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东周时代，还有一位公关大师，尽管他是个破落贵族子弟，还是商朝后裔，但是他一出手就震撼了实力雄厚的齐景公，不用再说，您也知道了，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在大奸臣阳虎发动兵变失败逃亡晋国后，齐景公在夷仪之战中打败了晋国。不久，齐国又和郑国、卫国结盟，因此，鲁国加入“齐、郑、卫联盟”就成了必然之事。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国和鲁国在祝其，也就是夹谷举行会盟。此时的孔子虽然出仕才3年多，但是因政绩斐然，从中都宰（今中国山东省汶上县县长）接连提拔至司空（主管土木、水利建设），又提拔至大司寇（首席大法官）。故孔子参加“夹谷之会”就有了资格。

在夹谷之会中，孔子的身份是“相”，也就是负责主持会议仪节的傧相。值得一提的是，孔子35岁那年曾率弟子来到齐国（公元前517年），做了一段时间高昭子的家臣，并通过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根本之道，孔子给了他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大为赞赏，想封一块土地给孔子，但是由于遭遇晏婴的反对，孔子最终没有留在齐国，但是留下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佳话。可以说，夹谷之会前，齐景公也是了解孔子的。

但是齐国的大夫犁弥却不是太清楚孔子的特点，他对齐景公说：“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景公竟然答应了，准备在这次会盟上把鲁定公给抓起来，然后逼着鲁国签订对齐国有利的条款。会盟开始，刚刚奏乐，一群齐国新征服地区的“莱人”便披着甲胄，拎着兵器出现在会盟的现场，要劫持鲁定公。只见“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孔子一边说，一边命令甲士保护鲁定公退到安全地带，还让士兵都做好战斗准备。与此同时，他站上会盟的土台最上一级台阶，阻挡莱人逼近鲁国使团。齐景公见状，当然不能承认这就是他的本意，所以只好让手下人撤了。这次劫持鲁定公的计划破产了。后来，齐国又放出一批侏儒、倡优扰乱会场，想第二次劫持鲁定公，孔子又一次迈上土台最上一级台阶，却不登顶，大喊，扰乱诸侯会议者，按律（周朝法律）当诛！结果，这些侏儒、倡优被押下去腰斩了。

此举令齐景公彻底看清了自己的计谋只是雕虫小技，不合当年社会公认的规则，传出去大损齐国的威望，只能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双方经过谈判，齐国提出了“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加此盟”的要求，齐国出兵鲁国必须协助，这就等于是让鲁国成为齐国的附庸。要知道，按照爵位来说，鲁国和齐国都是侯爵，要给平等的国家当附庸，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孔丘看到这样的情况，知道鲁国是打不过齐国的，但又想给鲁国争取一些利益，便也加上一条：“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让齐国把之前占据的鲁国国土先还回来。齐景公也答应了。后来，齐国归还了占领的鲁地，还在会盟之处建了一座“谢过城”。

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看，齐鲁夹谷之会就是一次典型的鲁国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的公关案例，也是孔子人生中的高光时刻。首先，阳虎在鲁策动内乱未成，逃亡晋国，被晋收留。而晋国当时也是一大强国。晋被齐打败，间接中齐国有恩于鲁，又先期与郑、卫结盟，齐国在对鲁国关系上的主动权，不可谓不大。其次，齐国国力强大，占领了鲁国的汶阳之田，鲁国经历了阳虎乱政，军事实力上无法和齐国相提并论，齐国的“底牌”被鲁国雄厚得多。但是孔子在夹谷之会中巧妙地利用了齐景公急于达成有利于自己的盟约，不惜意图劫持鲁定公的失误，护卫周律（周天下社会规则）的威严，让齐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形象暴露于天下，损害了齐国潜在的信用，这就是“哀兵”之策。此外，孔子在会盟现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哪怕护卫君主也不逾礼，不登上会盟的土台，不占据属于君主的位置，营造了鲁国“懂规矩、讲诚意”的形象，同样把齐国咄咄逼人、不顾礼仪的形象反衬得淋漓尽致，从而消弭了国力的差距，赢得了主动，获得了战场上得不到的实际利益。由此可见，孔子的“公关”能力确实值得现在很多公关人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