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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国营养猪”式宗室制度

明朝的皇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明代空前膨胀的皇权的支持下，明代皇族拥有极其优厚的物质待遇，以及包括犯错后官员，不得处罚在内的种种特权。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为防止自己幼年的苦难，在子孙后代身上重演，

做出了让自己的“龙子龙孙”全由朝廷奉养，而不得从事任何职业的决定。

靖难之役后，篡权夺位的永乐帝朱棣，为防止藩王叛乱再次发生极力削藩，并对藩王加以多重限制（如不得踏出自己的封地一步，就连出城祭祖扫墓，都必须向皇帝报备）并弱化藩王教育，与此同时为安抚藩王，永乐帝给予了藩王更多的物质利益。

在皇族特权与日益败坏的藩王教育之下

，明代皇族大多日趋流氓化，沦为大明王朝道德水平最低下的一个群体，利用特权欺压下民、为非作歹之人屡见不鲜。如郑靖王朱瞻墉，“暴厉、数毙人杖下”、鲁端王朱观“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到了明末万历帝的爱子福王朱常洵更是广占良田、与民争利，

“官校藐法，横行洛中，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为了执行朱元璋的奉养宗室政策，有明一代朝廷始终承受着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明朝宗室人数的不断扩张，到了明朝中后期甚至出现了，竭一省之财力而难以供养宗室的局面，到嘉靖年间就有官员指出：“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为了应对供养不断膨胀的宗室带来的财政压力，明代皇帝只得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盘剥，到了晚明，

农民甚至不得不“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在承平年代，明王朝的宗室们可以凭借权力恣意妄为，然而到了明末天下大乱之时，王府的高墙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不堪。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之中，明朝皇族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

无论是在闯献的农民军面前，还是在入关的清军面前，明朝宗室无论是拼死抵抗还是主动投降，最后的下场只有一个“尽杀之”。

如李自成军进入山西后“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

，而宗藩罹祸尤甚”。攻克太原之后，出于对朱明皇族的极度仇恨，李军更是“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几乎杀尽了整个晋王一脉。

在享受了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之后，对百姓敲骨吸髓、极尽盘剥的朱明皇族终于在帝国大厦将倾之时迎来了最冷酷无情的血腥清算。

朱元璋尽养宗室的宗藩制度，非但没能永保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

，反倒换来了大明帝国在沉重的财政压力下土崩瓦解，“龙子龙孙”也被屠戮殆尽的结局。

汉代推恩令下的宗室平民化

楚汉争霸时期，刘邦为笼络人才、赢得战争胜利封了一大批异姓王，西汉建国后，刘邦又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并规定非刘姓者不得封王。然而到了汉景帝时代，

王国问题却成了西汉朝廷的心腹大患，甚至一度引发“七国之乱”。

汉武帝执政后未解决王国问题而颁布“推恩令”，以让宗室子弟均享皇帝恩德的名义，将王国越分越小，到最后无法分到封地，且已与皇帝血缘关系较远的宗室不得不沦为平民，如东汉光武帝刘秀、蜀汉昭烈帝刘备都是沦为平民的汉宗室。

汉代底层宗室的平民化不仅巩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同时底层宗室子弟也在民间生活得到了锻炼，将来一旦朝廷有难，

这些流着皇室血脉的平民，就能够成为朝廷中兴的力量。

如王莽篡汉后，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并最终在新朝末年的战乱之中扫平群雄，恢复了汉室的江山。昭烈帝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中夺取益州、割据蜀中，在川蜀之地为汉王朝延续了四十余年的国祚。

相比较之下，明代的宗室制度一方面给朝廷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最终成为明代衰亡主因之一，另一方面也让那些有进取心、矢志报国的宗室子弟报国无门。

如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八月，清朝王爷阿济格率兵攻打北直隶，紧逼京师，报国心切的唐王朱聿键（即后来的南明隆武帝）自行招兵买马前去勤王，中途与农民军交战，互有胜负。

猜疑心重的崇祯非但没有表彰唐王的勤王之功

，反而一怒之下将唐王废为庶人，囚于凤阳高墙。由此观之，汉明两代宗室制度孰优孰劣，一眼便知。

汉代树人，明代“养猪”

，汉明两代截然不同的宗室制度也造就了两个朝代不同的命运。前者从西汉、东汉再到蜀汉多次复国，且复国后国祚较长，享国405年（加上偏安益州的蜀汉，有447年之久），亡国后宗室子弟基本得以保全。

后者末代皇帝殉国后复国政权，除永历外大多数年而亡，享国276年（加上南明有294年），亡国后宗室子弟遭诛戮殆尽。人的欲望是可以无限膨胀的，然而无限膨胀的欲望背后必然是彻底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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