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任用贤能，尤重宰辅与地方官之选

推行新政，关键在得人，这是贞观、开元时期一条重要的政治经验。唐太宗一句话就说透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之治是任贤政治的果实，而开元盛世的出现，则是唐玄宗一如贞观果实，武则天时担任史官的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多士是指那些品行端正，有才能以国事为重又尽职尽责的百官。有了济济多士，才使得开元成“盛世”。一心效法先祖的唐宪宗在用人上不失贞观、开元之风，重视官员的德才兼备、真才实学。魏徴与唐太宗讨论用人时，魏徴说过一段话：“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唐宪宗把这也作为元和时期的用人准则。

古有“见人之善，若己有之”的说法。这是一种超越歧见恩怨的爱才观。把他人的优点看成是自己的，惟此才能真正做到惜才、爱才，并能与超越己才的贤能才干者和睦相处而相得益彰。因此，妒忌他人才能是帝王之大忌，隋炀帝是这方面的典型。隋的灭亡不是亡于国家没人才，隋炀帝本人既不愚笨也非无才，其因之一是隋炀帝的嫉贤妒能。史籍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天，隋炀帝作一首押“泥”字韵的诗，命众文士唱和，大家深知其德性，均假装押不好此韵，唯有薛道衡“迂”得很，所和之诗最佳，其中“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也就特别令隋炀帝忌恨。后来，薛道衡被处死刑。临刑前，隋炀帝还带着几分嘲弄的口气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还有一个叫王胄的文人，也和薛道衡一样“迂”，所作诗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超过了隋炀帝的《燕歌行》，结果也使隋炀帝心怀不满，顿生忌恨。王胄被诛时，隋炀帝同样幸灾乐祸地问：“你还能吟出‘庭草无人随意绿’那样的诗句来吗？”《荀子·大略》云：“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就是说一个人嫉妒朋友，贤明的朋友就不会同他亲近；君主嫉妒臣子，贤能者就不愿来辅佐了。对此唐宪宗处处以先祖太宗为榜样，爱才不妒才，发挥他们的作用。

唐宪宗非常赞同宰相裴度提出的“华夏安否，系于朝廷；朝廷轻重，在于宰相”的观点，注意发挥宰相的作用。宪宗元和时的宰相，按任相顺序先后是韦执谊、杜黄裳、袁滋、郑絪、武元衡、李吉甫、于頔、裴洎、李藩、权德舆、李绛、张弘靖、韦贯之、裴度、李逢吉、王涯、崔群、李鄘、李夷简、皇甫镈、程异、令狐楚、韩弘、萧俛、段文昌和崔植，计26人。这批人除皇甫镈、程异外都很重视个人品质的修养（杜黄裳死后有人揭发他受过一次贿，皇帝未追究），廉洁奉公，而且都是实干家。这26人中有16人出身于科举进士，如杜黄裳、裴度、李绛和武元衡等人，占宪宗朝宰相总数的61%，余下的除皇甫镈、程异以骗取信任上位外，基本都是凭政绩能力进入决策层成为政府首脑的。这就保障了政府首脑的高素质。由于唐朝宰相是一个群体，无独相，多人任相，同仁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保证了军政事务处理时的集思广益而少失误。因为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宪宗一朝涌现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宰相，像杜黄裳、裴度、李绛、武元衡和李逢吉等，都是一时之选，宰辅中之翘楚，以致一些野心勃勃的节度使为了达到长期割据一方的目的而对他们痛下杀手。元和十年（815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潜入京城，暗杀了宰相武元衡，另一宰相裴度被刺伤后侥幸捡回了一条命，而拼死相救的仆人王义则被刺客砍掉了一只手，此事成为唐朝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暗杀事件。

如果说宰相是高居于庙堂之上，不可能直接与百姓有交集，政策确定后，执行者也不是他们了。可地方官就不同了，中央政府再好的政策都离不开他们的贯彻执行，所谓“一部好经往往被和尚念歪”了的民间谚语，正说明了执行者的重要。如唐太宗往往把一些品格好有才干的官员姓名书于屏风之上，一旦何地缺官，唐太宗立马就会记起某人，可以出任某地某官或巡视某地。马周曾对唐太宗说：“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毛泽东读《唐书》，对马周的建议很是欣赏，称赞马周的上书建议是汉代贾谊《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唐太宗一生“孜孜求士，务在择官”。重视地方官人选，保证中央政策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执行是贞观年间行政的一大亮点，也是唐宪宗元和年间效仿并贯穿始终的一大亮点。宪宗注意提高州、县地方官的权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执行力。宪宗在诏书中说：“理天下者，先修其国，国命之重，寄在方镇，方镇其理，实维列城，列城为政，系乎属县。”从即位初，唐宪宗就重视加强州县长官的权力，规定地方长官直接对中央负责，州刺史不得擅见本道节度使，同时宣布废除年终本道节度使巡查州县的制度。这就大大调动了地方长官的积极性。由于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地方官可以不以地方节度使之意为意，而是常常以须得中央之命方可行事为由拒绝节度使的命令，节度使独立王国的权力受到遏制。地方官可以不再听取这些武夫们的颐指气使、唯节度使马首是瞻而扬眉吐气。为了斩断地方节度使对州县长官的控制，宪宗还注意从中央吏部等有关部门推荐名单中任命地方官，剥夺了节度使名为推荐实为自行任命地方官的权力。为了保证地方官廉洁奉公与服从中央，唐宪宗重视对各级官吏的考察，主要依据就是贞观年间形成的最完整的《考绩法》，称之为“四善二十七最”，其中就明确地方官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考核。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则是各类不同部门的工作标准。如“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是皇帝身边谏官的重要职责；“铨衡人物，擢尽人才，为选司之最”，是中央吏部官员的重要责任；“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是司法官员的重要职责，等等。在加强对地方官考察的同时，亦强化对地方官的监察，其做法手段除制度法令规定外，就是不定期、时常派中央官员巡视地方，发现问题随时上奏即时处理。这就实际上排除了地方节度使借考课之名控制州县长官。所有这些举措都收到了良好效果，既削弱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也使得元和时期的吏治既好于安史之乱以来的各个时期，也好于宪宗以后的各个时期。

三

求谏纳谏广开言路

重视用人的同时，为避免决策与行政失误，元和元年（806年）左拾遗元稹专门上疏对唐宪宗论述谏官之职的重要性，希望唐宪宗恢复太宗的谏议制度，尤其是正牙奏事制度。正牙是唐代皇帝召见群臣的正殿（安史之乱后在大明宫的含元殿），言官于此进谏，大臣在殿上与皇帝共议国事，称之为正牙奏事。此议引起唐宪宗的重视，从此注意求谏纳谏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重现了贞观时期的纳谏之风，成为元和中兴又一突出的内容。下令恢复被唐德宗中断的正牙奏事制度。之前是因为唐德宗不喜谏官当廷进谏而废除的，使得言官们丧失了向皇帝进谏的最佳时间和场所，无形中阻塞了下情上达的言路，朝臣们也就无法在朝堂上与皇帝共同讨论政事，时常造成决策失误、行政失误。正牙奏事制度的恢复，皇帝又经常可以听到言官们的谏言，政治空气宽松，言论自由度又高了，使得元和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敢于进谏、坚持进谏的大臣。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恢复正牙奏事制度的积极效应。元和四年（809年），大宦官、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负责修建安国寺，工程设计宏伟壮丽，其中一项是在寺前立一块高5丈余的“圣德碑”，歌颂宪宗皇帝的丰功伟绩。唐宪宗当然很高兴，命令御史中丞、翰林学士李绛为圣德碑撰文。不料李绛不但不写，还给宪宗上了一课，说陛下布行新政，革除积弊，天下百姓翘首“望德音”，现在却要竖一块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石碑，只能向天下人显示陛下胸怀不够广阔，《易经》说“大人与天地合德”，这不是文字所能写尽的，倘若可写，那是陛下美德有限。自古尧、舜、禹、汤、文、武等圣主明君，均无立碑自颂之事，只有秦始皇东巡时到处立碑，“扬暴诛伐巡幸之劳”，对这种无道亡国之君的做法岂能效法？请罢之！李绛进谏，言辞尖锐毫不留情。史载唐宪宗震怒，李绛却“伏奏愈切”。唐宪宗终于醒悟，接受了李绛的逆耳忠言，不再刻石立碑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君臣双方的态度都难能可贵，一个知错能改，一个敢于坚持，有唐太宗、魏徴之风。

正是宪宗虚心求谏、勇于纳谏，在这一时期涌现不少敢言之士。大诗人白居易写了不少揭露社会问题的诗，反映了农人的疾苦和无奈：“莫作农夫去，君应见自愁。近春犁瘦地，趁晚喂羸牛。数被官加税，稀逢岁有秋。不如来饮酒，相伴醉悠悠。”宪宗不以为负能量。白居易更以“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为官之道在朝廷上大胆进谏，尤其是写了很多规讽朝政的乐府诗篇，在宫内外广泛流传，他的讽喻诗常令权贵们闻之变色，却为宪宗皇帝瞩目而受到重用。

四

难能可贵的自知之明

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经过唐宪宗15年的“元和新政”，唐王朝确实是一番新气象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经过元和年间的一系列平叛，势力强大的剑南、镇海、魏博、淮西、成德、平卢和卢龙等藩镇都被平定，其他地方的藩镇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纷纷表态服从中央政令。至此，藩镇割据基本解决，唐王朝恢复了统一和相对的稳定，终于成就了“元和中兴”。在形势一派向好下，宰相裴度主持编撰文献，记述朝廷平定藩镇割据的伟大功绩。这功绩当然算在皇帝的头上，要记入史册。然而，唐宪宗此时却有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对他这样歌功颂德，天下人会以为这是出于皇帝的授意，是自我吹嘘，拒绝了裴度的建议，不再将皇帝作用记入史册。宪宗此举实在难能可贵。这次裴度记载皇帝的伟大功绩，与10年前宦官吐突承璀立“圣德碑”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元和新政带来的新气象还不足以夸耀。裴度虽然其貌不扬，却为人正派，不是阿谀之人，而是“将相全才”，被称为“中兴宗臣”。他为官几十年，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在文献中实事求是地记载皇帝在平叛结束藩镇割据中的作用，并没有言过其实，虽是颂扬，却无吹捧之意。可唐宪宗有着清醒头脑，并没有认为政治正确而自我感觉良好。唐宪宗在位15年深感自己远未达到贞观、开元之治的成就。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正是唐宪宗拒绝歌功颂德、载入史册的原因。

唐代20帝，一祖一帝十八宗，一祖是唐王朝的建立者唐高祖，一帝是亡国之君唐哀帝。其余十八帝中的太宗、玄宗、宪宗，被后世誉为唐代最杰出的君主，号称“三宗”。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作为的“三宗”之一的唐宪宗，竟然是被宦官杀害的，实在令人惋惜。这也说明做皇帝的未必就可以高枕无忧！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74期

【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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