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算，从量级来说是2009年4万亿的计划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而且这种经济刺激手段，最好有利于长期的增长，不能留下难以化解的政策负担。

那这样的经济刺激从哪来呢？一般看来，政府可以动用的刺激手段当然很多，比如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

徐远老师分析说，这些政策都有各自的限制条件，并不一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比如财政政策从2015年开始，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已经越来越大了，再有新的债务压力，可能会无法承受。

更何况，即便有钱，又能花在哪呢？传统的情况，地方政府花钱是花在基建项目上，但道路、县城甚至乡镇的基础设施都建得差不多了。

现在很多人会提到新基建，可大规模投入新基建也要谨慎，因为技术的迭代有自身的规律，技术的成熟也有自己的节奏，推进太快，容易走弯路，甚至前期的投入可能打水漂。

货币政策空间也不大，原因是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稳定物价，控制通胀。每年央行的通胀目标是3%左右，但是今年1月和2月，通胀率都已经超过了5%，要在后面三个季度里发货币刺激经济，同时又把全年通胀控制在3%以下，不容易实现。

面对这么多限制条件，徐远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探索性建议，就是在大城市的都市圈里，大规模建设安居房，就是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低价住房。在他看来，这项建议既能解决短期需求，又能兼顾长期增长，还有利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他算了一笔账，从短期来看，如果每年新建1000万套安居房，套均面积50平方米，套均投资1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直接投资10万亿。这么大规模的新增投资，必然会带动关联投资，释放更多的刺激。

即便按照保守情况估计，安居房承接了目前一部分已有的房地产需求，带来的新增投资也能有4万亿-5万亿规模。这意味着，房地产投资领域在一年内净增30%-40%，根据以往经验判断，这会带动GDP 3%的增长，能解决短期经济重启的问题。

从长期来说，如果每年建1000万套安居房，那么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都能有保障，起码能托住经济增长的下限。

你一定感到惊讶和难以置信，这么多房子，给谁住？大城市已经够拥挤的了，这不是让政府补贴花钱吗？

首先，这么多房子给谁住？徐远设想的居住对象，是在大城市打拼的中低收入流动人口。目前，全国农民工的总人口在2亿左右，算上他们的家庭和未来进城的农民工群体，这个数量会达到3亿-4亿人。安居房解决的，就是这部分人群的住房问题。

这部分人群常年在大城市打拼，但是由于房价和生活成本的问题，常常需要大规模流动。这种流动既浪费时间和资源，也不利于这个群体形成对居住地的情感认同。

所以，应该满足这个群体的安居需求，凡是在大城市就业且没有住房的人，不限户籍、不限学位，只要在当地缴纳社保达到一定的年限，就应该有在当地购买安居房的资格。

为了避免炒房，安居房应该按照40-60平方米的小户型修建，并且应该纳入城市居民的购房限额里。买一套安居房会占一个购房名额，中高收入人群就不太会优先选择买安居房。

那建房的地又从哪来？徐远提了一个思路，在大城市内部本来就有一些利用效率不高的空间，比如说低效的工商业用地，甚至是一些科研用地，这些土地都可以转化成安居房。而且安居房的选址最好是在城市的近郊，因为远郊交通生活不便利，建成了也不一定有那么大的需求，反而是基础设施的浪费。

同样的道理，建安居房的城市，应该是人口流入量高的大城市，而不是小城市。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钱从哪来？政府的财政压力本来就不小，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安居房建设上哪去找钱？他提倡的是依赖或者撬动市场和商业力量解决问题。

比如在开发的方式上，主张商业化运作。政府管土地供应、监管质量和各种配套，实际开发还是由商业公司来做，政策的细节设计得兼顾流动人口、商业银行、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四方的利益。

在租售的模式上，按照商品房的模式来销售，而不是租赁，因为如果采用销售模式，资金回笼快，开发商拿到钱可以很快去开发下一批安居房。相比之下，租赁模式的管理和运行成本很高，资金回笼太慢，不可持续。

在购房的方式上，要考虑商业的可持续性，安居房也不能完全是福利，购房者应该支付首付，并且首付比例不能太低，比如20%。贷款利率可以优惠，但是仍需要购房者有一定的支付能力，这样商业银行的风险才不会太高。

现在我们讨论经济刺激，都觉得政府要拿钱出来，但徐远教授考虑的是，怎么能让政府用最少的投入，撬动最大的商业力量，让市场的飞轮转动起来。

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设想的经济刺激政策，但徐远觉得，如果能借此机会解决农民工群体的居住问题，那这个群体将会成为城市未来的“新市民”，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

这个建议可行性如何，现在不好判断。不过大多数人面对冲击，考虑的是如何重建旧秩序。而高手面对冲击，考虑的是怎么能开拓新思路，给所有人一个更好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