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这个国家比较特别。上天几乎把最好的禀赋都给了他，几乎躺着就能赚钱。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的东南部，幅员辽阔，气候湿热，是世界上最适宜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地区之一。比如，东部和中部的潘帕斯草原是著名的农牧区，号称“世界粮仓”，曾经把控着全世界的肉制品和原材料市场。又比如，阿根廷境内有山地，有草原，有沼泽，有平原，这样的地形不要太好。

很多人都认为阿根廷是“上帝的宠儿”。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都能获得很快发展。事实上，阿根廷大力发展农产品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获得了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到建国100年左右的时候，阿根廷达到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

1895、1896年，阿根廷成为人均GDP最高的国家，1913年成为南半球第一强国，位居全球十强之列。

彼时阿根廷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在阿根廷建国的百年庆典上，欧洲多国赠送纪念碑，伊莎多拉·邓肯、爱因斯坦、马可尼等众多大咖云集。阿根廷在世界舞台上出尽了风头。

但是，一战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这并不是说一战对阿根廷造成了直接影响。事实上，阿根廷远离战火，周遭环境一直十分安定。当时影响阿根廷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一战重创了英国，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难以为继；二是巴拿马运河通航后，阿根廷的航运得到分流，逐渐失去战略地位；三是全球爆发了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一片萧条，阿根廷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既然自由不能应对危机换来发展，不妨人为干预。在这种背景下，保守派上台了。他们的经济政策转为保守，以国有化为中心，收归一些重要部门，并限制外国进口。

阿根廷本来就是外向型经济，国有化之后，经济非但没有扭转，反而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眼看国家越来越乱，以乌里武鲁为首的军政府便上台了，此时已是1930年。此后直到二战爆发，阿根廷先后更换了4届总统，出现了军人和文人轮流“坐庄”的奇葩局面。可以想象，阿根廷的经济状况有多糟。

到了1946年，对阿根廷产生深远影响的胡安·庇隆上台了。庇隆是民粹主义政治家。庇隆实行经济独立和国有化的经济政策，而且又倾向于迎合工人阶级，很多人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前两条道路自然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庇隆先后三次任当选总统，但时间都不太长，而且他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严重，国内局势异常复杂，阶级矛盾尖锐，阿根廷离发达国家渐行渐远。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人要庇隆为阿根廷的颓败买单。这其实是不正确的。毕竟，阿根廷动荡日久，而且陷入“军政府-民粹政府-军政府-民粹政府”的怪圈无法自拔，就连庇隆自己也曾被赶下台，而继任者又全盘否定他的经济政策。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阿根廷在政治和经济上来回摇摆，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钟摆现象”。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制度，军人政治退出历史舞台，但总体形势并没有明显好转。

如今的阿根廷已经退化成一个发展中国家了，曾经的那个富饶，吸引欧洲人移民的那个阿根廷已经辉煌不再。

现实告诉我们，一味军政一体，推行强权政治，必然会激发各种矛盾；一切迎合民意，违反规律，必将国家拖入动荡的深渊。在权力和自由面前，一切都是相对的，重要的是操之有度。

上世纪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写道“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阿根廷的败落令人唏嘘。时至今日，但愿人们能够慎思笃行，不要让这了无生机的日落与月亮重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