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唐代国家关于冶金业的重要政策。这一政策的意义有三：

其一，鼓励民间开采与冶铸，有利于冶金业的兴盛与发展；

其二，全国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听百姓私采”，获得了广泛的调查；《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唐六典》、《通典》等文献中不同程度记载了各地的矿产，即是这一政策的收获。这一时期，宣州的矿藏也基本调查清楚。依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宣州境内各地的银、铜、铅、铁四种主要矿藏分布地点已经明确。非金属矿藏碌青也在这一时期查明。

其三，民间开采、冶铸、以及金属加工制造的技术水平获得了一定的进步，为官营冶金业提供了有一定技术的官徒资源。《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点名批评宣州“盗铸”钱币的现象，说：“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杨、宣城尤甚。”铸币，需要一定的制造工艺，民间盗铸，也显示了民间冶铸、加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当时，不仅盗铸钱币，也有私下“销铸”钱币，用以“造写杂物器物”，再返回市场，获取厚利。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张滂奏：“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直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这类销钱造物趋利的活动，主要出现在江淮地区。宪宗元和元年（806）二月，不得不下诏加强对“江淮诸州”铜器市场的控制、管理。说明江淮诸州铜器加工制造业普遍活跃，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2 、国家确立了相应的冶金制度

唐代继承了隋代的冶金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有新的发展，尤其是隋代国祚短促，有些制度未遑推行。唐代国家的冶金制度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其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其一，中央建置了比较健全的冶金管理机构；其二，矿藏富饶的地区建置专门的派出机构冶、监、坑等；其三，地方上的冶、监、坑等冶金机构，由中央和地方官员共建。

唐代中央冶金最高管理机构为“少府监”，下设三个部门：“掌冶署”、“诸冶监”、“诸铸钱监”。 其“掌冶署”的主要职责“掌范镕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铜铁，人得采，而官收以税，唯镴官市。边州不置铁冶，器用所须，皆官供。凡诸冶成器，上数于少府监。”其“诸冶监”的主要职责是“掌铸兵农之器，给军士、屯田居民。”其“诸铸钱监”的主要职责铸造钱币。国家在产铜地区建置钱监，配置定额官员。规定“监各一人，副监各二人，丞各一人。”又规定地方钱监的官员“以所在都督、刺史判焉；副监，上佐；丞，以判司；监事以参军及县尉为之。监事各一人。 有录事各一人，府各三人，史各四人，典事各五人。”构成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制度。

从上述三大部门看，其采矿、冶铸、金属加工铸造，各有专门的机构和比较系统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推动唐代冶金业的发展。

3 、开发了优越的交通运输

唐代宣州，具有优良的交通运输条件，为其冶金业的发展提供优良的基础条件。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宣州濒临长江黄金水道，其下辖南陵、当涂、秋浦三县成为宣州天然的水运资源，对于冶金业的物资进出非常有利。唐代于沿江地带建置了很多漕运港埠。其秋浦县，于唐代后期代宗永泰二年（766）建置为池州，即今安徽池州市，其战略意图在于建置长江运输的港口城市。

其二，宣州境内的内河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在唐代的水驿制度下，河道、沿河港埠得到疏浚与建置。其主要水运河道有：

青弋江，宣州境内，流经太平县、泾县、南陵县，至芜湖沟通芜湖水，通航长江；

泾水，宣州境内，通航泾县，250里航道直至境内的徽岭山，北通青弋江，由青弋江通航长江。

芜湖水，宣州当涂县境内，东连丹阳湖，西入长江。

姑熟水，宣州当涂县境内，东连丹阳湖，西入长江；

五湖水，宣州宁国县境内，通航本地山区；

桐汭水，宣州绥安县（今广德县境内），连接丹阳湖，通航长江，以及本土各地。

其三，宣州与池州相邻，代宗建置池州以前，池州属于宣州下辖的秋浦县。池州境内水运资源丰富，贵池水，流经秋浦县，通航长江。一直是长江著名的优良港埠。

这些水运资源在唐代都得到较好的开发，为推动宣州冶金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通资源。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宣州的冶金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境内铜冶、钱监、坊、坑等实体冶金机构迅速建置和发展，相继出现了国家冶金业领域的铜器制造、钱币制造、军械制造三大基地，宣州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冶金业城市。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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