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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听完兴奋地说：“五年收复整个辽东，朕不会吝啬一个封侯之赏，望卿努力。”内阁辅臣们听了“五年全辽可复”后无不对袁崇焕交口称赞说：“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明史纪事本末》）独独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并不相信，特意询问袁崇焕，袁崇焕竟然以“聊慰上意”作为回应，我没事就是逗皇上开心而已。

如此重大事情，被袁崇焕如此调侃，让许誉卿脑袋“嗡”一下，问他说：“到时如果按期责功，怎么办？”袁崇焕才意识到“玩笑开得有点大”，于是不断向崇祯帝提出各种要求。崇祯帝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需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五年平定辽东就行。

深知袁崇焕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浪对”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对崇祯帝上疏暗示说：“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臣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截堵，攻城不能入保，应按律逮捕。”崇祯帝看后表示同意这种约束大臣的严肃性，后期袁崇焕的作为惊人地如同许誉卿的预料那样发展，但崇祯帝此时并没能知道“袁崇焕逗着玩”的言论。

此后的“乙巳之变”后，袁崇焕赶到河西务，与手下商量前往北京进行弹压。副总兵周文郁反对说：“大兵宜迎击敌军，不宜入都。”接着说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布置失措，结果本来应该挡住后金人马于蕲州到通州一线，展开决战，却最终弄成了“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了北京城下，急着带着喇嘛要进城躲避。当时还有民谣讽刺说“投了袁崇焕，东人跑一半”（《国榷》）。

面对局势越来越不利，袁崇焕开始对曾经“嬉皮笑脸闹着玩的言论”的“五年复辽”许诺感到害怕。不仅没平掉辽东，相反让皇太极的部队追到京城。在接到崇祯帝召见的命令后，袁崇焕穿着青衣戴着小帽进宫。见到朝臣，他极力形容敌军势不可挡，希望由朝臣提出城下之盟，促使后金撤退。甚至说：“东人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吓得户部尚书舌头伸出久久不能缩回（《烈皇小识》）。

崇祯帝深信其已投靠皇太极，故意做出慰劳样子，还将自己的貂裘大衣脱下来给袁崇焕披上，并简单寒暄几句。当袁崇焕提出将部队引进德胜门休整时，崇祯帝迅速予以明确拒绝（《国榷》）。随即崇祯帝对京城进行布防，防止意外发生，在全部做好准备后，再次宣召袁崇焕。见到袁崇焕，崇祯帝突然变脸：“着锦衣拿掷殿下。”锦衣卫蜂拥而上，将袁崇焕朝服脱去，押解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着手进行审讯（《明季北略》）。

袁崇焕的心腹爱将祖大寿目睹督帅被抓，大为惊愕，吓得浑身发抖。一旁的大学士成基命看到祖大寿的状况，立即磕头请崇祯帝慎重，并说：“敌在城下，非他时可比。”帝不听。有的辅臣劝谏，对崇祯皇帝晓之以理：“临敌换将，兵家所忌。”崇祯帝已经被气得崩溃，下了狠心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烈皇小识》）。

在崇祯帝的眼里，自己寄予厚望的袁崇焕一直在忽悠自己，在袁崇焕处死毛文龙时曾发誓说：“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剑）以谢尔。”并在给崇祯帝的奏疏中信誓旦旦地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烈皇小识》）孰料五年非但未能打退后金兵，竟被打入城下。多年后，学者张岱对袁崇焕所作所为提出了强烈批评：“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矣。”

二、袁崇焕为什么非要杀毛文龙？二人到底结下什么冤仇？其实只是一山不容二虎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刚刚被任命的督师袁崇焕以阅兵为名，乘船来到毛文龙所辖区域，邀请毛文龙观看操练。在见到毛文龙后，袁崇焕以突然袭击方式逮捕了毛文龙，并历数毛文龙所谓“十二大”罪状。什么“夜郎自居，专制一方”“冒功欺君，无汗马之劳”等等，于是在未向朝廷汇报情况下，袁崇焕就将毛文龙擅自斩杀。毛文龙早年家贫，为人志气宏远，30岁之前他还是个没有工作的闲散人员，那年听说关防紧急他就“密走关宁，查山川形势，打算寻找机会，然无卒如何”（《袁崇焕资料集录》）。

他的舅舅看到外甥如此有抱负，于是向辽东巡抚王化贞推荐，称赞他：“奇才也，慷慨多大略，且究心时事久矣，试与之一旅，必能为国效力，成功名。”（《明末纪事本末》）于是王化贞看在老朋友面子上，特授予毛文龙都司职位，“临出鼓吹，簪以花，亲易其所衣拱揖上马”。毛文龙激动得哭着磕头，以致折断了身上的革带，发誓说：“所不矢死以报国者，有如此带。”（《明史稿》）

此后的毛文龙果然不负众望，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毛文龙率领197人渡海三千里，擒拿叛将，一举收复辽东半岛数百里，举朝轰动。当时就有人评价说：“清军强盛，所向无敌。明无一胜，大清无一负，独将军受事后，称稍稍敢仰视。”（《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此后随着战功积累，“数年间，屠杀万余奴，献俘数十次”。明朝高层对其表现十分满意，说他：“浑身是胆，满腹皆兵。”“好大将才也。”（《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此后，他升为练兵游击、总兵官、平辽将军、左都督并赐尚方宝剑。毛文龙个性鲜明，治军严明，在军中不贪不占，也不对任何官员俯首勾连，“于权要决不可馈遗，或送白银千两，须人参八百斤，公但如其银价报之，故怒之者多，亦以此致祸焉”（《明末纪事本末》）。

袁崇焕画像

那么袁崇焕为何被授予重权后就擅自诛杀毛文龙？据后世学者分析：第一，毛文龙在清军内部打进了许多间谍，打听到袁崇焕与清军秘密谈判的消息，杀毛文龙意在灭口。第二，毛文龙性格倔强，个性鲜明，在听从袁崇焕调度时，是否存在居功自傲？当初袁崇焕离京赴任时，阁臣钱龙锡担心毛文龙“未必可能力”，袁崇焕随即就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明实录》）凑巧，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加快了袁崇焕的行动。史载：崇祯帝继位后，“文龙亦忌惮帝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于清，愿捐金二百万，易金、复二卫地，奏恢复功，邀上赏，已成约矣。”（《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袁崇焕得知后怕毛文龙抢了首功，于是出更高的价钱，但清军非常注重盟誓，坚持不可，强之再四，依旧没有进展，袁崇焕身边人献策说：“今唯有斩毛文龙耳，在清不为负约，在我可以收功。”于是袁崇焕急不可待地斩杀了毛文龙（《明实录·崇祯实录》）。袁崇焕斥责毛文龙时颇能看出急于处死他以夺走军权的迫切的心情：“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是一个首将。”并信誓旦旦地说：“今日杀毛文龙，本部院若不能恢复全辽以还朝廷，愿试尚方剑以偿尔命。”说罢将毛文龙斩杀。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此后兵临京都的“己巳之变”。抛却具体原因，从根本上来讲，袁崇焕就是要集中一切权力，古老的“一山不容二虎”定律对此非常贴切。

三、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崇祯帝误杀袁崇焕，大明的城墙彻底倾塌

1630年3月16日下午，崇祯帝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内阁辅臣等大臣，商议处理袁崇焕问题，然后持续在平台召见内阁、六部以及大明的所有调查机构，涉及部门之多，为处死辽东总督袁崇焕全面做出准备。崇祯帝对众多臣下说：“袁崇焕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率，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等兵临城下时，又偷偷带着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崇祯实录》）他气势汹汹地历数袁崇焕几大罪状后，问群臣说：“卿等已知之，今法司罪案云何？”大臣们都低头不语，崇祯帝正式宣布对袁崇焕的处理决定：“依律磔之。”

就是最酷的剐刑，将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最终受刑者在极大痛苦下渐渐死去。“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石匮书后集》）还有的人拿起袁崇焕的骨头，用斧子剁碎，最后骨肉全无，剩下一个人头，传给各地方守卫。

至于袁崇焕家人，崇祯帝说：“依律，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末了，崇祯帝又问：“诸臣有没有想说话的？”内阁辅臣赶忙说：“其罪不宥。”于是崇祯帝下发刑部侍郎前往监刑的旨意后警告群臣说：“诸臣欺罔蒙蔽，从没收到你们任何举报，从今后要洗心涤虑，从君国起见。”大小臣下连忙叩头引罪（《崇祯长编》）。

袁崇焕死后，他的兄弟妻妾被流放到福建，家财没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最终在明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沉的感叹：“当初，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最后崇祯帝又误杀袁崇焕，自此边事更无人可用，明亡的征兆已经决定下来。”（《明史》）

此后的长期岁月里，崇祯帝依旧如同救火队长一般，终日勤勤恳恳，却未见一丝成效。大明如同触礁的大船，在狂风巨浪中被颠簸得摇摇欲翻。

勤政、勤俭、反省，成了崇祯帝执政后期的日程常态，然而这些对于帝国来讲丝毫不起一点作用，大明的根子已经烂透了，二百多年的所有问题都爆发在这个时代，这是崇祯帝的巨大不幸。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王朝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关键阶段，面对内忧外患，崇祯帝召集内阁六部九卿等高级官员的御前会议时，忽然颇为感慨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三垣笔记》）

此前，崇祯帝得知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渡过黄河横扫山西，自登基以来，崇祯帝就急切地进行补救，希望大明能够在他疾风骤雨的拯救下能够起死回生。可是任凭他宵衣旰食，任凭他日以继夜，大明社稷的周围愈发动荡不安。除了不断的天灾人祸外，内有李自成，外有满洲兵的不断迫近，让崇祯帝隐约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绝非亡国之君能够做到。在如此高级官僚的会议上，作为帝国当家人抛出亡国论调，可见形势紧迫和内心深处的无奈和焦灼。

然而，在崇祯帝的身上有着一股惊人的坚韧意志力，他的自尊心极强，这也是他为何多次说出“何面目于地下”、自缢后也要披发覆面的原因。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时候，他的臣下还发现这位忧劳的皇帝一直还在模仿唐太宗，从书法和风度上力求以李世民作为模仿标准。当时的给事中孙承泽记录了崇祯帝书法的风采：“上书法唐太宗，此谕尤秀劲，当时摩勒上石。”（《思陵典礼记》）

崇祯帝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善于学习，不管形势如何危急，从未放下书本。某种程度上，他并非单独热爱读书，而是希望从经典里的祖宗之法找出挽救大明王朝的办法。“上喜读书，各宫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则随手批览。尝作《四书》八股文，以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咸诵焉。”（《明史》）

当时有个叫倪元璐的大臣，担任崇祯帝讲官之职，一次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借机向崇祯帝阐述加派赋税的害处。这在当时也是崇祯皇帝最遭人非议的辽饷、剿饷、练饷的三饷加派，以至于当时百姓怨声载道，并借“崇祯“的谐音，戏称他为“重征”。崇祯帝听了果然大怒，训斥他，倪元璐听了不急不缓解释说：“臣儒者，所陈虽是本头书生语，然不敢怀利以事君。”说得崇祯帝一时语塞。第二天，崇祯帝竟然对着内阁辅臣的面向倪元璐表示歉意：“讲筵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之言朕甚悔之。”

除此之外，崇祯帝心底还是希望在其不断努力下，能够挽回大局，在册封皇太子后，更是苦心孤诣对其教育。一次与内阁辅臣议论到太子教育的问题时，他郑重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他亲自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和其身边人员管理条例，甚至细化到不得离间和结交，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动非礼等细节上。当臣下读完这八条规定后，特意问崇祯帝：“戒饬官属，是内是外？”崇祯帝颇为感慨动情地说：“是内员，此朕亲经历的。向朕在慈庆宫住，得知此辈情弊，专行离间，朕朝皇兄熹宗，并不交接一言。先帝朴实，被他蒙蔽。”说到伤心处，崇祯帝竟然流出眼泪。紧接着又对太子身边的服侍人员和伴读都一一作出安排。

越到最后，崇祯皇帝对自我约束越来越严格，甚至近乎于苛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长期斋戒计划，穿布衣吃素食（《明史》）。为此他发布了一道谕旨：“朕念皇考皇妣，终身蔬布。”内阁辅臣上疏劝说崇祯不必如此刻薄对待自己，有的臣下甚至以为崇祯这是作秀而已。一直到崇祯十六年的时候，他还在坚持带头节约开支：“先自朕躬始，若祀典丰洁，仍旧不敢议减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无可议。”接着他又大量裁撤宫中吃用，减少宫女十分之三，自己的膳食开销减掉50%，后妃以及宫女太监减去40%和30%。这种大规模削减宫中开支目的在于带动地方上行下效，以此纠正奢靡之风和集中财力物力用于维护庞大军费开支。一个月后，当他知道内外大小官员未能按照他的标准依然“奢侈相高，贪僭嚣凌”，气愤非常，并再次重申“崇俭去奢，宜自朕始”的旨意。除了以前宣布的减去吃穿用度外，又宣布只有重大节庆典礼才可以使用金银器皿，其他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内外文武诸臣能够效仿，并要见诸行动。如仍置若罔闻，依旧奢靡宴乐，拜谒馈赠一掷千金，必将严惩不贷（《思陵典礼记》）。

崇祯帝在推进这项事情上果然能够做出严格表率，只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运作改变帝国风气比打一场胜仗更难，这样的时候，这个当家人以一人之力苦苦求索。甚至他将万历年间宫中所储存的上佳野山参，去换回几万两银子贴补国用。有一次他在讲筵，发现自己所穿的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边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感动得一旁的官员为之流泪。崇祯帝的后宫风气较为端正，因为他平时不苟言笑，对身旁人很有约束力，这些后宫嫔妃们都能和他一样吃粗茶淡饭，穿着布衣。“宫中常服布衣，茹素食，与先帝同尚节俭，一切女红纺织，皆身自为之。”

“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皙丰下，瞻瞻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尺，手笔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才，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绥寇纪略》）这是在崇祯死后，遗老们对其做出的高度评价，对其人格表示敬佩。对于崇祯帝的遭遇，历代史家均给予了同情和相对正面评价，《明史》更是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类似这样的对于亡国之君一致的同情和理解，在历朝历代实属罕见，崇祯帝若在地下有知，想必也不必非要“以发覆面”而羞见祖宗了。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8期

【黑龙江省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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