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家铸钱需谨慎，甚至成了“抢劫”老百姓的手段，唐朝就因此亡国
国家铸钱需谨慎，甚至成了“抢劫”老百姓的手段，唐朝就因此亡国
安史之乱是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更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唐肃宗上位时，安史之乱正闹得如火如荼。朝廷的军费开支捉襟见肘，财政上漏洞频出。
乾元元年，朝廷不得不铸造“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的换算率为一比十，史称这种以一当十的新式钱币为“乾元当十钱”。到了乾元二年，国家的财政状况没有丝毫转机，无奈之下朝廷不得不再次铸钱，推行了另外一种“乾元重宝”大钱。因为这种钱币的外郭为重轮，所以史称其为“重轮乾元钱”。这种钱币与“开元通宝”之间的换算率，已经提高到恐怖的一比五十。
朝廷之所以铸钱，目的是非常明显的，“用收十倍之利”。这一期间，开元通宝与两种乾元重宝流通在市场上。因为这三种钱币之间的换算率混乱，以至于市场环境十分堪忧。因为大钱铸造工艺简单，长安城中的富豪及有心人认为大钱有利可图，于是便铤而走险偷铸大钱。一时间，民间豪绅纷纷开始投入到假币事业中来，甚至庙里的铜鼎铜钟都被人拆解下来铸钱。
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长安城的官差就抓住了数千人。这些因为私造钱而身陷囹圄的罪犯，有八百人被处死。在这种环境下，铸钱的风潮非但没有消弭，反而涌现了更多的铤而走险者。毕竟，伪造的工艺并不复杂，再加上犯罪成本比较低（相比于成千上万的造币者，被处死的罪犯数量很少）。到了上元元年，朝廷不得不更改了重钱与通宝之间的换算率，将一比五十更改为一比三十，而第一批的乾元小钱与开元通宝等价使用。
这项政策一经出台，虽然有效杜绝了盗铸现象，但却直接导致市场崩溃。
直到唐代宗上台后，颁布了新的换算率。当时的换算率被改成一枚乾元大钱折算开元通宝三枚，乾元小钱则折算开元通宝两枚。由此所引发的社会混乱十分严重，但这还只是个开始。
仅三天后，朝廷又颁布诏书，称各种大小钱等价换算，以一当一。那些收藏了大量大钱的资产者，在一瞬间破产。由此所引发的市场乱象，一度干扰了整个大唐的经济。
好在，该政策总体来说稳定了货币，使大钱逐渐成为与通宝等价的流通货币。因此，在市场的混乱结束后，这场因国家财政所引发的铸币问题有所改善。
到大历年间，朝廷铸造了一批大历通宝，并将其投入市场。唐德宗建中年间，朝廷又铸建中通宝。这两种钱币的质量较差，制作工艺粗糙。不过，因为大历通宝和建中通宝的数量不多，所以对市场的影响也比较有限。
自唐中叶开始，钱币的数量相当稀缺，所以出现通货回缩现象是顺理成章的。唐武宗上位后，于会昌五年“并省天下佛寺”，在这场规模浩大的宗教运动中，大量佛像、铜钟、铜鼎的拆毁，熔为铸钱材料。
据史料记载，在此期间被拆毁的佛寺足有四千五百所，各地政府就地拆毁佛像、铜钟、铜鼎，以州为名铸钱。在此期间所铸的钱币虽然正面仍写有“开元通宝”的字样，但背后的纹样却已大不相同。
学界称这批铜钱为“会昌开元钱”，钱币背面的“昌”代表的是会昌这一年号，而其他字样则是铸钱地的简称，如“洛”、“兖”、“荆”、“潭”、“梁”等。迄今为止，史学家和收藏者已经在“会昌开元钱”上发现了二十多种地名的简称，由此可见这场“并省天下佛寺”的运动涵盖了各地。
唐武宗拆除佛像进行铸钱的政策，对缓解唐中期货币不足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唐武宗的儿子唐宣宗继承大统之后，为父亲进行的灭佛运动进行平反，从这以后佛教再次兴盛。
宣宗朝的僧人大多痛恨“会昌开元钱”，有些甚至会收集这种钱币将其熔炼，重新铸造成佛像。不过，由于唐中期以后对盗铸的监管并不严格，所以从这以后市面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仿造的“会昌开元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唐灭亡。
除了这些唐代官方流通的铜钱之外，唐朝时期还有许多流通度不高的非官方货币。例如：安史之乱期间，史思明先后铸造过“得壹元宝”、“顺天元宝”，这两种钱在乱军占区一度流通。直至安史之乱结束后，这些钱币才消失在了市面上。
参考资料：
【《新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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