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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德女王之施政与唐罗关系

新罗的第一位女王—善德女王，为新罗第二十七代王，名德曼，是二十六代真平王的长女，因真平王无子而即位。从善德以女性身份继承最高统治者位，而且是被新罗“国人”共同推立的情况来看，新罗当时在王位继承中性别因素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

善德女王在位共16年，通观其人生，主要事业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在新罗国家对外关系方面，集中处理与高句丽、百济以及唐王朝的关系；二是在推动新罗国内的文化事业发展上，而这两者又都与新罗、唐朝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善德女王以后直到武烈王（654—661）、文武王（661—681）两代统一朝鲜半岛，是唐罗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的奠基阶段又在善德、真德两位女王时期。

善德女王即位时正逢朝鲜半岛竞争激烈时期，新罗与百济、高句丽攻战不断。大致情况整理如下表：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善德女王时期新罗与百济、高句丽交锋近十次，贯穿善德朝始终，其中又以百济为最直接对手，给新罗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国力相对虚弱的新罗原本有两种策略加以应付：一是对高句丽和百济分别加以利用，如前面提到的借兵高句丽打击百济，但这一途径并不顺畅；二是争取“东亚之主”唐朝的支持，这一选择在朝鲜半岛外交回旋余地日益缩小盼清况下，成了新罗最为核心的策略。在纖女王一朝，新罗与唐的往来不断。

新罗早在唐立国不久即与之建立了臣属关系。善德女王即位后，也继续秉承这一传统，即位当年的十二月即遣使唐朝朝贡。据统计，善德女王共遣使入唐9次，其中正常遣使朝贡和贡献方物６次，派遣学子求学1次，还有两次为向唐求援。

朝贡和贡献方物分别为善德元年（632）十二月、二年七月、十一年正月、十二年正月、十三年正月、十四年正月。从时间分布来看，自善德十一年（642）以后，每年正月进行朝贡成为新罗与唐朝交往的固定模式。以这一时期唐朝与半岛各国关系来看，正是唐朝建立与朝鲜半岛完整藩属体系的时期，在经历了“藩臣”关系下的和平相处时期以后，到这一时期唐朝的目标开始转变为集中于打击最为强盛的高句丽、彻底稳定朝鲜半岛一事上。而唐朝的远交近攻对于长期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而且从上面所引资料来看，在善德女王十一年以前新罗应该还有在三国中平衡捭阖的想法在内一这一年冬季新罗向高句丽请兵对抗百济的行为即是证明，但高句丽借助新罗衰弱渔利的企图使新罗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的新罗应该全面转向联合唐朝之路。新罗在善德十一年以后开始与唐朝有稳定的朝贡往来应基于此。

这一点从新罗两次向唐遣使救急也可以看出。第一次在善德女王十一年八月，因高句丽想联合百济断绝新罗朝唐道路，孤立新罗，引起新罗的恐慌，善德女王派遣使者将此事告知太宗。第二年九月，新罗再次派遣使者，这一次遣使所保留下来的信息较多。据《三国史记》所载，使臣到达长安后，即对太宗提到高句丽与百济对新罗的进攻。虽然唐朝此时刚刚决定暂时隐忍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行为而并未出兵，但在善德女王十三年（644），唐太宗仍派遣相里玄奖告诫高句丽不要侵犯新罗。第二年五月太宗亲征髙句丽的时候，新罗也出兵三万助战。总之，新罗向唐朝积极地靠拢是符合唐朝远交近攻政策的，衰弱的新罗对于唐朝更为恭顺，更符合唐朝控制朝鲜半岛的需要，双方很快就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藩属关系。

在政治交往的同时，善德女王也十分注重与唐朝的文化往来，这一方面包括新罗与唐朝官方性的儒学文化交往；另一方面则是半民间、半官方性的佛教文化往来。

善德女王九年（640），新罗派遣贵族子弟前往唐朝，请人国学学习。当时太宗正大力推动儒学教育，扩充国子学，生员达数千人。新罗子弟人学，开启了新罗大规模吸收中原儒学文化的序幕。此后到神文王二年（682），新罗置国学等一系列发展儒学的举动均是以此为契机，为新罗儒学整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佛教文化被新罗广泛吸收则既有民间的僧侣求法，也有官方的派遣，而其中善德女王派遣僧侣前往唐朝学习佛法并大力崇佛，对新罗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善德女王五年（636），女王因病医治无果，于是在皇龙寺集僧讲仁王经，并许度僧100人，因此得以痊愈。善德女王时期也兴建了很多名寺，涌现了许多高僧＇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慈藏和尚。

慈藏大师是善德女王时期的著名高僧，本姓金，出身辰韩真骨苏判金茂林之家。慈藏对于新罗佛教最大的贡献在于新罗佛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其规范化。慈藏作为西行求法的著名高僧，其佛学造诣举国钦佩，而此时新罗佛教诸住持修奉“轨仪阙如”，于是朝廷大臣启请以慈藏为“大国统”，主管一切佛教僧尼制度。慈藏因“令僧尼五部各增旧学，半月说戒，冬春总试，令知持犯，置员管维持之。又遣巡使，历检外寺，诫砺僧失，严饰经像为恒式，一代护法，于斯盛矣”，其结果是新罗因此“国中之人，受戒奉佛，十室八九，祝发请度，岁月增至”。确立了佛教在新罗的意识形态核心地位。

善德女王时期的新罗之所以积极学习唐朝文化，其一，是想借助唐朝较为完备的政治体系和儒家文化体系来建立新罗国家政治、文化内核，以发展新罗，并以此向唐朝靠垅，对抗高句丽和百济。其二，之所以实施积极的佛教政策，也是出于借助宗教控制思想意识领域，保证新罗国家发展稳定、巩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同时还包含了维护善德女王女性身份因素的影响在其中（具体论述详后）。

虽然善德女王时期外患不断，但借助与唐朝藩属关系的逐渐巩固，以及儒学、佛教等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新罗国内的局势还是较为稳定的。总之，善德女王时期的新罗虽然不断遭到高句丽、百济的进攻，但因唐朝的一统和强盛也给了新罗以希望一通过借重唐朝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摆脱危机，这正与唐朝经营东北的方略一拍即合，于是双方的藩属关系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与频繁的政治往来相伴的是文化往来的高速发展，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儒学和佛教两个方面，这些对于新罗，乃至整个朝鲜半岛此后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善德女王是新罗与唐关系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二、真德女王之施政与唐罗关系

真德女王是新罗历史上的第二位女主，本名胜曼。其父为善德女王之父真平王的亲兄弟，故真德女王为善德女王的堂姊妹，也是最后一位圣骨新罗王。

真德女王在位八年，是唐朝与新罗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纵观真德女王的主要事迹：外交方面与善德女王时期相似，关键在于处理与唐、高句丽、百济的关系；而内部事务则主要是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进一步的“唐朝化”。

真德女王即位后仍然面临着百济和高句丽的军事威胁。如，真德女王元年（647）十月，百济兵围新罗茂山、甘勿、桐岑三城，大将金庾信经过苦战之后将其击退。二年三月，百济将军义直再次进攻新罗，攻取十余城池。真德女王再次派遣金庾信击退百济军。三年八月，百济将军殷相又攻陷新罗七城，经过十余天的苦战，金庾信以计大败百济军。此战新罗斩百济军卒近九千人，对于百济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故此后到真德女王末年，均再未发生百济入侵之事。

前面提到，善德女王时期因为借高句丽打击百济的希望破灭，故新罗集中加强了与唐朝的关系，所以真德女王在位的时候，与三国间的争战相伴，新罗更进一步密切了与唐朝的关系。从历史记载来看，真德女王向唐朝遣使主要有几个目的：一是作为藩属的例行朝贡行为；二是进献某些特殊的物品；三是出于一些特殊情况的信息沟通等。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从以上的遣使频次来看，真德女王在位的八年时间里共向唐朝派出使臣八次，平均每年都有一次。与这种密集的使臣往来相符的是唐朝与新罗藩属关系的日趋巩固，而这是真德女王时期唐罗交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真德女王二年（648），邯帙许出使唐朝之时，太宗即遣御史责问新罗自行年号，而没有依照藩属的责任奉行唐朝正朔。邯帙许回答说：因中朝一直没有对新罗颁行正朔，故此才使用自己的纪年，如果“大朝”有命，“小国”又怎敢如此！奉行宗主国正朔是两国藩属体制建立的重要一环，新罗自行年号反映了其对唐朝某种程度上的游离，说明双方藩属关系存在问题。《三国史记·真德女王本纪》论中评论此事：“三代更正朔，后代称年号，皆所以大一统，新百姓之视听者也！是故苟非乘时并起，两立而争天下，与夫奸雄乘间而作，觊觎神器，则偏方小国，臣属天子之邦者，固不可以私名年。若新罗以一意事中国，使航贡篚相望于道，而法兴自称年号，惑矣！厥后承愆袭缪，多历年所，闻太宗之诮让，犹且因循至是，然后奉行唐号。虽出于不得已，而抑可谓过而能改者矣。”但在此时，新罗也并未立即施行唐朝年号，而是迟至真德女王四年（650），正是史臣论中所谓“承想袭缪多历年”之事。这应该是此时唐朝正逢太宗、高宗两朝接续之时，不遑颁给新罗年号。到了真德女王四年六月，在遣使告知唐朝击败百济进犯之事的同时，真德女王又遣金法敏向唐朝进贡所作织锦“五言太平颂”，以歌颂唐朝的文武功业。唐高宗对此极为高兴，改封真德为“鸡林国王”，加封法敏为太府卿。拜根兴曾分析金法敏此次告捷、举讼百济言辞中“增强了自信和坚强”，导致唐朝调整了半岛策略。而真德女王的太平颂中有“幡旗何赫赫，钲鼓何镗镗。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的诗句，则又体现了新罗将唐朝奉为东亚宗主，可以对“违命”者钲鼓征伐、降其“天殃”这一权力和威势充分认可的较低的外交姿态。这与金法敏的表达一刚一柔，获得了较理想的效果。也在这一年，新罗才开始正式实行唐朝永徽年号，标志着唐朝与新罗藩属关系的完全确立，对于唐罗关系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真德女王时期与唐朝交往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唐朝文化的大量借鉴和吸收。其中包括了文化教育、政治制度、服饰礼制等内容，可以说开启了一个全面“唐朝化”的时期。

真德女王二年（648），金春秋出使唐朝，请求前往国学观释尊及讲论。太宗许之，并厚赐之。此后在宴席上，金春秋又请求改换中原章服，太宗于是出内府珍服赏赐金春秋及其从人，并加授金春秋特进、其子文王为左武卫将军。金春秋为了表示其忠款，上奏以其子金文王留在长安宿卫。到了三年正月，新罗正式开始施用中原衣冠。而根据《三国史记 ·杂志第二》的记载，这一年的改换服制只是男子，妇女服制的改变则要到文武王四年（664）才得以实施。服饰的改变显示了新罗对于唐文化礼仪的向往。

而前面提到的真德女王向髙宗进献五言太平颂是一首五言律诗，内容是：“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契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谐日用，抚运迈时康。幡旗何赫赫，钲鼓何镗镗。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风疑幽显，遐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皇。”可见真德女王的汉文化修养，是新罗一直以来对于唐文化吸收的反映。

除此之外，真德女王在位期间还在内政上有很大的举措：其一是职官制度的完善。二是在礼仪规制上的发展。政治改革是为了强化王权、巩固统治的需要，其中大量借鉴了唐朝的政治职官制度。如，所设执事部为国王秘书机构，所行之事与隋唐中书省基本相同。而礼仪制度中，真德四年（650）四月，命出身真骨为官之人执牙笏。新罗骨品制中，“官制的高低是以骨品的高低为依据。不同的头品可以担任哪一种官职有严格的限制，骨品越高擢升的官位也就越高，反之亦然”，而隋唐则有“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之制，真德女王以真骨出身官吏执牙笏，其实就是对唐朝礼仪制度的借鉴。此外，五年正月朔，真德女王在朝元殿接受百官朝贺，此后这一制度成为固定礼制。而每年元正之会更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即为中原王朝所坚持的重要制度，也可知真德女王确定朔日“贺正之礼”的来源。

纵观真德女王在位的八年，唐罗关系发展较之善德女王更进了一步——完成了与唐朝藩属关系的完全确立，同时又大量借鉴了唐朝政治制度和文化内容，在巩固新罗国家政权和发展与唐关系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新罗能够最终借助唐朝力量统一半岛奠定了基础。而真德女王也因其促进唐罗关系发展的功绩得以位列太宗昭陵十四蕃君长之列。

三、真圣女王之施政与唐罗关系

在善德、真德两代女王之后，新罗两百年间再未出现女王。但到了9世纪的时候，新罗又出现了一位真圣女王，也是朝鲜半岛各政权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女王。真圣女王的出现说明性别因素还没有被严格地执行于王位继承之中，这可以从真圣女王之前几代王位继承中的一些矛盾性说法中得到证实。如新罗第四十七代宪安王（857—861）死前提道：“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最终以外甥继承王位。但仅仅过了二十几年，第五十代定康王（886—887）死前则说：“孤……不幸无嗣子，然妹曼天资明锐，骨法似丈夫，卿等宜仿善德、真德古事，立之可也。”又是仅以才能选择女性作为王位继承人，是知新罗继承制度上的不确定性。

真圣女王本名金曼（一说“垣”），为景文王之女，宪康王、定康王之妹。于公元887年即位，在位共11年。

真圣女王在位时期已经是新罗王朝的末期，国内经济困窘、政局动荡，而真圣女王为了增加收入，派遣使者督促各地租税，更加剧了叛乱的发生。其时“盗贼蜂起”，其中大者如弓裔、甄萱等，一派末世之景象。

总的来说，真圣女王时期与唐朝的藩属关系在乱世中仍然得以维系，虽然有“会昌后，朝贡不复至”之说，但至少从新罗一方来看，对于唐罗藩属关系还是有着积极的态度的。据记载：真圣女王七年（893），新罗曾遣兵部侍郎金处海入唐纳旌节，因没于海而未能到达。同年又遣金峻为告奏使、崔致远为贺正使自陆路人唐，也因“比岁饥荒因之，盗贼交午，道梗不果行”。此后又曾遣崔致远人唐，但史书载此事“不知其岁月耳”。十一年（897）六月，再次遣使入唐，上奏禅位之事。从以上几次遣使可见，新罗还是在积极维系与唐朝的藩属关系的，只因此时唐朝、新罗均到了国家的末世，自顾尚且不暇，更遑论密切的沟通往来了。故自真圣女王以后直到唐末，双方基本上再无官方往来，为唐朝与新罗的交往画上了句号。

而对于真圣女王，虽然史籍记载中对于其秽乱后宫、任用面首乱政等行为有颇多微词，但从定康王言真圣女王有丈夫之相；真圣女王八年，崔致远进实务十余条，真圣女王“嘉纳之”，并拜授其阿冶之职；十一年六月，因国内动荡，下诏罪己，并准备禅位太子等事来看，真圣女王也并非全然昏庸之主，只是遭逢乱世无力回天，且志多不在此罢了。

真圣女王十一年十二月，在上奏唐朝准备禅位六个月之后，真圣女王未能等到唐朝的回复，卒于北宫。

四、余　论

新罗的三位女王分别处于,7世纪上半叶和9世纪末，而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唐王朝兴盛和灭亡的前后。其中，善德与真德女王对于唐朝与新罗藩属关系奠定，政治、宗教、文化交往都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而真圣女王作为新罗末期的国王，也是新罗对唐朝恪守臣节的最后一人，可以说三位女王代表了唐朝与新罗藩属关系发展的始终。三人出于新罗国家发展的实际考虑和对唐文化的向往，对于唐朝与新罗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此外，前面所述主要是新罗对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吸收，而在唐朝与新罗交往中，这一过程并不是单向的，新罗也同时向唐朝输出了其优秀文化一如乐舞等，只是本文所论只善德、真德、真圣三位女王时期，在这一方面来说并不明显而已。

在此要继续加以探讨的是有关新罗女王内外施政与其女性身份之间的联系。

前面提到善德女王以女性身份继承王位，虽然出身圣骨血统高贵，也得到了大多数国人的认可和拥立，但其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仍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如善德女王十二年（643），新罗使臣入唐申诉高句丽、百济侵凌之事，并请唐出兵，太宗即对新罗使臣提到解决新罗危难三策，其中第三策即指出“尔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失主延寇，靡岁休宁”，对于善德女王的女性身份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要“遣一宗支与为尔国主”，可见善德女性身份并不被唐看好。新罗高僧慈藏在长安太和池边遇到神人的时候，神人也提道：新罗“以女为王，有德而无威，故邻国谋之”的情况。《三国史记·善德女王本纪》论也说：“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位，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善德女王十六年（647），舭昙和廉宗等的叛乱，也是因为认为“女主不能善理”。可知新罗内外或多或少会把所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善德的女性身份。因此善德的内外施政除了寻求安全和发展之外，必然也与如何解决这种质疑有着天然的联系，具体的举措则主要是自身“神性”的构建。《三国遗事》将其神异之处归纳为“善德女王知几三事”：—是预言唐朝所赐牡丹无香，二是以虾蟇异象预言百济入侵，三是预言自己亡期及葬于“忉利天”中。这三件事中，第一件是表现其聪慧，第二件是类似巫术的神异表现，第三件则是基于佛教的整个神化女王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善德女王是借重佛教“众生平等”的宗教内核，尤其是西行求法新罗高僧所带回的信息使其作为女性的新罗王神圣化，以此合理化和稳定自身的统治。

除了葬于“忉利天”一事之外，据说慈藏在五台山之时，遇到文殊菩萨显圣，对慈藏提道：“汝国王是天竺刹利种王，预受佛记，故别有因缘，不同东夷共工之族。然以山川崎嶮故，人性粗悖，多信邪见，而时或天神降祸；然有多闻比丘，在于国中，是以君臣安泰，万庶和平矣。”而慈藏是得到善德女王批准前往唐朝求法，又因善德的上表，被唐朝厚赐回国的。从前后记载可以推断，善德女王有借重慈藏在唐朝的“镀金”经历，以及从“西方”带来的神异事件给自己的女性统治者身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依据一在女性身份无法改变的时候，依靠其“神性”身份使统治合理化。这就与慈藏借国主之力弘法的想法不谋而合，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此后的真德女王从记载来看并未受到普遍质疑，可能与善德女王的“铺垫”有关。而真德在位时期通过向唐朝献太平颂织锦的积极外交，获得了唐的政治支持，也应该对稳定真德的女主统治有一定作用。此前的唐罗交往中，基本不见新罗统治者的个性表达，真德女王的“特色”外交则在唐罗交往中充分表达了个人意愿，由此获得的“鸡林国王”封号是其得到唐朝政治认可的最好标志，对于真德女王来说意义非凡。

真圣女王是由于自身“天资明锐，骨法似丈夫”的优秀素质获得定康王支持而得以即位的。此外，真圣女王也积极于佛教之事，即位当年即于皇龙寺设百座听法；第二年又因病重赦免囚徒殊死以下，许度僧六十人，并因此得以痊愈；又曾命担任国王文翰撰写的崔致远为诸多新罗高僧撰写碑铭等，都显示出真圣女王对于佛教的推崇。但在真圣女王时期又看不到对其女性身份的质疑，因而崇佛过程中也就看不出与此相关的倾向。不过这也只是朝鲜半岛女性统治者的最后余响，随着宋明理学传人朝鲜半岛，女性最终在王位继承中被彻底排除。

【注】文章原载于《唐史论丛》2019年第1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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