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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对待张居正的态度翻转。

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乃至整个明朝都是有着巨大贡献的，他一手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可以说是将明朝的国祚延长了四十年。但是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这位老师和“恩人”，却表现出了极为“逆反”的一面，在张居正死后，马上对其进行了清算，家人或被囚禁或被流放，就连张居正的陵寝都遭到了损毁。此时的万历皇帝年仅19岁，将自己“熊孩子”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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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情就是破纪录的“三十年不上朝”。

自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至万历皇帝去世，在这三十年期间，万历皇帝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由于万历皇帝三十年“万事不理”，纲纪废弛、边患四起、百姓怨声载道，就此成为了大明王朝走向灭亡的起点。

清朝时期编撰的《明史》评价其曰：

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历代皇帝在祭祀明十三陵的时候，从来不会祭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以示对于万历皇帝的摒弃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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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情就是“国本之争”，事实上，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最为直接的原因也是“国本之争”。

一直以来，万历皇帝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是悬而未决。

按照明朝立长子为太子的“立储”原则，万历皇帝应该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且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已经成为了万历朝堂上所有朝臣的共识。然而，朱常洛的生母王氏，此时身份非常卑微，仅仅是名宫女，所以朱常洛非常不受万历皇帝的喜欢。

万历皇帝所喜欢的皇子是由他最为宠爱的皇贵妃郑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万历皇帝希望能将朱常洵册立为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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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有违明朝传统礼法制度的“任性”之举，当即遭到了几乎所有朝臣的一直反对，纷纷上疏万历皇帝，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却迟迟没有册封之意，反而不断处罚支持朱常洛的朝臣。于是，册立太子的问题就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最终在李太后的干预下，万历皇帝还是册立了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但是整件事情仍然没有结束，万历皇帝一方面不断欺凌、打压已经被封为太子的朱常洛，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让朱常洵到封地就藩。于是又引发了朝堂内外以及后宫之中的第二次激烈争斗，这次争斗又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直至“晚明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的发生，朱常洛的太子之位也才算正式稳固下来，而郑贵妃以及他的儿子朱常洵，以及万历皇帝也都接受了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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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顺利登基，然而这个他与朝臣们耗费了近三十年才保住的“国本”与“正统”皇位，仅仅只坐了不到30天，泰昌皇帝朱常洛就去世了。而他的继位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明喜宗天启皇帝朱由校。

在整个“国本之争”的过程中，以顾宪成、叶向高为首的东林党人，是朱常洛的坚定拥护者，而这也使得他们将“拥立国本”作为自己的卓越政绩和突出贡献加以标榜，在朝堂之上的声望和地位也是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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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启皇帝登基之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为了争夺权势，随即对东林党人采取了残酷的打压和排挤。在此期间，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人在魏忠贤的授意下，编纂《三朝要典》，将矛头直指左光斗、杨涟、魏大忠、黄尊素等此时的东林党“大佬”，并以此对东林党人进行构陷与迫害，魏忠贤所领导的“阉党”集团进而把持了朝政。

然而，在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之后，随即扳倒了魏忠贤，重新启用东林党。但是事实证明，魏忠贤所领导的“阉党”不见得是一无是处，东林党也仅仅是自视清高，两者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相互攻击和斗争上，而这些都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以至于崇祯皇帝在临终前哀叹：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这其中最让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的也就是那些空谈误国，满口忠义，到头来却排着队向李自成投降的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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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朝堂之上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甚至没有“节操”的党争，起源就在于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如此纷乱的政治斗争将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彻底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但是，“国本之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崇祯自尽、明朝的灭亡而终止，这份影响已然延续到了南明的弘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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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明朝灭亡，“国本之争”随即进入了2.0时代。

当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到南京，自明成祖朱棣时期开始，在南京存续的那一整套六部九卿的行政体系随即正式启动，南明小朝廷也就此开始履行统御职能。

然而，南明小朝廷面临着一个最为根本的合法性问题，那就是没有国君，而小福王朱由崧便是此时最为合适的人选，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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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因为血缘关系。

崇祯皇帝自缢去世，他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而崇祯皇帝的亲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检有没有子嗣，所以只能从他们的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子孙中挑选，并且只能挑选与崇祯皇帝同一辈分的堂兄弟，毕竟还是要遵循“兄终弟及”的传统。而作为万历皇帝最为喜爱的老福王朱常洵儿子的小福王朱由崧，在继位顺序上，绝对是排在前列的。从血缘上来说，小福王朱由崧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另一方面便是目前其所在的位置。

万历皇帝的直系子孙，经过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政权的大肆屠杀，除了小福王朱由崧，也就剩下后来的永历皇帝朱由榔等极少数的人了，而他们也都在距离南京非常遥远的广西、云贵等地，短期内无法赶到南京。此时的朱由崧恰恰就在距离南京非常近的淮安暂避，因而可以快速达到南京登基，填补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空白。

所以，血缘近、距离近，使得朱由崧成为了登基称帝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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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再一次跳了出来，对于小福王朱由崧的登基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他们希望由同在淮安暂避的潞王朱常淓登基皇位，理由是潞王更“贤”。

潞王朱常淓真的如同钱谦益等人所说的那样“贤能”么？历史证明，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并且，东林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表现出了没道德、没底线的一面，因为他们撒谎了。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是严格禁止藩王与朝臣有任何联系，他们有可能互不相识，甚至有可能根本没有见过面，何来“贤能”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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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这样极力的阻止朱由崧登基，反而拥立根本不应该作为候选人的潞王朱常淓，终究为的还是一己私利，而根源正是在六十多年前的那次“国本之争”。

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中，东林党人坚定的拥护了朱常洛继位，而就此开罪了老福王朱常洵以及郑贵妃。作为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继位之后会不会将当年的事情来个旧事重提，重新对东林党人进行打击报复，这才是东林党人所关心的重点。而此时的他们已经全然放弃了“国本”的标准，未能像六十多年前一样选择坚守。

毕竟此时的南京，掌握朝堂话语权的还是东林党人，于是朝堂内外对于福王登基的反对之声也开始变得愈发的强烈，就连与东林党人颇有渊源的兵部尚书史可法，都以“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公开的反对朱由崧到南京登基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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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南京的东林党人却如同在北京崇祯朝堂上的东林党人一样，个顶个是“指挥家”、“演说家”，却没有一个“实干家”，除了煽风点火，也就剩下串联扯皮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到南京登基。面对着有了军阀势力支持的朱由崧，东林党人也只能接受了现实，也接受了小福王。

就这样，朱由崧成功在南京登基，成为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的皇帝。可是，基于“国本之争”所引发的对于朱由崧的反对声音，并没有因为朱由崧的登基而停止，新一轮的党争也在弘光政权的朝堂之上慢慢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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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之争”的延续，不断挑战者朱由崧的登基合法性，最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覆亡。

朱由崧在马士英等人拥立之下坐上了皇位，已然成为弘光朝堂之上权势最为显赫的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成员随即开始了对于东林党人的打压与迫害，以稳固自己的权势。

随后又有一件利器被马士英等人搬了出来，这件利器恰恰就是当年魏忠贤用以打压东林党时所修著的那部《三朝要典》。但是当时情势非常的危机，再加上朱由崧的阻拦，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还没有等到《三朝要典》重新问世，弘光政权就已经灭亡了，但是他们的这项举动立马引发了东林党人集团的高度警觉，进而引发了后来的一些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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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便是“南渡三案”的出现。

“南渡三案”指的是南明弘光政权时期发生的三大疑案，分别是“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

“南渡三案”的出现，其中与东林党人的策划和煽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次，不是对弘光皇帝朱由崧的能力问题提出反对，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朱由崧的真实身份以及登基合法性的问题。而这不仅仅让本就让风雨飘摇的弘光政权从内部丧失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加速了朝堂之上的分崩离析，更是直接动摇了弘光政权存续的根基。

在此期间，可以说弘光朝堂之上那个唯一的忠臣良将史可法，无奈的选择了“督师江北”，整个南明的朝堂之上更加是乌烟瘴气，而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进而将大权独揽，把持朝政，更加肆无忌惮的迫害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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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就引发了另一场危机，就是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的叛乱。

左良玉与东林党人侯恂的关系密切，并且受到过侯恂的举荐与提拔，在加上他拥兵自重，一人所统领的兵力就超过了江北四镇的总和，于是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对其非常忌惮，同时也想尽办法来打压、削弱左良玉。

在1645年3月，伴随着“南渡三案”之一的“假太子案”爆发，左良玉起兵造反，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向南京杀来，行军途中，左良玉病逝，由他的儿子左梦庚接任其位置，继续统领大军朝南京进发。

此时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急忙要史可法拨出兵力阻击左梦庚，而这直接导致了史可法的兵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进而无力抵抗清军对于扬州的进攻，最终扬州被攻破，史可法壮烈殉国，南京城危在旦夕。

而左梦庚又在被“江北四镇”军阀之一的黄得功击败后，索性直接率领所部的二十万大军向清军投降。而他所投降的对象，清朝的英亲王阿济格，此时所率领的军队，总数也就只有十万人左右。整个弘光政权存续期间，包括左梦庚、刘良佐等一众投降清朝的南明将领，一共为清朝贡献了总人数超过60万人的军队，这些军队在投降清军后，无一例外，都是马上调转枪口，将南明作为自己的进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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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南明弘光政权，内部是昏君加奸臣，还有依旧持续不断的党争，外部是拥兵自重，拒不服从皇帝指挥，却又成建制的投降清朝的军阀们，再加上又经历了“南渡三案”和左良玉父子叛乱的影响，此消彼长间，弘光政权已经是内忧外患，无药可救，被清朝打败也变为了必然的事情。

1644年5月15日，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南明弘光政权正式建立；整整一年之后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权正式宣告覆亡。

此时的江南大地上，不管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还是以阮大铖为首的 “阉党”成员，还是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将领，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向清军投降，甚至连那个东林党人认为“贤能”的潞王朱常淓，也选择了投降，这个时候宁死不屈、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奸臣马士英，却成为了“忠义之士”，不得不让人感到一种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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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年5月25日，在芜湖兵败被俘的朱由崧，再一次回到的南京。根据陆圻《纤言》中的记载：

“丙午，帝乘无幔小轝入城，首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箑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

“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

随即朱由崧又被押送至北京，一年之后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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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的一生只能用可悲可叹来形容。

1641年，李自成攻克洛阳，不仅将朱由崧全家屠戮，还将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做成了“福禄宴”。此时的朱由崧是家破人亡，依靠的是崇祯皇帝以及其他藩王的接济度日，俨然没有一个大藩王应有的规格和待遇。

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此时的朱由崧本应该凭借自己的血缘和身份，君临天下，号令江南，然而从这个时候开始，血缘和身份却成为了他最大的“缺点”。

正式登基之前，朱由崧就遭到了东林党人的强烈抵制，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而在登基之后，朱由崧又要无时无刻的面对对于自己身份的批判与质疑。而在清朝的史料中对于朱由崧也是寥寥数笔，甚至对于朱由崧，这位南明曾经的帝王的死，更是只字未提。根据《清实录》记载

“顺治三年五月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

而朱由崧就在这个“等十一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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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如此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朱由崧的亲爷爷，老福王朱常洵的父亲，万历皇帝朱翊钧，而这一切的起源便是六十多年前，因为万历皇帝一个“任性”的决定，而引发的那场“国本之争”。

也正是“国本之争”所带来的朝政动荡与党派纷争，坑跨了崇祯皇帝，坑跨了正统明朝，同时，也为南明弘光政权的覆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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