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文

甲

甲照：侧坐照片

图片来源：

The Far East: A Monthly Journal

美国哈佛大学Houghton Library藏

沈冬摄于2011年8月22日

甲照是所有争议的原点，照片中人物身穿全套清代官服，面容严肃、端然侧坐，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沈葆桢真容，广泛被当代许多研究专著、媒体报导引用。

马、沈二位教授皆对这张照片目前所知最早见于1876年8月出版的杂志The Far East: A Monthly Journal（《远东月刊》，以下简称《远东》），无有争议，是幅照片出现在该杂志页38的对页（图片所在页未编页码）。

2007年，这本期刊出现在拍卖会，才让大家注意到图片下方的说明是“Hsü-jun-chih Tsang-chiang: A Chinese colonel of Infantry 徐润芝参将”。

这一新发现令学界震惊，难道此张普遍认知的沈葆桢像并非沈氏，而是另一位清代武官？这也是马幼垣教授关注此事并撰文阐述的缘起。

《远东》中对这张照片的说明迟至该杂志第47页，“马文”中写道：

“这条说明虽不算短，却以中国陆军当时的状态为主，与像主有关的只是开头几句……这几句浅近的英文……点出像主是官阶为参将的陆军军官徐润芝就够了。至于徐润芝的生平事迹，除非遇到天赐良机，不必费劲去寻觅了。参将这类中级军官在清朝数目繁多，倘无特别行事是很难留下个人记录的。”

那《远东》为何要刊登一个几乎无事可述之人的照片？“马文”对此的回答是：

“这类杂志的卖点在于满足西方人士对东方事物的好奇感，故有刊载样本人物照片的必要。在《远东》新系列其他各期不时见到广州少妇、北京少妇、四川家庭、台湾土著、路人吵架、蒙古兵、乞丐、冬天渡冰河情景、尼姑之类不必记下像主姓名的照片……在解说这张徐润芝照片时，《远东》声明他穿的是反映官阶的官服，作用同样在于提供样本，显然重点不在此君本身有多少可述之事。”

至于《远东》有无可能误植徐润芝之名于沈葆桢的照片上？“马文”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顾虑，他相信《远东》的诚信程度是可靠的，且“这期《远东》出版时，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已一年多了。对于这个等级的重臣，一份在日本横滨刊行已经几年的期刊总不致错认至此极端程度。”

“马文”相信《远东》是这张照片的源头，且是他们自己所摄。因为“《远东》是很特殊的刊物：文字是印出来的，照片则全是逐张用原物粘贴上去的，整套期刊没有一处例外。当时有用照片来制版，然后印刷的技术，但没有用照片大量复制照片的技术。……很明显，《远东》所用的照片全是自己拍摄，或安排他人拍摄而能随意使用底片。”

而“刊登过的照片很少有再用的机会，底片遂卖给别人，这就是十多年后于雅乐可自巴黎伯特德买到那张照片的原因。或者《远东》停刊后（该杂志于1878 年停刊），社内的底片辗转流入伯特德那类商店里去。”

这也就更加坚定“马文”从一开始就坚定的那点：“采自《远东》的‘甲照’（以及根据于书的‘己照’）的像主是驻守北京地区的中级军官徐润芝，不是历任船政大臣、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女婿沈葆桢。”

对于“马文”中一句带过的不甚重要的“反映官阶的官服”，却成为“沈文”采取反驳的最重要的“证据”。“沈文”中写道：

“如依‘甲照’说明，像中人为一名‘参将’……清承明制，在官服前胸后背以‘补子’纹样区别官阶高低，据《清史稿》所述，参将为武官正三品，‘补子’理应绣上张牙舞爪的豹子。然而，‘甲照’像主胸前所绣……是属于文官的‘飞禽’。由此而言，像主绝不可能是武官，而应是一位文官。‘甲照’的图片说明虽也指出像主胸前的‘补子’代表了其官阶品级，而编辑却未深入考订‘补子’纹样的代表意义，于是弄出了这样‘以文作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笑话。”

“‘甲照’的像主毫无疑问是位文官，虽然‘补子’上‘飞禽’的形貌不甚清晰，与清代一品仙鹤补子实物对照之下，两者颇为近似，可知像中人物应是一位官居一品的大员，当然也可能是沈葆桢。”“沈文”称。

“甲照”胸前补子与一品文官仙鹤补子实物对照

“沈文”随后深入分析两书的著作性质、作者（编辑）背景、撰作方式等，认为《远东》刊载的数据未必可靠。因为“甲照”刊登时，“正值创办人Black日本事业重大挫折之际，初到上海，根基未稳，对中国了解显然不足，以至于将一张明明是文官的‘甲照’误认为武官参将，如此‘以文作武’是‘甲照’的根本失误。”

同时，“沈文”也写道：“‘甲照’现藏于大英图书馆，收于2008年出版的《1860-1930：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原件注明为‘Hsü-jun-chih Tsang-chiang,a Chinese colonel of Artillery, c. 1870’。与‘甲照’相比，缺少了‘徐润芝参将’几个中文字，原件也没有摄影师之名，仅标注‘photograph for ‘Far East’magazine’，表明这是出自The Far East的照片。该照片‘以文作武’的错误依旧，可知Black一以贯之，从开头就弄错了。”

据上所论，“沈文”认为“‘甲照’绝不可能是一位武官‘参将’，应是一文官。马幼垣先生不察，一口咬定此照即是武官徐润芝，是个令人遗憾的疏漏。”

乙

乙图：官服立像

图片来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沈冬于2017年6月30日向台北故宮申请复制

“马文”中认定了“甲照”那个丰满而无须的像主是光绪初年驻守北京地区的参将徐润芝，但他对沈葆桢有否照片或画像存世这一问题是持肯定答案的，“而且可选用者不止一张”，其中就包括“乙图”。文中写道：

“内地以外的刊物有两张刊行几年，早为人所知的沈葆桢画像。其中‘乙照’，见林崇墉（1907—1983）《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年）的书首插图部分（无页码）。林书虽出版了20余年，内地学者却很少引用此照，是罕见之一例。”

“这本书是林崇墉的遗稿，不算真的写完，起码未作最后修订。书首的各张插图或为原稿的一部分，或为出版社所添入已不可知。那张沈葆桢像（‘乙照’）当是画像，而非摄影品。问题在于书中没有交代其来源，也许只能视为家族流传之物。”

对于“只能视为家族流传之物”的这个判断，“沈文”认为这是误解，作者在文中分析指出，这幅画像是《紫光阁功臣像》之一，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名为《平定粤匪功臣图像》，文物说明如下：

“平定粤匪功臣图像，清不著绘人、清末纸本彩绘。光绪年间，为表彰曾国藩、沈葆桢等四十二位平定太平天国功臣的功绩，将其画像图绘于册，为左右对幅式册页，每幅宽80.5 公分，高59.2 公分，纸本设色，上绘兩位身着朝服的功臣，左下方开列被绘者姓名、职衔、勇号、谥号。”

“沈文”断定：“‘乙图’的沈葆桢官服立像，其实是由清朝政府下令绘制的纪功图像，原图左下角清楚注明‘赠太子太保原任两江总督一等轻车都尉谥文肃沈葆桢’。”（因认为此像的绘制时间及背景缘由，与“丁图”有关，“沈文”中的观点在后续论及“丁图”时将再作补充。）

丙

丙图：沈文肃公真像

图片来源：

台南郑成功文物馆藏

沈冬摄于2016年5月30日

“马文”认定“丙照”乃沈葆桢的真容：

“‘丙照’收入庞百腾（David Pong）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的书首。这幅画像的来源亦同样不详，但看来是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展览品。迄今尚未见有内地和台湾学者自这本由世界顶尖大学的出版社刊行已十多年之书取用这幅画像。两岸学界同样裹足不前之程度由此可见。”

“马文”认为，“丙图”的像主，眼神异常锐利，炯炯有神，且比之“乙图”像主横扁的鼻子显得更为尖挺，“除非乙、丙两照画的都不是沈葆桢，不然‘丙照’的那个瘦削的像主是沈葆桢的可能性应较‘乙照’高多了。”

“马文”作者在和治中国海军史的学者陈悦讨论之后，提及：“陈悦也倾向相信‘丙照’那个瘦削，颧骨高，目光炯炯，鼻子尖挺，留些胡子（他的山羊须尤其令人注目）的像主才是沈葆桢。”因为沈葆桢一向健康不佳，正符合了这位像中人物瘦削的外型。

“沈文”则道：“马先生也知此画‘来源不详’，但以像主形貌瘦削、目光炯炯等外形因素，就判定是‘最正确、提供足够细节’的‘真像’，如此推论是相当主观而大胆的。”

“沈文”经探查，在台湾前海军军史馆馆长沈天羽先生的协助下，发现这幅所谓《沈文肃公真像》的原件收藏在台南的郑成功文物馆，认为庞百腾书中的照片应是摄自此处。

“本件画像高156公分，宽37公分，纸本，彩色水墨画。画以浅褐为底，像主端坐太师椅，头戴深褐毛皮暖帽，身着黑色毛里团花开襟袍服，蓝色下裳，椅上覆有虎皮椅垫，虎纹斑烂，指爪俱全，是一幅笔触十分精细的画作，可惜已有脏污、水渍，并且黄化、脆化，保存状况不尽理想。在馆方资料里，本件序号0685-1，年代与来源均无注记。换言之，虽然‘来源’已明，仍是一幅身世‘不详’的画作。”

“沈文”中称，纸张鉴定专家陈文钦认为此画“大概50年以上了”，保守推断应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作品。他们还惊奇的发现，画中“‘沈文肃公真像’字其实不是画作的一部分，而是另外以宣纸浮贴在画作上方的一条‘横额’。”

“沈文”中指《沈文肃公真像》的上方横额是另纸黏贴

“沈文”进一步分析，认为这类为纪念去世先人所绘的祖先肖像画（亦即用于祭祀时的“喜神”），“往往有固定的图画布局，例如太师椅、虎皮垫、端然正坐的身体、显示尊贵的官服”，“画上不同的脸就可以了”。

“而祖先肖像画的特征之一是重视衣冠品级，学者已指出‘喜神的服饰一般按生时的品服’，这是为了彰显祖先功绩，夸耀族党乡里，发子孙虔敬之心。如果‘丙图’确实是沈氏肖像，怎可能不绘上象征身份的头品顶戴、朝珠补挂，却仅如一般仕绅穿着黑缎团花长袍呢？因此，由像主的服装来看，也难以令人相信画中人物就是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沈葆桢。”

“更进一步，这幅‘丙图’的绘制年代显然也晚于沈氏。……有几个明显特征证明这是较晚之作，其一是此画所用纸张并非传统宣纸……是相当晚近的图画纸，纸质可能厚达250磅……其二是这幅画已参用了西洋画法，全幅画像虽仍是以线条和色彩为主的中国传统技法，但面部已参用西洋绘画的光影变化，以‘擦笔’（炭精）画法或矿物彩呈现面容的局部阴影，才会显得轮廓分明，深目高鼻、目光炯炯，这是清末民初肖像画的流行画法。”

脸部采用西洋“擦笔”画法的“丙图”细部

因此，“沈文”断定“丙图”绝非沈葆桢真像，而是“一身份不明的男性肖像”，且由布局、画风、纸张看来，应是二十世纪后以炭精画法绘制脸部的一幅祖先肖像画，很可能是台湾本土产物，是“台湾某位仕绅的肖像画”。

“至于何时黏上横额而与沈氏建立了关系？目前已无可查考，沈天羽先生认为当是光复以后，在复兴中华文化的时代氛围下，为强调民族思想，于是将某张不知名（或有人以为是沈葆桢）的肖像加上了‘沈文肃公真像’横额。”

沈天羽先生认为：“一般画像不会这样大剌剌的写着‘这是真像’。”“如此强调其‘真’，适足以说明其‘不真’。”“沈文”中如此分析。

丁

丁图：沈文肃坐像

图片来源：

《紫光阁功臣小像并湘军平定粤匪战图》

上海图书馆藏

沈丹昆摄于2012年1月19日

“马文”从彭鸿年的《紫光阁功臣小像并湘军平定粤匪战图》（光绪庚子年点石斋刊本）中找到了可以佐证“丙图”个子瘦削、两颧高、鼻子挺等面貌特征是沈葆桢的“丁图”。作者写道：

“关于沈葆桢容貌的描写并不构成论据之不足，因其健康长期不佳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沈葆桢痼疾繁多，经常为病痛所苦……”

“‘丙照’‘丁照’的容貌和沈葆桢长期健康不佳的记录，三者是相吻合的。这里有一不能排除的可能，即‘乙照’是家族所传之物。那么如何解释乙、丙两照像主体格和容貌之差异？假如‘乙照’画的确也是沈葆桢，合理的解释当是家族要求把像主画得够健康，够丰满，因而颧骨也就没有那样显露，鼻子亦变得横扁了。”

“丁图”中沈氏端坐书案旁，手持书卷，有案头茶盏、地下盆花，左侧还有两个小童整理书架，若非右上角隶书注明“沈文肃”，以及上方32篆书铭文概括了其一生的功业，几乎让人以为这是一幅文人书房消闲的行乐图。

“沈文”考证上海图书馆藏的《紫光阁功臣小像并湘军平定粤匪战图》后，发现“丁图”与前引“乙图”官服立像其实是同属1886年慈禧太后下令为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匪乱事的功臣

绘制的图像，后收藏于紫光阁。

这批图像，除了战图以外，每位功臣还分别有“正立”的“冠服”（“朝服”）像及“戎装”（或“行装”）像。“沈文”认为，“乙图”便是朝服立像，“丁图”即是小像。

“沈文”详述了紫光阁绘像一事，并根据《申报》及曾国荃书信等相关资料，确定“丁图”是主持《点石斋画报》的吴友如所绘，后收入《吴友如画宝》之中，而“乙图”也是当时吴友如团队的其他画师所绘。“两幅画像成于沈葆桢身故之后，虽为朝廷荣宠，却不是其容貌写真。”

戊

戊图：夫妇坐像

图片来源：

沈祖湜（沈冬之父）收藏

沈冬摄于2013年6月29日

“马文”用“戊图”，即台湾省立博物馆的一幅沈葆桢与其妻林普晴（1821—1873，林则徐次女）的双人画像中，与“乙图”具有相似面貌和体格的沈葆桢，来佐证“画师满足家族的要求当是合理的解释”。

“沈文”却指出，“戊图”的夫妇合像，其实是“家族之物”：“笔者闻之先父，这张画像是沈氏的孙子沈成式请人所绘，精印数十幅分赠家族中人，先父家中也悬有一幅。”

“此画右侧有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题词，上款‘沈文肃公暨林夫人遗象’，下款‘后学张元济敬题’。此画原作者不详，据先父告知绘制时间大约在1933年重修《武林沈氏迁闽本支家谱》之时。因重修家谱，所以起意绘制先人图像，是非常合理的。”

“沈文”作者还发现1935年上海《青鹤》杂志中曾刊出此图，只是没有下方张元济的题字，据此，“可知此图绘制必定早于1935年，算来这幅画像的出现，已是沈葆桢去世的半世纪以后了。”

己

己照：侧坐照片

图片来源：

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ion

沈冬依台湾大学藏1893年原版复制

“己照”出自法文著作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ion（《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以下简称L’ile Formose）。此书出版于1893年，作者自序落款为1885年。作者是法国人Camilla Imbault-Huart，中文名为于雅乐，曾任法国驻广州总领事。

此书页152-153中间有一幅官员侧坐照片，与“甲照”几乎一模一样，但照片下方注明的是“Chen Pao-tchen, Commissaire impérial à Formose en 1874”，右侧并有“Phot. Berthaud, Paris”等字。

“马文”认为“己照”的图像说明是错误的，这与“甲照”一样都是徐润芝的照片，且认为“甲照”和“己照”是采用冲印自同一底片的照片。

但二者却有好些明显的异同：“（一）台灯和墙上挂的字幅，‘己照’都清楚得多。（二）像主左侧的室内背景，‘己照’也多了不少。（三）‘己照’删去像主的右脚，两脚前的地板也就收不进照片内。（四）在‘甲照’中，像主两脚清楚可见，照片内连两脚前的地板也包括不少。（五）两照中所见像主衣服的褶皱完全一样，丝毫无别。”

“马文”如此解释二者异同的原因：“于书中的那张照片并非取自早十七年出版的《远东》，而是两书先后采不同方法来利用冲印自同一底片的照片；《远东》每册用原照片来粘贴，于书则用买来的一张照片来制版。而两者均称为原始照片。”

“马文”认为，正是因上述两书所载照片的这些异同与其各自不同的说明，“分别衍生出日后那些广泛流传、品质却参差殊极的所谓沈葆桢照片来”。

“沈文”也分析了“甲照”与“己照”的异同：“仔细比对‘甲、己’照，看似同一人，同一姿势，同一表情，同一场景，但其实两照并非同一张照片。首先，照片中的陈设已略有不同，‘己照’的茶几之下多了一落书，这就确定了两照绝对是两次摄影、两张底片。其次，图中人物的脸部角度也略有不同，‘甲照’侧身的角度更大一点，不如‘己照’脸部清楚（虽然角度只差一点）。其三，可能是曝光的程度有别，‘己照’背景的对联中堂都较清楚，而‘甲照’则是模糊一片。”

“沈文”首先从前后页的说明中，认为此书的标注未有差错：“观看前后页内容，叙述的是1874年日本派军进攻南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沈葆桢正是此时受命来台交涉的钦差大臣，内文与图片若合符节。”

此外，“沈文”认为，L’ile Formose作者于雅乐有扎实的学术背景——“于雅乐专精汉学，在中国任外交官多年，不但是位受过严谨学术训练的学者，对中国也有相当理解”，根据他撰作L’ile Formose的严谨治学态度，以及此书作为法军攻台参考的政治意义，“可以确定此书绝非草率苟且、草草成书的作品，其内容当然有相当的可信度”。

“沈文”进而提出：“于雅乐书中的这些照片，来历清楚、去向明确，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已超过百年，可谓珍贵史料。既然L’ile Formose 明白指出‘己照’是沈葆桢，以高第这位汉学家的学术分量、于雅乐身历其境的认真研究，……‘己照’应可确认是沈葆桢，当无疑义。”

高第捐赠于雅乐搜集图像之亲笔信，右页中有Henri Cordier签名，下方有Camille Imbault-Huart 名字。

“沈文”指出：“标注为‘Hsü-jun-chih Tsang-chiang’的‘甲照’如今收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本文对于其可信度却不予采认，理由很清楚。一、‘以文作武’是‘甲照’的根本错误；二、‘甲照’缺少了高第、于雅乐等汉学家的严谨考证；三、也欠缺由搜集到捐赠的清楚过程。因此，即使收藏于大英图书馆，其可信度与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己照’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沈文”作者在与台南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专任副教授王雅伦教授讨论“己照”相关问题时，得其协助，得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己照”原件数字图文件，称“这是两岸学界从未公开的一张照片”。

“己照”原件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片来源：洪世聪拍摄

“此图是台湾摄影学会洪世聪理事所摄。洪先生陪同台湾摄影前辈庄灵先生出访法国，透过王教授安排拜访法国国家图书馆，对方特别将L’ile Formose插图的原件取出，供台湾访宾参考，洪世聪理事眼捷手快，当即照下了这张沈葆桢原件。”

“据此，我们更可确认法国国家图书馆确实收藏了来自于雅乐、高第的资料。最值得注意的是，图片下方以法文标注了‘Portrait de Chen Pao-tchen,Commissaire impérial à Formose en 1874’，意即‘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之像’，王教授说：‘照片下面的字应该是当时于雅乐留下的笔迹’。可见于雅乐、高第等人，完全相信像中人物是沈葆桢。论述至此，‘己照’是沈葆桢可谓证据确凿，应无疑义了。”“沈文”中写道。

而“沈文”中还提供了“另一虽未必客观、却不可不提的旁证──沈葆桢四子沈瑜庆的照片”。

沈葆桢四子沈瑜庆（1858-1918），字爱仓，号涛园，官至贵州巡抚，著有《涛园集》。

“比较沈瑜庆此照与‘己照’，虽因正、侧方位不同，无从细较脸型五官，但两照眼睛部位十分相似，尤其眼神的专注沉静，可谓父子一脉相承，即此一照，要想否认‘己照’为沈葆桢，恐也不容易吧！”“沈文”中如此分析道。

“己照”与沈瑜庆照眼部比较

庚

庚图：头像

图片来源：

中华民国海军军史馆藏

沈天羽提供

“马文”中，未见“庚图”。这是“沈文”作者在《沈葆桢传略：附饶廷选传》里发现的。因为“此图正可显示图像之间因袭模仿的现象，因此列入讨论”。

“沈文”中追查“庚图”的来源，发现原件收藏于中华民国海军军史馆，据前海军军史馆馆长沈天羽先生告知，由来如下：

“海军军史馆这一张沈公图像是炭笔画，并非印刷品，和馆内其他类似人物炭笔画一起看，应该是当初在建馆之时一起描绘的。海军军史馆是民国49年（1960年）所建，比国内其他各军史馆还早，我推测这一张也是该时期的。……在馆内我看到另一张毛笔图，绘的是沈公和夫人，署名是张元济，这一张炭笔画的沈公和毛笔绘的是极相近的。我推测，这个炭笔影像的出处可能就是那一张张元济图。”

“沈天羽先生所指的‘张元济图’，显然即上文提到的‘戊图’夫妻合像。据此，这张图像应是1960年代之初海军军史馆成立时，主事者为海军重要人物绘制的画像，因为有其他风格类似的炭笔画像作为参照，可知必是同时完成的系列作品，而其根据的底稿大概就是1930年代的夫妻合像。”

结论

总述两位教授的观点来看，“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

“‘丙照’最正确，是能提供足够细节的沈葆桢真像（‘丁照’受形式所限，只是个轮廓而已）。‘己照’（以及更简单的‘戊照’）画的即使确是沈葆桢，像真程度仍不可靠。‘甲照’和‘己照’的像主是徐润芝，不是沈葆桢。那两张都是照片，而非绘画，根本不可能把经常百病缠身者拍摄成健康、丰满之人（那时的摄影技术和工具都很简陋，仅能办得到忠实地把事物摄入镜头）。”

而“沈文”则对此作出了反驳，得出了如下几点结论：

（一）“丙图”像主不可能是沈葆桢；（二）“乙、丁、戊、庚”图均为后世拟画，并非沈葆桢真容；（三）The Far East 的“甲照”不可能是武官“参将徐润芝”；（四）L’ile Formose的“己照”应是沈葆桢。

图文资料来源：

马幼垣《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六题》

沈冬《沈葆桢图像考论：追寻祖先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