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创

策划：邓玲玲

脚本：周绍纲

编绘：锄 头

来源：铲史官漫画

编后语：

高考“分数线”这个的问题由来已久，在科举制度逐渐成熟的北宋，司马光和欧阳修开了这个争端，历经了明朝，最后到了清康熙年间，才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一书中评论说：

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于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于覆实，以免谬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阳公之说为是。

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于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于覆实，以免谬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阳公之说为是。

民国学人邓嗣禹在《中国考试制度史》评论说：

分路取人，可以普及文化，而其为弊，文化低落之地，亦必照例取录。凭才取人，可以吸收英彦，而且为弊，多京师国学之人，鄙陋之乡难及焉。

分路取人，可以普及文化，而其为弊，文化低落之地，亦必照例取录。凭才取人，可以吸收英彦，而且为弊，多京师国学之人，鄙陋之乡难及焉。

与元人马端临民国学人邓嗣禹不同，笔者虽是欧欧阳修的老乡，但却更偏向于司马光的主张。在“唯才是择”与“逐路取人”的二难之间，更偏向于后者。原因无它，北宋时期，相对于江苏、浙江、江西等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属于落后地区，两地的考生并非天生智力低下，他们之所以学识不足，不过受到了当地经济水平的制约。

其实，关于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这段争论网上有很多，但基本是流俗地将两人的争论理解为南北地域之争，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司马光在《乞贡院逐路取人状》一疏中，不只是出于私心诉苦西北诸路（山西、陕西、河北等）录取名额低，同时也说了东南六路中的荆湖两路（湖北、胡南）的考生没有出路，还说了西南诸路（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考生全军覆没，指责了帝都开封府太过分了。

而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到了东南四路的士子的“取解”比率只有1%，而西北诸路有10%。这个细节透露出了，欧阳修也不仅仅是为故乡谋，也有基于公平选士的考量。

司马欧阳二人，或许各存些许私心，但大体是出于公义的，他们尽管主张不一样，但还都具有天下的情怀。我们不能只看到了前者，没有看到后者。哪怕看古人，也要多一份温情吧。

北宋一朝，东南考生长于诗赋短于经义（四书五经）。来自于江南西路的王安石，在考试内容上，却主张舍诗赋而取经义。这种超脱一己之私的气度，连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不免叹服。而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一疏中对王安石的反驳，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苏轼认为，从文章的角度来说，论文有用，诗赋百无一用，但从政事的角度来说，诗赋和论文都没什么用，因为论文也只是纸上谈兵。不能说写诗的人就没道德，写论文的人就有道德。而且，诗赋的好坏还有一定的考核标准，至少讲平仄韵律，但论文的好坏就很难考核了，因为四书五经都有注释，只要把注释背熟了就能写好论文。

令人讶异的是，苏轼在疏文中坦诚诗赋“无用”。他不同意王安石的是，一个人品质很难说与他习诗赋还是经义相关。

王安石是一个高尚的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辩论对手苏轼就是一个低俗的人。这或许就是古人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吧。南宋朱弁的《曲洧旧闻》载有一则佚文：

苏轼从湖北黄冈调到河南汝州，中途路过南京。王安石身穿村野平民穿的衣服在码头拜会，苏轼来不及戴帽子就迎接拱手说：“我今天怎敢穿村野的衣服来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仪怎是为我等设置的呢！”苏轼说：“我知道，丞相门庭之下用不着我苏轼。”王安石没有说话，但很热情地招待了苏轼游览蒋山。

这个小故事未必是真的，但或许体现了宋人对于两人的德行的认知。对于古人古事，如果细细勘之，会发现或许与我们原初印象的不一样，比如“八股”的由来。

经义、诗赋和策论，各有其教育、文学和政治价值，以其中一项取士，都有失偏颇，只有将三者融合在一起，作为取士的标准，统一在进士科，才能最优地选拔人才。而明、清采用的八股文，其实就是集经义（题出四书五经）、诗赋（对偶）、策论为一体的文体。王安石的“经义式”的小论文则是八股制艺的开端。

我们不能说，王安石最初就存害人之心，只不过是时移世异。

参考文献：

（宋）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宋）欧阳修《欧阳正公文集》、（宋）王安石《临川集》、（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李之亮《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美）贾志扬《宋代科举》等。

免责声明： 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环球物理立场。

环球物理

ID：huanqiuwuli

环球物理，以物理学习为主题，以传播物理文化为己任。专业于物理，致力于物理！以激发学习者学习物理的兴趣为目标，分享物理的智慧，学会用物理思维去思考问题，为大家展现一个有趣，丰富多彩的，神奇的物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