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明清时期宣城地区书院的基本特点（下）
萧寒 程龙伟
第686期
三、官府对书院教育大力扶持
据统计，明代民间共创建兴复书院385所，占明代书院创建兴复数量31.64%；而官方创建兴复书院832所，占总量的68.36%。而1997年对清代新创建的3878所书院统计后发现，清代民间共创建书院1678所，占清代书院创建的43.33%；官方创建书院2200所，占56.67%。[22]
以明代而言，第一，“最引人注意的是，地方官设立的书院”，“超过全数之半，由次要的位置，爬到第一位，这是同宋元相反之点”。第二，督抚一项，也“比宋元两代增多，这是官力增大的证据”。第三，民办的书院，“同宋元两代相差很远，可看出民力衰退的现象”。总之，“明代书院，以官力做主干，民力已不如宋元两代那样重要了”。而在清代，官办书院占56.67%，表明官力已经继明代以后稳固地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即便去除官办书院中的水分（兴办者身份、阶层不明或者官员弄虚作假等因素），那么，在清代官民两种力量对比中，实际上会维持在大体平衡的状态。
在明清时期，宁国府的书院主要由官员主导创建、修葺则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正德十二年（1417），宁国县知县王时创建明德书院，又名凤山书院，这是明代宁国府境内最早兴建的书院。嘉靖三十一年（1552），督学御使黄洪毗、知府刘起宗、知县邱时庸建水西书院。“前门三楹、中为明道堂，后为熙光楼各五楹、左右两厢各三楹、号舍二十楹……”嘉靖四十一年（1562），知府罗汝芳又増置退省所。
政府官员除了出道兴建书院之外，还积极利用公权力和个人影响力为书院的发展筹措资金。明嘉靖中，宁国知府罗汝芳请于巡抚、督学、巡按三台将景德寺庙周围地租和府城郭内外桥梁租拨给宛陵精舍。清道光时，泾县知县赵仁基将县内卷田：张香都六甲小溪施村原田54亩3分，每年上租折银60两、里仁都青田街原田17亩2分，每年上租折七十钱28两6钱、十一都一图十甲袁家店10亩3分，每年上租折七十钱7两、青东都赤滩竹地原地8亩8分，每年上租折七十钱5两1钱6分、青东都罗家冲口原田28亩2分，每年上租折七十钱39两4钱8分拨入泾川书院，帮贴书院的考课试卷费用。[23]
四、书院平民化倾向明显
明代中期，书院生机盎然，充满自信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官绅士民甚至下层百姓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六经注我”的学术热情，批判意识激荡的改革意愿，以及士人、市民阶层的政治自觉等等，影响和引导着书院的发展方向与路径，形成了明代书院平民化的倾向性特征。
明代中期以后，书院平民化倾向的主要表现为两点。
首先，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所罕见的现象。非常明显，让下层平民百姓进入书院，登堂听讲，甚至上堂讲说，是有理论依据的，那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家古训，而且也有当时以王心斋为代表的泰州一派学者的佐证。“盐灶、乞儿、皂隶皆能讲学，又何论我百姓之市井、农夫哉？”书院开放的气度和对百姓皆成尧舜的自信，由此可见一斑。此则正是明代书院平民化的理论依据和其从事平民教育的原因所在，于焉可见我们的先人致力于民众精神文明建设的可贵与崇高。
其次，在城镇官府书院向下层民众开放的同时，本来就处乡村的家族、村社书院也开始了职能的转变，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子弟，而扩至族人乡党，即由童子而及其成年的父兄一辈，院中之事业不仅仅是读书识字，习礼成俗、讲学化民也成了日常功课。以泾县水西书院为例，“自姚江之学盛于水西（书院），而吾泾各乡慕而兴起，莫不各建书屋，以为延纳友朋，启迪族党之所，其在台泉则有云龙书屋，麻溪则有考溪书屋，赤山则有赤麓书院，蓝岭则有蓝山书院。一时讲学水西诸前辈会讲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来，聚族开讲。故合则考德而问业，孜孜以性命为事，散则传语而述教，拳拳以善俗为心。”[24]
这类书院，有“考德而问业，孜孜以性命为事”，即关注学术阐发、学派建设者，有“传语而述教，拳拳以善俗为心”，即传播推广学说，将其落实为民俗者。一般情况下，它们对以学术而化民成俗的关顾可能更多些。如赤麓书院的《赤山会约》，开列遵谕、四礼、营葬、睦族、节俭、正分、广仁、积德、慎言、忍气、崇宽、勤业、止讼、禁赌、备娠、防盗、举行、黜邪、戒党、置产、恤下、闲家、端本等23条，皆“吾儒实学”之事，要求赤山一乡与会诸友“以此意劝勉各家”，以期达到“维风范俗”的目的，[25]从而提升地方文明水平。
五、晚清宣城地区书院的改制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步步进逼，清政府一败再败，国家主权日渐丧失，诚所谓“五十年来，创不谓不巨也，痛不谓不深也”，[26]但士林或许已经习惯、麻木，残喘于天朝大国之梦，还没有普遍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海战，中国败于学习西方的东邻小国日本，人们才黄梁惊梦，在幻灭中开始面对残酷的现实，师法明治维新，急忙间推出了戊戌变法运动。于是，起始于同治年间的书院改革进入高潮。
甲午战争之后提出的书院改革方案，大体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方案是改书院为学堂，它是最先上报朝廷的一个方案，由顺天府胡燏棻提出，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间五月，见其《变法自强疏》。他建议：“特旨通伤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27]这是三个方案中最激进的。虽然总理衙门不支持，但在地方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响应。
第二种方案是设置新型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十二日，由陕西巡抚张汝梅、学政赵维熙共同提出，其称：
兹据书院肄业举人邢延英、成安，生员孙澄海，张象咏等联名呈恳自筹款项，创建格致实学书院，延聘名师，广购古今致用诸书，分门研习，按日程功，不必限定中学西学，但期有裨实用，如天文、地舆、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类，互相讲求，久之自能洞彻源流，以上备国家之采择。.……臣等商酌办理，教请博通今古，体用兼备之儒主讲其中，分科学习，严订章程，总期不事空谈，专求实获，庶仰副圣主崇尚实学之至意。[28]与改学堂和变章程不同，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第三种方案是变通章程整顿书院，由山西巡抚胡聘之、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绥章相继提出，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至八月。胡聘之在六月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明确反对裁改书院为学堂，其称：
宜将原设之额，大加裁汰，每月诗文等课，酌量并减，然后综核经费，更定章程，延硕学通儒，为之教授。研究经义，以穷其理，博综史事，以观其变。由是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务臻其奥。此外，水师、武备、船炮、器械，及工技制造等类，尽可另立学堂，交资互益。以儒学书院会众理以挈其纲维，而以各项学堂操众事以效其职业，必贯通有所率属，然后本末不煤于倒置，体用不至于乖违。[29]
这个方案当天就经军机大臣交礼部复议。到九月，礼部认为所议各条“实事求是起见，应请一并通行各省督抚学政，参酌采取，以扩旧规而收实效”。
以上三种方案，朝廷一并通行各省督抚学政，参酌办理。于是，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执行，在光绪二十三年掀起了一个改革高潮。
此后，宁国府境内的一些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宣城县知县刘开就崇正书院改设宣城县高等小学堂：泾县三隅书院改为泾县三隅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旌德县鬼山书院改为旌阳高等小学堂；南陵县春谷书院改为春谷高等小学堂。光绪末，太平县仙源书院改为仙源高等小学堂。至此，宁国府的书院教育也就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2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P284、P459、P494。
[23]（清）赵仁基：《泾川书院志•卷田折价银数》。
[24]（清）赵绍祖：《赤山会约跋》，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P503~504。
[25]（明）萧雍：《赤山会约》，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P497。
[26]（清）汤震：《书院》，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P1962。
[27]（清）胡燏棻：《变法自强疏》，见朱有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473~485。
[28]（清）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P2249~2250。
[29]（清）胡聘之：《请变通书院章程折》，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P1987~1989
作者简介：
萧寒：安徽合肥人。安徽区域文化独立研究人，安徽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合肥市民俗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地方文史暨民俗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工作。
程龙伟：安徽淮南人。华夏茶书院院长、知名茶人、紫砂文化学者、茶事活动策划人，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