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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在解严后，兴起一股探索地方文史的热潮，据统计，1990 年代的地方文史工作室多达数百个( 根据“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托台湾常民文化学会的调查，广义的地方文史工作室约一千个，经筛选与分类后，尚有约六百个。) ［12］。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身份多元，来自各行各业，不一定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而是基于爱乡爱土的情怀投入其中，并与社区营造关系密切［13］。他们对社区的态度，可分为“关心”与 “参与”两种不同的取向，分别从事“以社区为研究对象的文史工作者”，以及“以社区营造为目标的文史工作者”。前者专注于社区文史调查与史料的访查搜集，通常以完成调查报告或专书、论文之出版为结案; 后者则有更强的社区营造动机，文史工作只是启动社区营造的一种方法，最终转化为社区动员的资源，例 如，举 办 艺 文 活 动、保存历史建筑街区等［14］。

随着社区营造在台湾各地展开，地方文史工作被肯定其价值，有利于培养社区认同，以及启动社区营造的催化作用。因此，地方文史工作与社区营造越来越接近，甚至可以说，地方文史工作逐渐被定位为社区营造的准备工作，而有社区文史资源盘点的性质［15 ］。3 村史运动的社区营造意义村史运动的诞生，开始于政府推动的“大家来写村史”计划，可称为狭义的村史运动。虽然该计划仅一年余( 1998 年 4 月 1 日至 1999 年 6 月 30 日) 便结束，但其理念以及推广活动，在台湾各地社区造成深浅不一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广义的村史运动延续至今。

“大家来写村史”计划由政府单位 ( 台湾省政府文化处) 主办，民间组织( 台湾社区营造学会) 承办，根据当时的计划书摘要，目的是“培养种籽队伍，发展台湾全民参与社区史写作、建构的模式，并进一步寻求建立永续的社区史工作机制”［16］。若以此作为基准，重新检视这个计划的社区营造意义，可分为以下三点加以讨论:

第一，该计划共有十个种籽村的参加，具有社区型态的多样性，包括: 原住民村落( 如南投鱼池德化社/邵团队) 、客家农村( 如高雄美浓龙肚/八色鸟协会) 、眷村( 如台北中和安邦新村/竹篱笆工作室) 与福佬聚落; 既有古老部落，也有新兴社区( 如台中龙井理想国社区/顽石剧团) ; 有在乡村的，也有在城市的，甚至有已经消逝的旧渔村( 如花莲港鸟踏石仔渔村/黑潮海洋文教基 金会) ［17］。

第二，该计划没有直接引进外国经验，而是尝试发展台湾本土的、民众参与的社区史建构模式。该计划在当时的进步性，表现在“大家来写村史”的诉求，这里所指的“大家”，更希望是在地民众。换言之，相较于过去由专业史家来书写历史的传统，这是台湾第一次提倡由种籽团队带领，以及专业文史工作者协助，在社区发动民众参与的文史调查活动。虽然当时台湾学界还不流行“培力” ( empowerment)的概念，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家来写村史”可说是一种初步的、朴素的“社区培力”( community empowerment)( “培力”有赋予权力( 赋权) 、使人具有能力( 使能) 等意涵，使人们获得决定本身生活的权力与能力。培力运用于社区，主要是促使居民能自主自发的关怀社区，并投入行动，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其过程可能有外来专业者的协助，以及相关训练课程与讨论等。) ［18］，希望由社区自行产出地方文史知识; 这本身是一种动员社区参与的机制，并有助于跟外来专业者的对话［19］。

其中，从高雄《美浓镇志》到《大家来写龙肚庄志》的编纂，是一个值得介绍的案例。《美浓镇志》分为上、下两册，全书厚达一千四百余页，总召集人为时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徐正光博士，不同于其他乡镇志，大多邀请非本地人的专家学者撰写，该书在镇公所有限的经费补助下，开启了社区参与式的书写动员过程，获得当地《月光山》杂志与美 浓 爱 乡 协 进 会 的 大 力 支 持，于 1997 年 出版［20］。之后，美浓镇龙肚庄入选“大家来写村史”计划的种籽村，并于 1999 年出版《大家来写龙肚庄志》［21］，可说是延续《美浓镇志》以来的社区营造精神与动员能量［22］。

此外，“大家来写村史”计划的实验性质浓厚，邀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规划各种村史参与操作方式，包括 : 口述历史、地景踏勘导览、文化地图、村史博物馆、家族收藏展、传统产业操作、纪录片、社区剧场、工作坊等，提供给种籽村参考［23］。在此之前，台湾社会对地方文史写作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以传统地方志为典型的文字书写，而该计划对于村史参与及产出方式，从文字扩展到影像、活动等，增加民众对地方文史的兴趣与参与动机。

第三，该计划有寻求建立永续的社区史工作机制之企图，然而从苗栗狮潭的“大家来写村史”计划之个案研究为例，种籽团队在地族群文化工作室举办“村史工作坊”、“社区大事周记”、“大家来画文化地图”等活动，并于 1999 年成立狮潭村史博物馆，虽然引起一些在地民众参与地方文史活动的兴趣，但尚不足以引发在地民众自发且持续建构历史的行动，最终在 2008 年停止营运［24］。由此案例可知，由民间自行运作永续的社区史工作机制，有其现实的困难。

另一方面，“大家来写村史”的理念与操作方式，逐渐被社区营造工作者内化吸收，成为文史调查的基本方法，各地亦出现相关成果［ 25］。难得可贵的是，村史运动获得彰化县政府的延续与推广［26］，多年来持续鼓励出版县内村史出版品( 不过有学者指出: “此套丛书到后来似乎口述访谈与社区参与的部分逐渐淡薄，整理书面文献的意 味则逐渐浓厚了起来，殊 为 可惜。”) ［27］，可见村史运动的推广，仍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才有长期延续的可能。

4 村史运动应用口述历史的方法

村史运动如何搜集社区史料? 首先面临到的难题是，由于台湾最基层的地方政府行政机关，为县市政府所辖的乡镇市公所，而村史运动的关注对象，是乡镇市以下的社区，有相关记载的官方档案文献往往付之阙如，于是口述历史成为搜集社区史料的重要方法。有别于学院派历史学者，村史运动应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归纳而言，具有以下两种特色:

第一，以地方感的问题意识，通过社区中的平凡人事物作为题材，问出具有社区意义的内容。对于村史运动而言，不一定要从上古史写到现在，或者写出包罗万象却读不出感情的“百科村史”，如何找出令人最感兴趣的主题动机，是村史运动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28］。这也是应用于口述历史时，想向受访者提问的重点，希望从中找出对社区的意义与吸引力，培养在地民众的社区认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关键在于“地方感”的问题意识。地方感的简单定义，可说是“对一个空间的感情及记忆”; 进一步解释，此处所指的“地方”，有其地理上的范围或界限，在此之内，包括由环境、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等所建构的，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感觉与经验［29］。

在村史运动中，社区不只是一个客观的“空 间”，更是一个有上述意义的“地方”，于是社区里的土地公、地景、老树，乃至于被遗弃的“村民古董” 等，看似平凡无奇，通过“地方感”的角度，以及口述历史访问，皆可能挖掘出在地民众对于社区的感情与记忆，成为有村史价值的“生活史料”［ 30］。例如，新竹梅后蔓文史工作室推动当地原住民部落失传已久的“旱稻收割”活动，通过当地长者的动作示范与口述解说，发现原住民祖先在收割过程的意义与禁忌［31］。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甚至有提报为被法律保护的“无形文化遗产”之潜力( 依据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第 3 条，无形文化资产的范围包括“口述传统”，系指“通过口语、吟唱传承，世代相传之文化表现形式”，尤其是无文字书写的群体，往往需要藉由口说或口唱方式，传承其历史记忆与文化，譬如: 泰雅史诗吟唱、恒春和满州民谣、澎湖褒歌等。) ［32］。

第二，除了文字书写以外，丰富多元的产出方式。

一般而言，口述历史通常以公开出版访问纪录为目标，希望以文字史料的形式提供外界检验与应用。不同于此，村史运动从事口述历史时，因为具有浓厚的社区营造性质，因此，一方面通过访问的互动过程( 常见的作法是“耆老座谈”) ，建立受访者对当地的认同感，以及种籽团队与地方人士的人际关系，进而培养出社区动员能量，有利后续推动社区活动［33］。例如，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在花莲港鸟踏石仔渔村通过村史访谈，邀请参加“重返鸟踏石”活 动，再联络更多老邻居参加，最后累积近九十位村民的资料［34］。

另一方面，出版品只是社区营造众多产出方式的其中一种，毕竟文字的书写与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沟通门槛，而社区活动、展览、纪录片、建筑模型等形式，可能更便于跟在地民众的沟通。举例而言，雾里薛溪文化工作室系由华梵大学建筑系师生组成，他们在台北县石碇乡( 现为新北市石碇区) 一带访问当地民众，配合乡志、老照片等加以考证，以制作模型的方式，尝试重现当地民众的活动场景。根据参与学生表示: “不同于传统建筑系将人抽离模型制作的传统，人物在我们模型的制作过程中，是被放在重要考量的位置。”通过模型的制作，有利于跟民众建立互动关系，也增进民众对当地的认同感［35］。5 村史运动应用口述历史的再思考村史运动跟社区营造密切相关，因此应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跟学院派历史学者有些不同，其差异之

处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村史运动采集的口述历史，补充了社区历史的空白或不足之处，另，这些内容有别于官方观点，往往留存了社区的庶民观点，这是村史运动从事口述历史的一大贡献。其时代背景是，民众在过去长年不敢过问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砍头话题”，于解严后社会风气渐开，不再是禁忌［ 36］，这有助于受访者卸下心防，说出以前不敢说的话。口述历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通过访问的方式，协助历史上原本没有声音的人留下纪录，而《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在台湾翻译出版后［37］，这个口号风行一时，“大家来写村史”的提倡，某种程度似乎受到该书启发，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观念，企图挖掘出官方历史以外，属于民间的地方历史。另，值得注意的是，村史运动具有浓厚的社区营造性质，因此从事口述历史的动机与方法，与学院派史家不完全相同，其访问内容以受访者的社区经验为主，而非受访者个人生平的全面理解。

第二，学院派史家对村史运动的最大批评是不够严谨，导致真实性存疑。譬如，八色鸟协会在高雄县美浓龙肚的期中报告，就有专家委婉指出: “《龙肚庄志》存有数篇‘未经确实’的‘传说’，其实不能说是‘志’或 是‘史’，充其量应只是一本‘采 访册’”［38］。这也是地方文史工作同样面临的困境，甚至某些文史工作室的成果，被学院派的专业者批评为“假历史”［39］。

对此，我们也许应该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本质。学者指出，口述历史要让受访者“保持独立说话的能力”、“自由编织故事的逻辑”，这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有发展本身生命故事的逻辑，也能发展本身认识世界的独特观点 ; 换言之，每个受访者即使面对同一件事情，都能有属于自己的观点［40］。因此，口述历史尊重受访者作为主体的生命经验与表达方式，以及其主观诠释的部分［41］，不一定符合官方或主流史观。换言之，受访者说了什么? 为何这样说? 反映了在地民众如何认识过去的看法，是村史运动从事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另，村史运动并非要建立社区历史的权威论述，受访者的说法通过社区动员与参与的过程，仍有被在地民众共同讨论与不断修正的可能。

地方文史的写作或村史运动，另一个经常被批评之处是“特重感性陈述，笔锋亦常带感情”。原因是其定位并非学术工作，考虑到在地民众未必有能力或习惯于学术论文的写作，因此主张放宽写作形式［ 42］。进一步而言，类似台湾《人间杂志》( 1985 ～ 1989 年) 的报导文学书写风格蔚为流行［43］，相对于学术论文，更能引起一般大众的阅读兴趣，成为地方文史写作的利器［44］。

第三， 相对于学院派史家，村史运动不只面对个别的社区居民，还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在社区权力结构之中的互动关系，比较常见的问题包括: 如果公开地方秘辛或敏感议题，是否会影响和谐? 面对不同类型的对象，如何展开适合的互动方式? 如何在地方上不同势力之间取得平衡?［45］

举例来说，台北县中和市( 现为新北市中和区) 安邦新村为台湾典型的眷村，而竹篱笆工作室进入社区的操作方式，是将比较单纯的社区历史与生活文化内容，交由社区妈妈以及第二代负责村史的撰写;比较敏感的眷村改建议题，因为社区的爸爸们有主导权，该工作室仅限于提供信息给居民参考; 为了让不克参加投稿者或长辈，也有共同参与村史记录的机会，此时便需要口述历史的访问［46］。

简言之，村史运动因为其社区营造的特质，面对受访者时，不只是一次性或短期访问，还会思考如何培养长期的互动关系，以及藉以建立在社区的人际网络，因而产生细致的作法。6 结语

村史运动不只是一种地方文史工作，更有浓厚的社区营造意义。狭义的村史运动，开始于政府推动的“大家来写村史”计划，虽然仅实施一年多便结案，但其理念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可说是广义的村史运动。该计划在当时有相当的进步性与实验性，因为这是台湾第一次提倡由种籽团队带领，以及专业文史工作者协助，在社区发动民众参与的文史调查活动。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家来写村史”是一种初步的社区培力，通过社区动员与参与机制的建立，希望由社区自行产出地方文史知识。

村史运动应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归纳而言有两种特色: 一方面，以地方感的问题意识，通过社区中的平凡人事物作为题材，问出具有社区意义的内容。因此，社区不只是一个客观的“空间”，更是充满居民主观感觉、经验与记忆的“地方”。另一方面，除了文字书写以外，丰富多元的产出方式，增加跟在地民众沟通的各种机会。

村史运动应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其不同于学院派史家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村史运动采集的口述历史，补充了社区历史的空白或不足之处，而且这些内容有别于官方观点，往往留存了社区的庶民观点，这是村史运动从事口述历史的一大贡献。

其次，口述历史尊重受访者作为主体的生命经验与表达方式，以及其主观诠释的部分，因此不一定符合官方或主流史观。虽然招来学院派史家不够严谨的批评，但这反映了在地民众如何认识过去的看法，是村史运动从事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而且通过社区动员与参与的过程，仍有被在地民众共同讨论与不断修正的可能。村史运动另一个受到批评之处，是过于感性与富有感情的陈述，此乃因为考虑到在地民众未必有能力或习惯于学术论文的风格，因此主张放宽写作形式，甚至于类似报导文学的风格，更能引起一般大众的阅读兴趣。

另，村史运动面对受访者时，通常会思考如何培养长期的互动关系，以及藉以建立在社区的人际网络，因而产生细致的作法。总之，由村史运动的探讨可知，社区营造应用口述历史的方式，特别是有别于学院派史家的作法，能带来新的活力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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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冠杰，现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收稿日期］ 2017 － 3 － 20 ( 刘 平 编发)

选自《高校图书馆工作》201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