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极度不科学的“解释”，便是当时朝廷给的解释了，不过按道理讲，这也是封建社会能够给出的最好解释了，虽然理由不靠谱，但是朝廷的赈灾速度还是值得称赞的，自五月末起，乾隆就下令诸多地方开始增设流民的住所，给予赈灾的物资，由此可见，处在和平年代的乾隆八年，应急性还是很强的。

特别是六部，乾隆下令六部，纷纷设立安抚政策。

例如礼部，因为这一年还有苏禄国的使臣在北京，于是乾隆要求礼部一定要把解暑降暑的冰水、药物给准备好。预备物资中都含有了药物，也说明当时炎热已经有了致人病倒的例子了，这种病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整体的环境里的中暑人群太多，这样的中暑就会酿成灾祸。

而给予兵部的命令是在城门处增设“降暑点”，大量发放降暑的物资：

“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著赏发内币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

这就是针对北京城里的百姓所给予的福利政策了，这场炎热带来的是对大清赈灾机器的一种考验，总体来讲，从细节到大局，乾隆和官员们把控得都还是非常好的。

但有预防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却不是朝廷所能把控的。

旱灾带来的是绝望，收成已经注定没有了结果，很多百姓都成为了流民，收成无望，还在原地待着，那也只会被热死，于是他们便纷纷流动起来，可惜，流动起来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地方赈灾政策的保护，很多流民其实就是热死在路上的。

当时间来到七月份，温度持续攀高。

当时在北京城，有一名来自法国的神父，称之他为哥比神父，哥比神父在当时北京还是有很高的地位的，几位皇帝都曾接见过他，也就是带着当时西方测温技术的哥比神父，在乾隆八年的七月份，测出并录下了这一份震惊世人、后人的气温数据。

气温在七月二十日开始攀升，仅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左右，哥比神父所测量的北京地区的气温已经达到了41.6摄氏度，这个温度自古以来都是少有，而哥比神父所测量的仪器正是现代常见的水银测量法。

而且七月二十日不是顶峰，接下来的五日里，整个大清迎接了这场堪称三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气温，当时间来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哥比神父再次给出测量数据，下午三点的北京气温为44.4摄氏度，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峰值，但是知道很热，44.4摄氏度的气温，已经完全可以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了。

而早在七月十五日时，乾隆已经启程前往避暑山庄了，直到北京最高气温之时，乾隆皇帝本人都没有在紫禁城里。

到了七月二十六日，因为下了一场小雨，气温才有所降低，七月二十六日的气温是31.9摄氏度，不过相比正常情况，这个温度仅是表面看起来的解暑，因为连续几日的大热，现实环境依旧是让人坐如针毡，心也不可能静下来。

各地县志都有记载，在七月二十五日前后，有大量的百姓因为暴热而丧生，各地方官府迅速收敛百姓的遗体进行安葬，避免因为病变而造成的二次病毒灾难。

因为炎热而去世的人数已经不可考，这场旱灾折磨最严重的是北方地区，光是北京城，记载的丧生人数就已经过万，其他物资和政策远没有北京丰厚的地方更不用说。而其中在天津的某地方县志的记载中，就有这么一个描述：

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暍死。

墙壁如火烧，这都可以说是高温的正常现象，但是铅、锡这种金属出现销化，也就是因为高温而发生了化学反应，就真的是让人感到震惊了，虽然纯铅和纯锡的熔点不可能如此之低，但是应该是混合金属发生了软化，于是便有了这么骇人的记载，而也从这里反映了高温的事实，并不是无中生有。

但高温总会过去，天气使然是没有办法的，熬着熬着炎热天气就会过去了，最可怕的是旱灾之后的饥荒灾难，流民已经抛弃了原有住所，整个社会因此乱成了一锅粥。

就赈灾的数据来讲，仅仅是直隶地区受到波及的灾民数量已经高达两百多万，直隶地区奉命赈灾，面对的灾户有六十六万余户，人口有两百六十万，这里还不算流民，从外地而来的流民要高达了九十四万人，这都还是京城地区刻意压制、控制涌入之后的数据。

为了解决直隶地区的灾荒，清政府拨款一百一十万两，粮食一百一十万石，用以接济帮助灾民，办事的官员都设置了两百余位，可见形势已经是非常严峻的了。而大清的户部银库，据后世记载，顶峰时期也才存银一千一百万两，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天下旱灾足以把整个朝廷储备吸干。

但所幸的是，清朝是封建王朝的巅峰，也是农耕社会的巅峰，比起一味赈灾，清朝廷更注重恢复来年的生产，于是官府给出了诸多的经济复苏方案，拯救农业。在粮食上，清政府给予“无息贷款”，让心态崩溃的农民重拾希望继续栽种，另一方面，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以工代赈，让社会回到正轨。

这场炎热如人间的刀芒，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暗伤是吓人的。虽然自古以来因为灾荒而致亡的人数不少，可是直接被热死的，依旧是寥寥可数，甚至可以说没有，放到现代社会来说，被热死几乎成为了“传说”，可在乾隆八年的那个夏天，很多人就成为了这个传说的主角。

这场炎热其实也是大旱，直到几年的时间才平复下去余波，而乾隆皇帝在赈灾时所做的反应算是迅速，但是不能与北京城与共也让人对其无语，在大旱发生后，乾隆以用人不当的名义对一些官员进行了治罪，在当时的百姓看来，乾隆这样做，才是消灭了旱灾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