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冯熙运的人生与作为
冯熙运，字仲文，是我国近代的实业家和文史学家，1920年至1924年任北洋大学校长。他所处的年代，时局动乱，潮起潮落，他目睹国难，矢志新学，费尽辛劳，不图名利。担任北洋校长期间，他克己奉公，教学严谨，一丝不苟，在学校的基础建设和行政管理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他墨守成规，逆潮流而动，武力威胁进步学生，引起公愤，遂有“驱冯风潮”。言其一生，臧否贬褒，众说纷纭。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评价一个人，既不能罔顾事实，一味歌功颂德，为尊者讳，也不能只讲错误，以偏概全，全盘否定。今天我们对北洋大学的这位老校长也应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认识。
出身名门 家道殷实
清光绪十一年（1885），冯熙运出生于津门世家望族。他在同辈弟兄中排行第七。冯氏祖籍金陵（今南京市），世居金陵上元县冯家村，人丁兴旺，家道殷实。明万历年间其先祖冯大才仕官津卫，举家迁津，时历四百余载，因以津为籍。冯大才自幼习武，曾随戚继光转战各地，任彰武卫守备，处事公正，为官清廉，逝于任所，归葬天津十字街冯家祖坟。其后辈设馆教学，后又弃馆到海船上做佣工谋生，并由天津西头迁居三岔口一带。
到了第五代（大约在乾隆年间）略有积蓄，便从船主手中购得旧船，经整修后自营海船。到了第七代（大约在嘉道年间）家境日丰。冯家第七代尚权公创设成发粮店，冯家经营粮业自此开始。到1900年，已成为天津粮食业的大户，先后开设粮店十个。后又经营银号，先后开设敦昌、敦义银号。
冯熙运的祖父冯僧年是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为官贤明清廉，颇多政绩。在任期间每需家中送银两花用。这在当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确为罕见。其父冯海安，自幼喜读诗书，好经史、善诗文，而科举不利。不得已弃文经商，但仍雅好文史，读书不辍。对子弟教育极为重视。晚年自建书斋，题名“慎怀小室”，藏书浏览，徜徉其中以为乐。
冯氏家道殷实，致富后延续几代走出一条经商不弃文的道路。冯家多年来自立学塾，延师设教。冯僧年和冯海安父子都是儒商，多年靠儒家文化支撑家族。父子二人清楚地认识到，当国家腐败无能的时候，家族财产等于虚设，只有精神和文化才是不可掠夺的财富，子孙不可以仅靠祖业，必须各自成才，各有专长。
改入学堂 从习西学
冯熙运自幼年在家塾中读书。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深得塾师赞扬。当时尽管封建王朝已是强弩之末，但科举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人生之正途。其父也企盼儿子能应举中试，以偿己之夙愿。然而年轻的冯熙运思想开阔，志不在此。他目击清廷腐败懦弱，屡遭列强欺凌，丧权辱国。每耿耿于怀，苦思求国之本。他既不满意家塾讲授的“诗云子曰”，更无意应试科举，但封建大家庭的束缚一时也难以突破。
1900年庚子之役，洋人兵破天津，不但朝廷震惊，百姓士绅也颇受震动。如何维护国土，如何治国安邦？冯熙运乃利用这个时机，与志同道合的八弟熙敏毅然脱离家庭私塾，改入学堂从习西学，成为大家族中弃旧学从新学的带头人。既而九弟熙烈、十弟熙诒、十一弟熙纯、十二弟熙荣、十三弟熙铸和子侄辈均相继入学堂读书。
1901年，冯熙运考取天津官立中学堂。1903年毕业，是官立中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同年，考入闻名中外的北洋大学，攻读法律。由于北洋大学治学严谨，青年学子莫不以考上北洋大学为荣。当时正值庚子战乱后，北洋大学在西沽武库新址复课。一切教务仍由丁家立主持，仍然贯彻北洋一贯的严谨治学的方针。严格招生、严格教学、严格考试、严格纪律，对学生重质不重量，冯熙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与其相适。他经常出入图书馆，埋头读书，星期天休息日也很少回家。考试成绩均列优等，深受当时授课的外籍教授和丁家立先生的赞扬。
1907年，北洋大学堂选派他到美国留学。一同赴美的有马寅初、王云亭、郭登翰等人。到美后入哈佛大学继续学习法律。来到大洋彼岸，耳目为之一新。冯熙运深感维新救国必须学习科学知识，必须开阔眼界，广泛了解各国情况，了解不同社会的情况。他在美学习孜孜不倦，在较短时间内即取得较高的学分，其刻苦钻研的精神颇为人所称道。1909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成绩优秀，毕业论文获得的评价甚高。
通过学习，冯熙运深感以民主法制治国是国家富强之途，而封建专制则是国家腐败落后之源。对比之下，更觉学法之重要。冯熙运回国后，清廷按当时学制授予举人出身，他对此一笑置之。不久，清廷即被推翻。
弃官从教 接任校长
民国成立后，冯熙运曾任直隶省检察厅检察官。因其为人正直，精通律法，在检察官任上颇多政绩。这个职务是当时学政法专业的人求之不得的好差事，但他厌于官场酬酢，乃辞去检察官职务，于1913年应聘到北洋大学任教。
当时掌管学校教务的是校务提调王劭廉。劭廉先生治学严谨，作风严肃，是很有威信、很有声誉的校领导。冯在校读书时，王劭廉已来校任职，二人有着师生之谊。在劭廉前辈的领导下，冯更养成严谨努力、锲而不舍的作风。据北洋老校友们反映，冯熙运授课颇为得法。他学识渊博，且触类旁通，能在讲西学中联系我国史实。授课时认真，课下能为学生辅导。比起某些外籍教授来，有不少优点，深受学生欢迎。
1914年，王劭廉先生去职，教育部派赵天麟先生任代校长。赵天麟字君达，天津人。曾与冯熙运同在北洋大学攻读法律系，同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又同在北洋大学任教。赵天麟先生就职后，冯熙运更是尽其所能，一心想协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们在劭廉先生打下的基础上，努力改进学校管理，提高办学质量。他们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看到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觉得“好古”不可取，而“实事求是”颇有意义。“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不正是求学的原则吗？因此常以此四字勉励学生。1915年，赵天麟校长颁布校训——“实事求是”。在那段时间里，学校的各项工作均有进展。
1920年，冯熙运接替赵天麟，担任校长。冯熙运上任后励精图治，对经费精打细算，于1923年利用办学节约下来的经费建设了U形楼学生宿舍，使学生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先前北洋大学没有正式的学生宿舍楼，学生住宿是在原有武库的库房内，十分简陋。武库原有的大库房八座，有六座按天干排列为六个宿舍，每个宿舍内以比人身略高之薄板，断为上面敞开的几十个小间，中间留走道三条，每间只容一床、一小桌、一小柜和两个人站立之地，前面挂一蓝布门帘，居住条件不佳。
新校舍落成后，按当时的风气，施工单位决定对冯熙运校长有所馈赠，被他断然拒绝。他令施工单位用此款在校门外北运河南岸的大堤上广植桃树，建成本校师生和附近居民憩游之所。这些桃树栽下后，每值新春桃花盛开，桃红柳绿，景色宜人。相传，这里早在元代已是烟树葱茏。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天津，正值堤上桃花盛开，为这里的美景所陶醉，特上岸赏花，且立有“乾隆皇帝登临处”的碑刻。但到清末民初，堤上桃树已被砍伐殆尽。冯任北洋大学校长时，经其努力，堤岸重现昔日风采。校歌中“花堤霭霭，北运滔滔”，正是描写的这一景色，至今为天大学子们所传唱。
北洋老校友和春芳在回忆当时对北洋大学的印象时说：“我是1925年秋季考进北洋大学的。那时母校校址在天津北郊，运河西岸，地名西沽。校南数里长堤，有茂密的桃花林，春季桃花盛开时是津门游览胜地。从河边有两条小路通向学校的大门。进入铁栅栏大门，迎面就是一座庄严的教学大楼。楼中间一个穿堂门洞通往校内，门的上额镶着‘北洋大学堂’几个金色大字，气势雄伟，环境也十分清幽。”
顶风受命 逆流而行
冯熙运任北洋大学校长期间，正是京津学潮汹涌澎湃的年月。而北洋大学学潮更直接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学生对调整院系造成的后果的不满和当局与校方对学生所采取的恶劣手段。
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向教育部建议调整北大与北洋两校的科系，把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把北洋的法科并入北大，在两校之间来一个院系调整。专办工科的结果，导致这所大学后来降为独立学院。当年北洋大学校内弥漫着工科为主的氛围。冯熙运校长的屡屡遭拒，除却他对学生运动的强硬态度外，学生们认为此后专办工科不需要法科出身的校长，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而说起当时的学生，调整科系后苦不堪言。从北大拨来二年预科学生和北洋三年预科的学生同时进入本科一年级，程度显然不齐。北洋大学历来比较重视英文课，本科第一年的功课是和本校预科教学衔接着安排的，来自北大的学生自然难以随班听讲。他们一再向校方请求给他们作补习，使几门主要课程能赶上本班水平，但校方对此问题漠不关心。结果北大拨来的部分同学功课逐渐落后，势将掉队，十分焦急。这些学生与北洋的“洋框框”本来就水火不相容，而这一时期北洋大学的美国教员特别骄横，竟以从北京拨来的学生英文程度低为借口，大耍淫威。这部分同学忍无可忍，遂逐渐酿成反对美国教员专横的风潮。
由于北洋法科本科班己班学生正在准备举行毕业考试，冯熙运便暗中拉拢此一班学生22人，并联络一部分本科、预科同学，不加入罢课队伍，因此学生阵营走向分裂。在校同学即将这些法科同学的伙食停了，让他们无法留在校内，冯熙运遂与教育厅长王章祜密商，在河北黄纬路一家小旅馆给法科学生订妥房间，在一家小饭馆包好伙食，在种植园（北宁公园）内蚕桑传习所借好教室，暗中令这一班学生在校外住宿、上课和进行考试。1920年6月考试完毕宣告毕业，文凭由冯熙运署名。
除分裂罢课中的学生队伍外，冯熙运还对坚持罢课的学生施加压力，宣布不写“悔过书”者立即开除。当时由北京拨来的和原北洋的罢课学生共一百余人，约占全校学生之半数，全被开除，持续了二年的风潮，至此方告一段落。
学潮汹涌 被迫辞职
其后，冯熙运对压制学生变本加厉。而那些对学生粗暴无礼的美国教员也更加蛮横起来。经过“五四”运动，1920年至1923年考进预科的学生们在思想上日益倾向民主，再也忍受不了校方的压制。
驱逐冯熙运风潮的缘起，除因冯的保守、粗暴等管理者自身的问题所引发，更与当时学校的隶属权责关系、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不合时宜的学制等有很大的关系。
北洋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初期因师资匮乏，不得不大量延请外国教员，以致超过中国教员的数量，形成了以外教为主、中教为辅的师资构成特点。1920年6月法科停办之后，北洋大学转型为一所专办工科的理工类大学，其办学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北洋大学以严格闻名，同时因历史传统所限，学校管理方面相对保守，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相对滞后的学校制度也亟待改革。“五四”以后，北洋学生的课余活动更为丰富，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思想的解放也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他们不再拘泥于学校成规和现实的羁绊。
驱逐冯熙运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拒绝改良学制。1922年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制，新学制案经明令颁布后，国立各大学，如东南、交通、北大以及其他各国立专门学校，均已照章实行选科制：修满若干学分，即为达到毕业标准。学生对于学科既有选择余地，偶有一两门考试未能及格，仅须补习该门课程，而其他各门仍可升级。新学制实施以来，师生称便。但作为国立大学之一的北洋大学，对于这一新学制充耳不闻，继续执行本校的老规定：哪怕仅有一门功课未能及格，也必须补考通过，否则新学年必要留级。按照此种规定，因为一门功课不及格而重新就读上学年课程的，不在少数。当时全部顺利完成考试课程的学生仅占百分之五十，学生因单科不及格，就要重新再念一年。学生急切盼望实行学分制，以减轻负担。
冯熙运掌校以来，实施奖励成绩优秀学生的政策，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85分的学生，可以免缴下学年的学费及住宿费。而且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也许冯熙运奖惩分明，赏罚有当，但如按此办法实行下去，留级重念者可能越来越多，长此以往学生留级不仅自己难堪，校方亦无光彩。
“驱冯风潮”起于1924年1月。有报道说：该校学生深感北洋学制造成的痛苦，亟图改革，曾推各班班长向代理校长要求改用新制。校长以经费不足，暂时不能举行，俟有款时再办。该校学生以校长无圆满答复，乃于二十五日晚间，开全体大会。随后，学生们请愿省议会，控告冯“摧残学生”“剥夺学生种种自由”，他们以驱冯为斗争焦点，列举冯熙运蛮横、顽固、腐化等恶行，推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冯伙同军警以种种手段压制学生，竟将主张激烈的学生数人开除。被开除之学生多数为预科及本科低年级之学生，由此更加激化了矛盾。全体学生决定罢课，结队到北京向教育部请愿，声势浩大。
直隶省当局即以破坏治安、蓄有政治阴谋等言辞，污蔑学生，并与北京军警联络，驱逐赴京的学生，不准在京逗留。至于冯熙运，人们对他不提请辞职纷纷发出警告，他觉得不能硬干下去了，遂于1924年11月主动提请辞职，学机械出身的刘仙洲继任北洋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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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洋大学后，冯熙运出任开滦矿务公司法律顾问，同时兼任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耀华玻璃厂等八大企业的董事。
1938年，他的同窗、好友赵天麟因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被日本特务杀害。冯熙运闻之悲痛欲绝。
冯熙运崇尚知识，勉励子弟勤奋读书。在他的带动下，冯家二十多人毕业于北洋大学，除其胞弟“洋翰林”、北洋著名教授冯熙远外，冯家从事教育的后代子孙非常多，被天津人称为“教育之家”。他们的弟子遍及全国，这些人才对天津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均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冯紫墀，192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系，后任教于南开中学及铃铛阁中学。曾任天津平安影片公司、大观园、小梨园总经理，对天津电影业颇多贡献。又如冯孝绰，在20世纪30年代任天津第三民教馆馆长，精于诗词戏曲，长于地方掌故，为昆曲大家。
冯熙运工余之暇潜心研究文史，喜书法、善篆刻、好收藏，收藏多为字画、扇、砚等，曾治印多方送亲友。晚年尤酷爱近代名人书画，曾收集华世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等人的书法，南张、北溥、齐白石、刘奎龄等人的绘画。对于非闇的仿宋花鸟、吴奇珊的西法国画也很喜爱。
1951年，冯熙运病逝。在遗嘱中，他让子女将其收藏捐赠给天津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
图①冯熙运
图②位于西沽的北洋大学
图③北洋大学学生冯熙敏（冯熙运之弟）、王正黼等通过殿试被授予进士与实官
图④北洋大学校徽
图⑤北洋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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