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图腾制度》到《菊与刀》：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
【编者按】
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历史学教授，专攻情感史、感官史等，在《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一书中作者梳理了从启蒙运动到大众传媒时代，从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到奥巴马写给女儿们的信，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梦工厂的《怪物史莱克》的情感史历程，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催化作用，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情感的处理方式亦存在差异。本文摘编自该书《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一节，由澎湃新闻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虽然涂尔干的确探讨过遥远的民族，但他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长途的旅行。他的研究建立在现有的人类学研究之上。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表征”（包括仪式及其功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对情感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1912年，他写道：
哀悼并不是个体感情自发的表达。亲属们流泪、悲伤、虐待自己，并非是其本人感受到了死去亲人的影响。当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真实地感受到其表达出来的遗憾之情。但一般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情感与参加仪式时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并没有什么联系。当失声痛哭的人完全被悲痛所占据时，倘若有人向他们说起一些带有世俗趣味的事情，他们通常会即刻换了一副面孔和声调，开始谈笑风生，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因此，哀悼并不是因为骤然失去亲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一个人流泪，不仅仅是因为他很悲伤，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出于对习俗的尊崇，他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仪式态度；可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却与他的感情状态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种义务经由神话的和社会的惩罚做了规定。例如，他们始终确信，如果某个亲属在哀悼死者的过程中没有做到恰如其分，死者的灵魂就会步步紧随着他，直到把他置于死地。
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进一点，就会发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对社会面具和“真实面孔”或个性的区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体现了涂尔干对仪式的理解。而且，如果没有涂尔干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情感的仪式化解读，当今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我们回到涂尔干和他对宗教的研究。对他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行为者在促进共同体发展的固定社会规则下的运动。宗教也意味着宗教仪式和集体情感爆发的“沸腾状”。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古斯塔夫·勒庞的影响。
20世纪法国人类学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和马塞尔· 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一样，他也受到涂尔干和德国传统的影响，因为在1941—1948年，他在美国期间受到了弗朗茨·博厄斯的影响。此外，他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他在纽约时曾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合作。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结构主义教父索绪尔的作品。
在20世纪50年代末回到法国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图腾制度，进而研究宗教和情感。在他之前，不同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基于“原始”民族和图腾（通常基于动物起源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发展出宗教理论。涂尔干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图腾表明，宗教生活始终与共同体有联系，涉及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的使用并不代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认知操练，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抽象化是罕见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所有关于图腾的重要作家—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和克罗伯（Kroeber）——都把图腾追溯到情感，也就是认知的对立面，因此放弃了任何提出一个科学解释的机会。列维—斯特劳斯指出：
【编者按】
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历史学教授，专攻情感史、感官史等，在《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一书中作者梳理了从启蒙运动到大众传媒时代，从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到奥巴马写给女儿们的信，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梦工厂的《怪物史莱克》的情感史历程，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催化作用，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情感的处理方式亦存在差异。本文摘编自该书《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一节，由澎湃新闻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虽然涂尔干的确探讨过遥远的民族，但他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长途的旅行。他的研究建立在现有的人类学研究之上。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表征”（包括仪式及其功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对情感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1912年，他写道：
哀悼并不是个体感情自发的表达。亲属们流泪、悲伤、虐待自己，并非是其本人感受到了死去亲人的影响。当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真实地感受到其表达出来的遗憾之情。但一般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情感与参加仪式时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并没有什么联系。当失声痛哭的人完全被悲痛所占据时，倘若有人向他们说起一些带有世俗趣味的事情，他们通常会即刻换了一副面孔和声调，开始谈笑风生，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因此，哀悼并不是因为骤然失去亲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一个人流泪，不仅仅是因为他很悲伤，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出于对习俗的尊崇，他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仪式态度；可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却与他的感情状态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种义务经由神话的和社会的惩罚做了规定。例如，他们始终确信，如果某个亲属在哀悼死者的过程中没有做到恰如其分，死者的灵魂就会步步紧随着他，直到把他置于死地。
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进一点，就会发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对社会面具和“真实面孔”或个性的区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体现了涂尔干对仪式的理解。而且，如果没有涂尔干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情感的仪式化解读，当今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我们回到涂尔干和他对宗教的研究。对他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行为者在促进共同体发展的固定社会规则下的运动。宗教也意味着宗教仪式和集体情感爆发的“沸腾状”。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古斯塔夫·勒庞的影响。
20世纪法国人类学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和马塞尔· 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一样，他也受到涂尔干和德国传统的影响，因为在1941—1948年，他在美国期间受到了弗朗茨·博厄斯的影响。此外，他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他在纽约时曾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合作。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结构主义教父索绪尔的作品。
在20世纪50年代末回到法国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图腾制度，进而研究宗教和情感。在他之前，不同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基于“原始”民族和图腾（通常基于动物起源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发展出宗教理论。涂尔干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图腾表明，宗教生活始终与共同体有联系，涉及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的使用并不代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认知操练，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抽象化是罕见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所有关于图腾的重要作家—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和克罗伯（Kroeber）——都把图腾追溯到情感，也就是认知的对立面，因此放弃了任何提出一个科学解释的机会。列维—斯特劳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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