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他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中。

阔别已久的彭家更为萧条，曾经的八九亩荒土坡地，种着棕、茶、杉、毛竹的山地均已转手于人，留下两间茅屋，突兀地立在乌石峰下的黄泥坪旁。

家里的窗户在寒冬腊月里漏着风，连添置窗户纸的零碎都没有了。

两个弟弟看见哥哥回来，有些欣喜，误以为有钱可以偿还债务，甚至还能有盈余购买年货，好让新年不再这般凄惨。

彭德怀看着大家脸上的笑容，心情格外地沉重。

他不得不将自己的遭遇一一告知给祖母、父亲与弟弟，一家人由喜转悲，泪水止不住地流。

他感慨，为何世道如此不公，他受到当地守护神易华的影响，选择从军，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最亲最爱的两个弟弟，也在他的鼓励下，成为了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八路军战士。

只可惜，彭金华和彭荣华未能见证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决战壮举，未能看到新中国成立，而是牺牲在了抗战的烽火中。

作为哥哥的彭德怀，无疑是最悲恸的那一位。

儿时的他们已经够苦了，还没来得及在和平年代，在推翻三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后，享受一下有衣穿、有饭吃的好日子，就把眼睛闭上了，把生命定格在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两个弟弟都有后代，彭德怀爱屋及乌，没有理由对自己的侄子侄女不好。

他很爱侄子侄女，供他们读书，教给他们道理，但却从来不给予特殊优待。

彭德怀一生中并未育有子女，二弟彭荣华有一儿子彭起超，按照湖南农村的习俗，过继给了彭德怀。

1942年，彭起超在地下党的关怀下，千里迢迢从老家去到了伯父彭德怀的身边，相伴在他左右。

在生活上，彭德怀无微不至地关照着彭起超，可在工作上，彭德怀的爱，多多少少掺杂着一丝严厉。

1943年，彭起超加入部队，1947年攻打蟠龙时，晋升成了代理副团长，资历有，战功有，算是老资格。

1955年授衔前，军委根据个人综合情况评定军衔，从上至下，皆按照标准来。

彭起超虽然没能跻身少将，但根据经历，评个上尉不在话下。

当军衔评定的通知下发到各个部队，彭起超听到消息时，心里已经大概有谱了，觉得如此公平，自己肩扛“一杠三星”绰绰有余。

他一边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一边憧憬着上级赶快把奖章发到自己的手上。

陈赓对授衔一事很是上心，知道手底下的战士们都有些激动，想着把事情办到最好，不要寒了大家的心。

某天，陈赓在学院忙活，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来院视察，老战友见面，分外亲热，聊了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琐事，又提及给尉官们授衔的事宜。

当时，院内传谁能授几星传得神乎其神，关于彭起超能授三颗星的事，也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以为，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彭德怀说着说着，话锋一转，转到了自己的侄子身上，他眼睛一眯，问道：“老陈啊，你给我那个宝贝侄子定了个什么衔啊？”

一听这话，陈赓赶忙回答：“那当然是按规定啦，根据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原来任职情况，定了个小上尉。”

陈赓再清楚不过彭德怀的脾性，尽量让自己的语气看起来轻松，实则心中捏了一把汗，害怕彭德怀干预彭起超军衔一事。

果不其然，彭德怀发话了。

“老陈哪，这不行。”没等陈赓反应过来，彭德怀接着说：“他今年才27岁，年纪轻轻，挂了个上尉牌子，招摇过市，这不好，对他也没什么好处。我看，给他定个中尉就行了。”

陈赓发了一会儿楞，彭德怀与其他人总是不同，其他人明里暗里请他为某某某升衔，只有彭德怀反其道而行之。

看彭德怀如此，陈赓也实事求是地表示，彭起超够格当上尉。

彭德怀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给彭起超中尉即可，两人僵持不下，陈赓甚至直言：“他的军衔和资格在那里摆着，我不能故意往低里卡他呀！”

话说到这份上了，彭德怀没辙了，只好以开玩笑的形式，把结果定了下来。

他望着陈赓，拿出杀手锏：“你听不听？我是国防部长，你是院长，按规定，下级服从上级！”

陈赓再也无计可施了。彭起超的军衔改为中尉后，在学院内部引发议论，彭起超本人对伯父彭德怀的做法十分不解，不免伤心难过，一度郁结于心。

彭德怀见彭起超萎靡不振，出面开导他：“不管是上尉中尉，一样革命。人家老百姓，什么尉也不是，不也一样革命吗？你定低点没坏处，你想一想父亲和二伯父，他们能定个什么……”

彭德怀给侄子降军衔，不是不爱，反而是对泉下二弟的交代。

他爱他的弟弟，他也爱侄子侄女，因为爱，所以更为严厉，愈要教会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如果革命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军衔高低，那么，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便是彭德怀的良苦用心。

庆幸的是，彭起超后来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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