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陕西故事 梁经旭：七七祭——怀念我最亲敬的二哥（上）
再过几天就是2019年8月24日，距2019年7月6日凌晨，我最亲敬的二哥离开我们的时间，就是第七七四十九天了，这也就是民间传说中逝者要经过地府七个专司对他进行的第七道人生审查，即最后一道审查，以由此决定他们对逝者的灵魂归向的定位。所以，人世间普遍重视对这个日子的祭奠。
二哥是像慷慨赴义一样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他的辞世不像一般世人所说的步入天堂、驾鹤西游那样轻松；也没有一些逝世者通常所有的伤痛、留恋与惶恐、惊惧；更不像一些共产党人说的那样，是“去见马克思”。二哥像是准备着要去干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甚至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要他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样的雄纠纠、气昂昂的姿态，大义凛然地跨向另一个世界。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哥离世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段视频，是念着“雄赳赳！气昂昂！”的口号，面貌从容且坚定地走的。这难道还不是一种大义凛然地赴死，一种慷慨激昂的就义吗？肯定地说是的！这就是二哥一生一世鲜明的英雄人格的具体体现！二哥的这种临终告别，不但给他自己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留下了深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二哥是我的大伯父的儿子。伯父的一生，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生。他光绪末年就走向革命，直到宣统末年，一直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从事反满复汉活动，并为革命军负责后勤粮草等事务。辛亥后，他一面在陕西督军府供职，一面在秦省第一中学继续学业。听父亲的同学刘依仁安国世伯说：“你伯到学校上课时，骑着高头大马，后跟马弁，十分威武。他听完课后，随即离开，都是校长亲自相迎送相。”。在秦省第一中学毕业后，他又步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专攻后勤辎重，毕业后，仍在陕西督军府供职，任军需课课长。由于他追随的是陕西督军陈树藩，与当时的陕西激进派存在芥蒂，又在1922年前后的陕西省议员选举中受到中伤，因此愤而辞职归乡，终在1923年5-6月间因病离世，去世时年方33岁。此时的二哥也才三岁。
二哥其实是由父亲养大的，所以二哥对父亲、对我的亲兄弟姐妹充满了兄弟亲情。我对二哥的最早记忆是在我的咸阳奶妈家。那时二哥在落址咸阳的西北工学院图书馆任职，每逢周日或周末，总会抽一点时间到距离学校不远的杨家台我奶妈家去看我。我早已记不得二哥当时去看我的情形，但后来听奶妈和二哥在我长大后的偶然提及中，也唤起了一点模糊的记忆。最先想起的就是二哥抱着我时的那张热情洋溢的面孔，而这样的形象就是二哥终生留在所有人心中的难忘影象。
二哥一生坎坷，却总以乐观的笑容面对人生。在他的一生中，对所有的家人、亲人、乡亲、同事，即就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明知他没有错误，却面对他喊打倒口号的人，也依然保留笑容。他事后说，那是形势使然，不怪任何人。二哥的心胸坦荡如此，给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哥是一个胸怀大志，心系民族危亡、国计民生的崇高的人，恰如古人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这一点上，他可能继承了伯父的意志与精神。在民国时，他关心时事，关注民族危亡，参加过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组织民先队，和同学、同志们一起积极进行抗战宣传，也因此受到了当局的追逼，被迫离开西安，到渭、华一带教书度日。建国后他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但对于国家在政策纲领上出现的过左现象敏锐地提出异议，终被打成右派，被迫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如工资降六级，先后被强迫下放到蒲城卤泊滩、旬邑马栏农场劳动改造。后在政治形势适当平和时，先后被分在延安市农林局、宜君县农林学校等处工作。但二哥心中一直坚信自己的认知，从未曾因各种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有过更改和追悔，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央给右派平反纠错。但此时的二哥已经荒废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岁月。二哥得到平反后，被重新安排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他兢兢业业地为院内、外各学科的专业人员服务，同时自己也积极进行专业研究与学习，最终得到了副研究馆员的专业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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