做出病急乱投医的举措。景德元年（1004），“京师夏旱，人多暍死”。焦惧忧虑的宋真宗在四月、五月、六月不断地派遣官员祈求降雨。七月六日，终于迎来希冀已久的大雨，宋真宗于降雨的次日对身边的侍臣说：“近颇亢旱，有西州入贡胡僧自言善咒龙祈雨，朕令于精舍中试其术，果有符应。事虽不经，然为民救旱，亦无避也。”宋真宗当然知道胡僧求雨的办法违反常道、近乎荒诞，但在官方多次常规祈雨未能应验的情况下不免病急乱投医，由此反映了宋真宗对上天的恐惧。

宋真宗

雨多成灾，皇帝也会通过祭祀祈祷天气转晴。淳熙十三年（1186）五月出现持续的阴雨天，宰臣王淮等奏：“梅雨已多，莫须降香祈晴？”上曰：“未须如此。朕自昨日早晚焚香默祷于上帝。”淮等奏：“圣心与天通，至诚感格，与臣下万万不同。”宋孝宗早晚两次亲自焚香祷告上天，因为他相信天子与天道相通，诚心可感动苍穹。由皇帝亲自祈祷，回应灾异具有更强的政治教化功能。

宋代的祭祀、祈祷已形成完善的制度性规定。淳熙七年（1180）正月，宋孝宗听从礼部侍郎齐庆胄的建议，下令：“礼部、太常寺参稽典故，将州县祭风伯、雨师、雷神壇壝、器服制度、礼仪类成一书，镂版颁降。”把祭祀的习俗编定成书并镂雕印刷颁行天下，显示了宋廷对祭祀的重视和尊崇。淳熙八年（1181）四月，“诏御厨，自今遇祈祷，禁屠宰，次日共进素膳”。孝宗要求御厨在祈祷时不得杀生，并于祈祷的次日进奉素食。这样看重祈祷的所有细节，彰显出对上天的诚恳与真挚。

宋孝宗

日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古人认为：“凡有声皆阳事以压阴气。”每当日食发生时，宋廷回应的举措除了常规的易服、避殿、减膳、撤乐之外，还会采取一种专门应对日食的礼法制度，即救日伐鼓礼，希望以鼓声抑制阴气的侵袭。伐鼓礼的准备工作极为细致：嘉祐六年（1061）五月初六，听闻下月初一日食，宋仁宗当即诏礼院明悉救日典故。两日后，礼院于日食前二十二天上报了救日伐鼓礼的准备工作：“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门仆守四门，巡门监察。鼓吹令帅工人以方色执麾旒，分置四门屋下。龙蛇鼓随设于左东门者，立于北塾南面，南门者立于东塾西面，西门者立于南塾北面，北门者立于西塾东面。队正一人执刀，帅卫士五人执五兵之器，立于鼓外，矛处东，戟处南，斧钺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䂎于坛，四隅朱丝绳萦三匝。又设黄麾在北，龙蛇鼓一面次之，弓一、矢四次之。”相关人员在日食前两天已各就各位，龙蛇鼓、黄麾和刀、矛、戟、斧钺、弓矢等兵器也按规定的方位摆放完毕。典礼于日食当天隆重举行：“诸兵鼓俱静立，俟司天监告日有变，工举麾，乃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读文，其词以责阴助阳之意。司天官称止，乃罢鼓。如雾晦不见，即不伐鼓。自是，日有食之，皆如其制。”这次仪式确立了救日伐鼓礼的具体流程，形成了制度性的规范。政和年间的《合朔伐鼓仪》在流程上更加细致、规定更加具体，仪式过程的细致化透露出统治集团对礼仪法制的重视。

日食

宋廷面对日食的礼法应对与前代有同有异。五代时期，太史推测乾化元年（911）正月初一将出现日食，梁太祖“素服，避正殿，命百官各守本司”，希望通过罪己悔过感化上天。“是日，有司奏云初阴晦，事同不食”，恰巧当天阴云蔽日，被视为没有发生日食，也就是说上天没有迁怒于天子，于是百官“奉表称贺”。宋朝也是如此。淳化五年（994）十二月初一，“司天言日当食，至是阴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阴霾使预测中的日食没有显现，群臣因此向宋太宗表示庆贺。由于宋朝宽言路，因此这种现象发生时也有官员表达不同看法。司天监预测嘉祐六年（1061）六月初一日食，结果“是日未初，从西食四分而云阴雷电，顷之雨。浑仪所言不为灾”。权御史中丞王畴认为日食初始时还未变天，后被阴云遮蔽才转而不见，因此不应当视为什么都没发生，并无值得庆贺的事。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也上疏反对百官上表称贺，他说：“臣以为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汉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见京师见，谷永以为百姓屈遏，祸在外也。臣愚以为永之所言似未协天意。夫四方不见京师见者，祸尚浅也，四方见京师不见者，祸变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由是言之，君人者尤宜侧身戒惧，忧念社稷，而群臣欲相率称贺，岂得不谓之上下相蒙，诬罔天谴哉！又所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之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臣职在礼部，掌群臣庆贺表章，不敢不言。”司马光举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的例子与本次比较，认为京师观测不到日食，但外地可见，更令人担心。这意味着天下都接收到了来自上天的警示，唯独皇帝不知。若大臣在这时奉表称贺，则使朝廷上下相互蒙蔽，无视天戒。宋仁宗听从了王畴和司马光的建议，诏令“百官毋得称贺”。南宋时也出现类似情况，太师秦桧因而率领百官上表称贺，这一做法自此开始直到秦桧病逝才得以停止。当日食未出现或食分少于预测时，出于对皇帝谨畏上天之情有所松懈的担心，两宋部分理智的大臣反对百官称贺，从礼制层面劝勉君主。宋代皇帝能够接受臣僚意见，保持清醒，体现了内省自查的理性态度。

四、礼法应对的虚与实

宋代皇帝回应灾异的习惯做法及礼仪法度，有些大臣并不认同，他们更希望皇帝实实在在地思考政策得失，以实际行动回应灾异，这在其他朝代比较少见。

很显然，避殿、减膳、撤乐、祈祷等应对措施，虽然可以彰显皇帝罪己责躬之心，但对消除灾异、改善政事不能起实际效用，因此遭到一些臣僚的质疑。元祐四年（1089）灾异频仍：“今春旱暵为虐，京畿、西洛二麦失望，农民嗷嗷，且有菜色 ……又陕西、河北屡闻地震，大星昼殒，其光烛地，旬月之间，巨异仍见。”旱灾、地震、星变的接连发生，右正言刘安世向宋哲宗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臣窃谓上天之体，虽高而听卑；明主所应，恶文而尚实。与其为祈禳之小数，不若图消复之大方。”他认为应该抛弃虚礼、注重实行，与其举行祭祀、祈祷等礼法活动，不如致力于救灾弭祸的实际举动；他说理想的应对实际举措是：“许中外臣民，极言政事之阙失，专委近臣，考求其当，以施有政，庶几下情不至壅塞。”意为：只颁布罪己诏令不行，还要拓宽言路、广泛求言，把适当的建议落到实处，这才是应对灾祸的实际行动。南宋大臣许应龙延续并完善了刘安世“恶文尚实”的思想，许应龙认为：“应天以实不以文，兹不易之至论也。夫灾异之来，天所以警人主，苟不讲明乎实政而后崇尚于虚文，其何以转祸爲福哉？夫避正殿，减常膳，彻音乐，固足以寓兢业之忱，验占候，谨斋戒，严祷祠，固足以示禬禳之意，然此特应天之文尔。”他指出，避殿、减膳之类的举措可以彰显皇帝罪己自责之心，祈祷、祭祀可以表达统治者诚心悔过之意，但这些归根到底都是虚礼；不讲求实政，一味崇尚虚礼，必然不能转危为安、化灾为祥。在许应龙的观念中，皇帝罪己悔过的实政应为：“必下诏求言以闻己之过失，必散财发粟以苏民之疾苦，必辅弼之臣同寅协恭，而后可以图销弭之方，必赏罚之行不僭不滥，而后可以起偷惰之习。如此则君无失德，朝无阙政，感召之机当如影响之随矣。此则应天之实，在今日所当先也。”许应龙指出，皇帝不仅应该充分求言，全面了解自身过失，还要为百姓发放粮食、钱帛等物资，以缓解灾害，同时和众位大臣齐心协力以消弭灾祸，这些才是应对灾祸切实有效的举措。

皇帝因灾异而下诏罪己，并在宫廷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表引咎悔过之心，这并不是历代皇帝都能做到的。宋朝文官秉持正君心的儒家理念，还不满足，还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醒皇帝以实际行动回应天变，务虚更要务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经济繁荣的政治原因。

彗星

五、结语

以祭祀为代表的仪式法度被置于国家大事的首位，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备受重视。这一观念浸润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哲学，充分表达了古代君王对上天的尊奉和敬畏，也蕴含着统治者期盼通过祭祀祈求消灾弭祸的意愿。英国学者菲奥纳·鲍伊在《宗教人类学导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仪式的重要功用，他认为：“仪式有许多功能，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在群体或社会层面上，它们可以成为情感的管道并表达情感，引导和强化行为模式，支持或推翻现状，导致变化，或恢复和谐与平衡。”庄重的仪式在无形中产生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经由仪式熏陶的统治集团更加警醒，从而保持清晰冷静的头脑，有助于最高统治者认识自我并开展自我批评，进而更新政局。

宋人已经基本掌握了日食、彗星等天文现象的科学成因，但宋代统治集团并未因此摒弃传统的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观念，皇帝依然在天灾人祸后通过一系列礼法应对罪己责躬。此时的礼法应对和引咎自责是明悉科学成因后的主动选择，虽然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说应该破除迷信，但皇帝因此而主动认错，大臣借机制约皇权，从传统观念中发出的理性光辉，其积极意义应给予肯定。

来源：本文选编自臧婧婧《宋朝回应灾异的举措与礼法制度》

原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2期

本期编辑：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