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镭:刀哥错选的《水浒传》,果然是历史悠久的禁书|书故事⑪

原标题:余少镭:刀哥错选的《水浒传》,果然是历史悠久的禁书|书故事⑪

【绿林无法招安】35×35 纸本水墨|河夫作品

余少镭按

这次“佛系公号部落”联手写书故事,我抽到的是“焚毁之书”。焚书坑儒之前已写过,不便重复,只好深挖了《水浒传》一书的遭遇,作为此次活动的终结篇,阅后即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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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人只说三分话

见鬼全抛一片心

为统一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其中,禁毁书籍属常规操作。最有名的,当数秦始皇【传送门】 。而另一次大规模烧毁书籍,发生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乾隆以编纂《四库全书》名义,在全国查抄、收缴各种不利于满清统治的书籍,最后销毁了近180种书籍版片共8万余块,直接烧掉的书,差不多15万册。

打着文化建设的旗帜进行文化灭绝,应该是这位“十全皇帝”最伟大的发明了。

除了这些集中的、大规模的销毁,也有一些书,因为被定性为“诲淫诲盗”,怕它会教坏人民,从它面世起,几乎在每个朝代都会被烧毁一次。

最典型的一本,就是《水浒传》。

水浒的成书时间,现在学界公认的,是元末明初。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两百多年,它都平安无事。民间有传说,施耐庵原来只写了七十回,到英雄排座次就结束,朱元璋读了,勃然大怒,抓了施耐庵,准备杀掉他;刘伯温为了救施,暗示施的弟子罗贯中续写,让梁山好汉被招安,为皇帝效力,这才救了施耐庵一命——听起来很精彩,可惜只是传说,朱元璋在位期间,虽也曾有过禁杂剧、禁歌舞、禁小书 (弹词)的相关圣旨,却从未具体对哪部小说或戏曲下过禁令。

此后,明成祖禁过“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明英宗销毁过《剪灯新话》等讲述怪异、艳情之事的小说,甚至还禁唱过“妻上夫坟曲”(小寡妇上坟),而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民间盛行的话本小说,却从未听说过有禁令。

可是,到了崇祯朝,《水浒传》首先出事了。

水浒出事的原因,倒不是皇帝或哪位朝廷官员发现它有思想问题,而是,居然有人以这小说为脚本,真的就在梁山一带搞事情。

这人叫李青山,山东寿张县李养渔人(现梁山县杨营镇耿楼村),据《明史纪事本末》载,李青山“本屠人,乘饥啸聚数万人,屡寇兖州”。寥寥十四个字,只说他本来是个屠夫,趁着山东各地饥荒,啸聚几万民众,经常在兖州一带打家劫舍。

《明史·张同维传》这么说:“崇祯十四年夏,山东盗起,大盗李青山众数万,据梁山泊,其党分据韩庄等八闸,运道为梗。”点明了“梁山泊”,因为这里是水运的咽喉所在,漕运粮船到了这里,得排队等河道蓄水才能过闸,这就给了李青山“劫漕”的便利,就是跟宋朝的梁山好汉一样,劫夺花石纲生辰纲。不过,他并不是全部劫走,而是对每艘过境粮船只抽三成,可持续发展。

【李青山截漕】布面油画 205×300cm|薛堃(图片来自网络)

占据梁山,劫掠漕运,这不仅仅是李青山和宋江之间的巧合,他的目的,还在于复盘宋江的人生,就像南宋初年那句著名的民间俚语说的一样:“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还是据《明史·张国维传》载:“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谒之,言率众护漕非乱也。延儒许言于朝授以职。”

周延儒原来当过崇祯朝的内阁首辅,后来被人排挤而告老,崇祯十四年,全国形势一片大乱,崇祯又起用周延儒,就在他奉诏北上,经过梁山一带时,李青山闻讯,亲自求见,向朝廷告白。

这剧情,跟宋江派吴用前往济州参见宿太尉一样一样的,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嘛。

清初宋起凤的笔记野史《稗说》书中,详细写了李青山对周延儒说的原话,可供参考:“我辈身处父母之邦,邀结子弟,无非守此土以外御耳,相公归朝,乞奏请青山等罪犯,赦其往而录之,愿自当一御耳,为天子捍出左臂,众所望也。”

我们聚众并不是为了谋反,还是想为国家出一分力的,请大人代向天子转达,原谅我们犯过的错,我们愿意为朝廷效犬马之劳。

周延儒能当到内阁首辅,当然是条老狐狸,忽悠李青山说:“你放心嘞,就算系一张厕纸,一条底裤,国家都有佢嘅用处㗎” (《国产凌凌漆》台词)

但一离开梁山,他就为朝廷出谋划策,怎么剿灭梁山贼冠。

可怜了李青山,卿本贼人,奈何想作官,久盼朝廷的甘露不至,就像一个被人冷落的熊孩子一样,变本加厉,疯狂劫漕,逼朝廷来招安。

崇祯朝官员李清写的《三垣笔记》,提到李青山时,这么说:“及岁终,青山塞安山闸,凿河十里通梁山,驱漕舟并系漕去焚掠近临清,意在胁招。”

“意在胁招”,真真是讽刺极了,我本将心向明主,奈何明主照沟渠,不给糖就捣蛋,哼。

这就是找死了。

崇祯先后派张国维等督师前来围剿,几万农民军很快就被消灭殆尽,李青山招安不成,最后被“献俘于朝,磔诸市”,就是抓到北京,献给皇帝,然后当众实施肢解极刑。《三垣笔记》里说,要押去执刑时,“众贼云:许我做官,乃缚我耳?”不是说要给我们官做吗,怎么还绑我们?《稗说》中则这么说,要绑去开刀时,“青山等伏阙恸哭,曰:‘臣等率众来归,欲为国报效,不意为奸相诱执,今天下用兵,陛下再无招抚信哉!’上不听……”

真是早知今日,何不当初,所有妄想先当反贼再受招安者,醒醒吧。

在李青山功败身死之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即上奏本,请焚毁《水浒传》:

李青山诸贼以梁山为归……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 ,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大意是说,梁山并不是什么天险,但李青山以它为根据地,主要是因为《水浒传》这个大IP,怎么样一边破城劫狱,一边说我要受招安,里面都有详细教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贼书”,李青山虽然已被灭了,恐怕那里还有人有样学样,所以,只要这书在,它就会贻害人心,太可恨了,非禁毁不可!

这样的脑洞,也只有这样的官员能开,按他这逻辑,《西游记》更恐怖,因为里面也有详细教怎么七十二变、怎么驾筋斗云的详细教程,要是哪个刁民学会了,一人就能敌十万天兵,让朝廷怎么破?

要知道,李青山虽然号称有几万之众,到底有多少人实在不知道,他的影响,根本不能跟比他还早一点造反的李自成、张献忠比,可左懋第递刀一个多月后,崇祯还真为禁毁《水浒传》下了一道诏令,晓谕各地方官在辖区内张榜告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者,速行烧毁,不许隐匿。

可以想象,禁令一下,全国鸡飞狗跳,烈焰腾腾,藏有《水浒传》的,谁敢不乖乖献出,万一真有人藏起来不舍得烧毁,肯定也有人告密,于是抓人、抄家……就跟五六十年前一样。

可以,禁书容易镇反难,烧毁《水浒传》两年之后,比李青山气势更浩大的李自成,不用模仿哪本小说便打到北京,原来忠心耿耿的朝廷大臣争当带路党,为闯军打开城门,崇祯皇帝只好溜出神武门,爬上煤山。临走时,他没忘顺走一条白绫。

这结局,倒是比《水浒传》里面的皇帝宋徽宗要好一些。

至于《水浒传》这书,倒没有因为被崇祯禁毁就真的消失,所谓野火烧不尽,书商刷又生,满清入关,顺治康熙雍正把精力集中在禁止各种“淫词小说”,以正风俗,无暇顾及水浒三国等。但像《水浒传》这种有“反骨”的书,注定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果然,到了乾隆十八年,“十全皇帝”在兴文字狱的同时,终于把眼光扫向了水浒。

刚开始,乾隆只是禁译,即禁止把《水浒传》翻译成满语(同时被禁译的还有《西厢记》)。他在上谕中说,满洲人习俗纯朴,天性自带“忠义”成分,原来是不识字也不读书的,入关之后,才学汉文,康熙帝为了让满洲人也了解中国历史,才下旨将四书五经等经典翻译成满语。但有些不法书商趁机将《水浒传》《西厢记》等“秽恶之书”也翻成满语,带坏了我们纯纯的满洲人,实在可恶,所以,全国查禁,发现即烧毁(包括书的原板片),“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大臣是问”。

怕了吧。

但这只是对翻译版而言。第二年,乾隆就下旨全国查禁原版《水浒传》了,因为他觉得,“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不但书要禁毁,相关的水浒戏也不许演。

查禁《水浒传》的同时,也是乾隆开始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他这上谕一下,全国官员肯定不敢怠慢,于是,民间的《水浒传》,又再次被烧毁一空。

神奇的是,《水浒传》还真就像书里那些梁山草莽一样,生命力极强,经过崇祯和乾隆的两次大查禁,民间依然还有火种在。于是,到了咸丰朝,这书又迎来一次大烧毁。

咸丰元年,即公元1851年,七月,皇帝又下旨,要求地方官对《水浒传》“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这一次的起因,也跟明崇祯一样,湖南省内各地“教匪充斥”,冒出各种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等,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用两本书“传教惑人”,一本叫《性命圭旨》,另一本就是《水浒传》,而且,他们所居之处,也照抄水泊梁山,叫“忠义堂”。所以,皇帝认为,《水浒传》这书“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农民革命运动高涨阶段,就是统治阶级禁毁小说戏曲最疯狂最反动的时候。”

别紧张,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它出自《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之前言,作者王利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那么,明清皇帝接力禁毁《水浒传》,当时的老百姓怎么看?“施耐庵加油!”“罗贯中挺住!”“支持施耐庵,就是站在人类一边!”

No,你想多了。

对老百姓来说,书是用来听的,能看书的极少,这本来就是一本闲书,有得听就听,朝廷说禁,那它肯定就是一本坏书,犯得着吗。

不但如此,有话语权的文人,不少还是站在朝廷一边,支持禁书的。随便抄几段:

“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明·袁中道)

“水浒一编……安得罄付祖龙(就得让秦始皇把它们烧了),永塞愚民祸本。”(明·郑暄)

“施耐庵水浒一书,首列妖异,隐托讽讥,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哨聚之端,害人心,坏风俗,莫甚于此……”(清·龚炜)

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舆论上的口诛笔伐,不过都是为了证明,水浒这书太坏,朝廷为百姓着想,早就该禁了。

更有甚者,编排了《水浒传》的作者遭报应的传说,比如“罗贯中子孙三代皆哑”、“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甚至李贽的自杀,也是他批注水浒的报应。在明清文人笔记中,这种调调屡见不鲜。

不过,他们倒还没下作到追杀施耐庵,塑罗贯中跪像;也不见有谁说,《水浒传》的出版,是金国或蒙古的阴谋,书里把大宋写得这么黑暗,明显是在为金国和蒙古灭宋递刀子。

从屡遭厄运,到被列为“四大名著”,《水浒传》的命运,比书里的内容还精彩。二三十年来,《水浒传》一直都是教育部定的“中小学生必读书目”,地位当然今非昔比。但也别高兴进太早了,最后一则跟《水浒传》有关的新闻,是六年前,即2014年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滨认为:《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

别笑。反正《陈涉世家》已经滚出教科书了,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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